乱世浮生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第2部分-吉米小说网

　　

“和比战难百倍”（1）
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胡适的态度一直比较悲观，而他对中日局势的看法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由避战求和走向苦撑待变。在胡适看来，中日间的国力差别甚大，尤其是军队训练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优劣太过明显，“中国军队完全是太古式的军队”，“遇着现代式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庶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由此思路出发，胡适认为中国应尽力“避战求和”，走“外交路线”，“准备好了再打”。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信罗隆基，提出了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我的第二方案是从反面着想，另定四年的计划。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忍辱而不能得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于一战。”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也曾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今日当前大问题只有两项：一、我们如何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我们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十年的喘息时间。二、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息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此时期胡适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基本思路。
　　胡适忍辱避战思想的上溯时间很长，1915年，胡适留学美国时，日本以战争威胁中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国内学界反对袁世凯屈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抗议运动风起云涌，海外学子热烈响应，胡的同窗好友也纷纷卷入，主张对日作战，唯独胡适主张镇静处之，一时颇招物议。为此，胡适在《中国学生月报》上发表公开信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敢说，在目前的条件下，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地毁灭、毁灭和再毁灭。”胡适认为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便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这封公开信发表后，胡适的态度被当时的留学生们认为是“木石心肠不爱国”。就连后来，胡适的“我的小朋友”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也评价说：“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他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忍辱避战的基本理路在于实力的考量，而非对国事的冷漠，但青年胡适的理性精神达到如此程度，却又让人不由心生感慨，热血的年青人非要理性到如此程度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入敌手。得此消息，尽管胡适也是悲愤不已，但他还是反对抗战，主战与日和谈。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我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九一八”以后，胡适宣扬甘地式不合作主义，反对对日作战和对日绝交，主张中国政府应该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直接交涉东三省问题和善后，避免战争扩大。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读者（徐炳昶）给《独立评论》写信，希望《独立》的朋友联合发一个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如何？胡适在《独立评论》发表公开信回答徐炳昶说：“徐先生特别要知道我对于主战的意见，我可以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作战。……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　“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发，大家询问胡适对时局的意见，胡认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7月20日，胡适在庐山还在大谈教育问题，7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深谈国事，决定了两事：一、外交路线不能断绝，二、时机甚迫切，须有肯负责任的政治家担此大任。”7月31日中午，胡适赴蒋介石邀宴，蒋介石决定作战，说可支持六个月。张伯苓附和之。胡适心存忧虑，未作表态，临别时却对蒋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事后他说：“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miracle（奇迹），其难无比，虽未必能成，略尽心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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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比战难百倍”（2）
由于胡适在对日关系上的主和立场，使他在当时以及事后都饱受非议。但是，对于胡适的主和主张，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理解，不要把事情绝对化，认为在抗战期间凡是主和的就一定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或者是胆小怯懦的投降派。胡适的避战求和主张，其中当然带有胡适的书生气，但其中也不乏实力的考虑和理性的态度，对此，我们也可以见仁见智。然而，有一点我们必须认清的是：尽管胡适主张对日和谈，但他的和平主张并不是一味的妥协和退让，尤其反对无条件的议和。胡适曾在《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中评论说：“……无论如何我们决不应该自己首先跪下来承认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个世界拒绝承认的局面。”胡适的和平主张当然更不是出自于胆小怯懦，1935年6月，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说：“至于我个人的安危，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总算做了一点良心上无愧做的事，万一为自由牺牲，为国家牺牲，都是最光荣的事。我决定不走开。”
　　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胡适当时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主张竟然是两面不讨好。在国内，胡适的主和立场在群情激昂中自是饱受非议；而日本的民众和媒体也对胡适没有什么好印象，日本媒体经常对胡适冠以的头衔是“排日的煽动家”、“学生抗日运动的指导者”，这类头衔恰恰与国内对胡适的印象相反。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日本方面对胡适的态度。据天津《大公报》译载，1936年7月，胡适赴美参加太平洋学术会议，途中经过日本。对于胡适这样一位具有很高声誉的学者，日本学术界无论是出于真诚的尊重还是出于礼貌，都应有人前往迎接。但胡适踏上日本列岛的那一天，日本全国竟没有一个人前去迎接（天津《大公报》7月29日译载）。对比周作人到日本的受欢迎盛况，胡适的日本之行显得是多么的冷清。厚此薄彼，我们当然不能从两人学术能力和学术地位的高下方面去理解。事虽小，但能明理。
　　委曲求全，“全”不可存，忍辱求和，然“和”不可得。中日之间的局势越来越恶化，胡适处理中日之间关系的设想也注定只是书生之见和他的一厢情愿。1937年7月31日，胡适在给蒋廷黻的回信中，谈及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胡适认为当时中国已经没有了避战的资格，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思想开始出现变化。在信中，他说：“今日政府比廿四年（1935）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更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1948年l月l2日，胡适在此信后加了一个注：“此信似未寄出。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胡适的和平幻梦彻底破灭。至9月初，胡适审察世界情势，已经完全改变了主和的立场。从此，胡适抛弃了和平的梦想，走向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由避战求和走向了苦撑待变。
　　1938年7月30日在伦敦，胡适曾给傅斯年一信，提出“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8月13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大部分论国际形势。廷黻前有信来，其意似欲令孔肩负和议。此事是妄想。我故有长电，说我‘六载主和，然十个月来观察国际形势，深信和比战更难万倍……故我唯有咬牙苦撑。’”10月20日，他又向蒋介石电陈“和谈比战争更难百倍”的意见，反对和谈。11月3日，胡适复翁咏霓电：“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伏更是误国。”12月29日，胡适又在病床上致电汪精卫，反对他的和谈路线，其中说：“上月曾由翁咏霓兄详陈和战问题之鄙见。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实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胡适想用此电拉住汪精卫，但就在这一天，汪精卫在越南发布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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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逼上梁山”（1）
1938年7月20日，以非正式使节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的胡适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得此消息，胡适颇有些踌躇。作为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曾许诺士林二十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也总是劝他不要走上政治的道路；但是如今国难当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却又不能不勉力奔走。几经考虑，胡适还是决定坚辞大使职，并拟好请辞电文：“二十馀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回电交给朋友们看，遭到朋友的一致反对，朋友们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胡适陷入痛苦的抉择之中，直至7月26日，“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卸，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大意是：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胡适对实际从政，是有所保留的。一方面是爱惜羽毛，胡适的后辈朋友唐德刚曾回忆说：“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的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加入政府之后，不免成为政府的尾巴，反而失去了他做一个政府的诤友的作用和地位。胡适一生追求人格独立，言论自由，接受大使的任命，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独立和自由的背离。决定接受大使任命后，胡适的心情很不轻松。7月30日，胡适写信给傅斯年，信中说：“我自己受逼上梁山（指任驻美大使），你们当有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是日，致信夫人江冬秀说：过去曾发愿“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谈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谈政治’一句话是早就抛弃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今日以后的二十年，在这大战争怕不可避免的形势里，我还能再逃避二十年吗？……我只能郑重向你再发一愿：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去”。
　　1938年9月13日，胡适接获大使的任命电报：“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廷准免本职。此令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是夜，胡适感慨良多，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在9月24日给江冬秀的书信中，胡适也有类似的表白：“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接受大使的任命对胡适来说是牺牲个人的自由独立来为国家服务，这绝非矫情的饰词，而是真实的内心挣扎。他曾对少数朋友表示：“对我来说，进入政府工作，就如同一个矢志做单身汉的人结了婚，双方会失去许多自由。对我应该是惋惜，而不是恭喜。”当然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幽默和风趣的成分，不能太过认真，但这的确是一个妙譬。
　　胡适向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话，从整体上看，大抵是真心迹。鲁迅曾拿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做比较，这个比较的共同条件是“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在这仓库的门前，内隐涵丰的胡适定然是在门上贴一张这样的小纸条，书“内无武器，请勿疑惑”；豪气冲天的陈独秀则会爽然直竖一面大旗，直书“内皆武器，�

《乱世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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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浮生- 第2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