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山头敌阵，旗帜、敌军官、望远镜、指挥刀，历历在目”。经过激烈战斗，游击队突围而去。日军搜山，几度达于山洞，吆喝声、奔走声从洞口传入，“敌人三五自山头而下……大皮靴声音直从洞口过去”。梁漱溟等手扣枪机，待与敌一拼。而日军始终没有进入山洞，梁漱溟等人幸免于难。战斗结束后，梁漱溟到战地察看，只见日军和游击队员尸横遍野，悲壮至极。第三政治大队师生牺牲数百人，于学忠部方洪范师长阵亡。以后敌人仍不断袭扰，梁漱溟每天在山谷中行走，达一月有馀。
八个月的战区巡历，梁漱溟感慨良多，正如他所说：“我感受最深的是，正如毛泽东一年前在延安同我谈话中所说，无数抗日志士和广大民众这样不怕牺牲，奋起抗战，坚持到底，中华民族是一定不会亡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个结论有着充分的根据。”而在巡历战区中的所见所闻也让梁漱溟感慨万端，他在《旅途杂感》中写道：“（我）第一个感想便是中国老百姓太好。”他回忆旅途中所见，广大人民将自己的一切都无私奉献给抗战，战火洗劫了家园，亲人为国捐躯，老百姓“完全承认这是应当的”，“都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梁漱溟旅途的另一重要感想由沿途所见所引起，“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由此，梁漱溟评论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因此，他认为，乡村建设、乡村教育刻不容缓，必须长期坚持，“今后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从观察了内地社会真情以后，这一要求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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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1）
重庆上清寺新村四号，抗战时期这里是著名民主人士张君劢的公馆，此处占地面积较大，环境温馨幽雅。抗战时期民主人士常在此聚会活动，常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景象。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十多人相会于此，一时名流荟萃，气氛热烈。然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聚会，由在野名流聚集而形成的“第三势力”——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此诞生。
1945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民盟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影从根本上说，梁漱溟是反对组织政党的。在此之前，他认为政治家在道德上都是低劣的，政治家所玩弄的权术是道德低劣的表现。他早先所从事的乡村建设和各种事业都被他有意识地限制在超越党派的范围内，并力图使它们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和政治抱负。而为什么会在抗战时期发起组织一个党派？梁漱溟回忆说：“说到我自己，当时亦有一段记叙文字，颇能说明我参与发起组织民盟之动机和认识。这段文字是：‘党派不协，妨碍抗战，因又从一般朋友之后，努力团结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之组织，讫始于此。’”也就是说，梁漱溟等人发起组织民盟的目的在于团结国内各政治力量，一致抗战。梁漱溟何有此言？这里就不得不交代当时的政治局势。自1939年开始，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微妙。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并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国共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抗战初期全国团结抗战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九千多人突遭国民党军队袭击，除小部突围外，大部遇难，军部被毁，军长叶挺被俘。自此，国内政治形势更加急剧恶化。在此情况下，为使团结抗战的局面不公开破裂，梁漱溟等在积极奔走的同时，也希望能建成一个超然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之联合”，以便在促进国内团结中发挥作用。
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民盟没有能取得合法地位，也不敢公开活动。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有所风闻。他非常惊讶，并表示“绝不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上而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后经许多解释，才算蒙混过关。为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取得活动的合法性，民盟决定由梁漱溟以中央常委的身份到香港创办机关报，在海外建立起言论阵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逐步公开活动。尽管深知这一任务的艰难，但鉴于大家的信任以及对事业的负责态度，梁漱溟仍欣然承诺，前往香港。
1941年5月，梁漱溟费尽周折抵达香港。本来在重庆已商定好张君劢、罗隆基二人随后到香港协助梁漱溟工作，但不知是何原因，张、罗二人始终没有成行。办报的一切工作就都由梁漱溟一人筹备。梁漱溟在香港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聘请萨空了为总经理，喻颂华为总编辑，他自任社长，主持社务。梁漱溟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经费不足，经常不免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在最初筹备时，经费由黄炎培、张君劢、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五人各自捐出，合计只有港币一万多元，后虽有地方实力派人物刘文辉、龙云捐赠部分经费，但开办之初需用钱的地方很多，租房、注册、请律师、聘编辑、购纸张等，报纸没有出版，经费就已经告罄。面对入不敷出的局面，梁漱溟甚为焦急。一日，梁漱溟偶遇范长江（中共《华商报》负责人），范长江问起筹备情况如何？梁漱溟据实相告。闻此，范长江专门送来港币四千元。后来梁漱溟一位在美国的世交也给了他一笔数目可观的资助，报纸筹备工作于是渐有眉目。万事俱备后，仍有一事困扰梁漱溟，即报纸的名称。为此，梁漱溟专门去见范长江。范长江说：“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不仅在香港叫得响，而且在全国还要有影响。”从这一思路出发，最终两人商量取名为《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终于在“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正式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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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2）
梁漱溟在筹办和主持《光明报》的过程中自然也遭到了国民党的阻挠。梁漱溟到达香港不久，国民党就得知其办报的意图。为阻止报纸的问世，国民党派立法院副院长刘维炽到香港与港英当局交涉，但因《光明报》在此之前已办好了合法手续，已无法取缔。为了避免和减少麻烦，梁漱溟在报纸创刊前，听朋友劝告破天荒地购买了一些礼品，违心去拜访了香港新闻检查机关的负责人。这种近乎行贿的事，一向耿直的梁漱溟此前从未干过，但这次为了报纸，梁漱溟也不得不做这种他一向瞧不起的事情。在梁漱溟的生命中，这种事情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当时梁漱溟的心情。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在送审的《光明报》发刊词上，还是被开了“天窗”。从此，新闻检查机关就天天给《光明报》开“天窗”，有的文章被删节太多，以致文句不通，无法阅读。为此，梁漱溟去找那位负责人，负责人直接告诉他：这是奉命行事，因为上面有交代。他还说：“你们报上的文章如果发在别的报上，如《大公报》，可以不删。可是登在你们《光明报》上，就不能不删。”
《光明报》在香港创刊后，其首要任务就是向国内外公布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最大政治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并公布同盟的政治纲领。但同盟的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如果像其他文章一样于见报之前送检，肯定不会通过。如何才能在香港新闻机构的“特别关照”下顺利见报，一时成了难题。最后还是萨空了想出了一个高招，将两个文件在广告栏内刊出。因为按照香港新闻管理办法规定，报纸的广告栏是不需送检的。杜月笙像同时决定增加这一期的印数，尽量扩大这一期的发行量。1941年10月10日，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终于在《光明报》与广大读者见面，成立半年之久的民盟这才为海内外所闻。宣言和纲领发表后，香港当局立即到报社查询。报社拿出广告账目本，上面填写了早已编造好的刊登此广告人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收广告费用。一切手续完备，没有任何把柄。后来，香港警方按照登记的姓名、地址去查找刊登广告者，自然一无所获。
《光明报》发表上述文稿后，蒋介石十分恐慌，立即向香港的参政员王云五等人传话，令梁漱溟立即回重庆，被梁漱溟拒绝。后来，国民党###李石曾抵达香港，他带来蒋介石“盼梁回重庆一谈”的口信，并对梁漱溟说：“介公之于先生，亦犹先生之于介公，并无恶意。”对此，梁漱溟再次辞谢。最后，国民党搬出了青帮头子杜月笙，请他出马“动员”梁漱溟离开香港。有一天，杜月笙请梁漱溟饮茶，席间杜月笙对漫不经心饮茶的梁漱溟说：“重庆方面很希望先生能去重庆，蒋先生亦盼能与先生在重庆一晤，有什么主张尽可以当面交换意见，消除误会。”杜月笙还表示：“我们这些人素以信义著于天下，说话从来算数的，我愿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意即担保梁漱溟不会在重庆被蒋介石扣押。梁漱溟婉言拒绝了杜月笙的提议，表示他受民盟委托驻港，自应留港。杜月笙见无法说动，只好对梁漱溟说：“先生再好好想想，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找我。”
正当梁漱溟倾注他的全部心血在香港惨淡经营《光明报》时，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9日，香港被日军占领。在狂轰滥炸的炮弹声中，《光明报》创刊不到三个月就被迫停刊。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梁漱溟与范长江等人一路险象环生乘小船经澳门、台山、肇庆等地撤退到桂林。梁漱溟曾有信给其子，叙述离港回国的惊险经历。这封信后来被友人发表在桂林的《文化杂志》上。在信中，梁漱溟引经据典，声称他个人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乃至世界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他平时藏而不露的自负成了公开秘密。在信中，梁漱溟以一位拯救人类的圣人而自居，他坚定地表示，当今世界唯有自己是孔孟之学的继承者和复兴者，“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而阐明孔孟之学的思想和得失“此事唯我能作……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对于自己肩负的使命，梁漱溟表示，“‘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而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梁漱溟用近乎神的语气判定说：“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像的，乃不会有的事。”从梁漱溟这些近乎狂妄的表白中，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他，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或许我们看到的梁漱溟会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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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报纸取一个响亮的名字”（3）
事后不久，梁漱溟就迁到桂林郊外，开始写作他最长的巨著《中国文化要义》，而等待他的则是更多的人生传奇和说不完的话题。岁月悠悠，多少往事尽被雨打风吹去！
“在此生命无忧，入城可免受辱”（1）
1937年11月3日，此时的北平已经是寒气逼人，陈寅恪携家人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路。当是时，陈寅恪家累较重，孩子都尚年幼（三个女儿，流求9岁，小彭7岁，美延仅出生四五个月），陳寅恪夫妇与幼女夫人有病在身，自身眼疾治疗刻不容缓，但陈寅恪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流亡的路途。从此在整个抗战期间，陈寅恪便随红尘滚滚，转徏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当时北平、天津火车站风声均紧，平津亲日政权力阻文化界人士外逃。为安全乘火车抵天津，陈寅恪扮做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名、人名，以防走失。关于这段逃难的经过，陈寅恪的夫人唐筼在她的《避寇拾零》中有所记述：
“1937年11月3日早，我们携三小女及王妈、忠良等购得快车票出京。送行者有大嫂、大姐、蹇华芬等，别时伤心几哭出声。幸车站汉奸检查不严；车行甚快。到津住六国饭店。到天津者，以过了万国桥才算出了鬼门关。天津东站，俗呼老隆头者，由此也颇不易。我们一家总算侥幸平安出来，但几乎挤散。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9岁，小彭7岁），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但未达目的地，身心俱不安定。从叶企孙处领到部分薪水作路费。择定乘英商济南轮南下。由紫竹林搭大汽车至大沽口外上船。王妈决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