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观点和态度：“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
1945年8月，山城重庆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老舍自是喜不自胜。因“文协”公务，同时《四世同堂》也尚未完稿，老舍并没有马上复员，而是继续留在重庆。但老舍的心情并不平静，朋友们陆续离开重庆，每一次告别都引起情感波动。迢望北国云天，那里是他的生命之根，老舍心潮涌动，作《乡思》一首以抒怀：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馀年心愿半庭花。
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
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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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小传
老舍（l89923—1966824），中国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三部长篇小说，奠定了他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长篇小说。抗战期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一直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抗战期间，以团结抗日为题材，积极进行文学创作，代表作品有《残雾》、《四世同堂》（第一、二部）等。1946年3月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在美国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949年12月回国。回国后，先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先后创作了话剧《龙须沟》、《茶馆》等作品。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与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1966年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于8月24日投湖去世。
复杂与多面
哦，你一只大雕，你从哪里来的？
你在这铅铁的天空里盘飞；
这八达岭也要被你占了去，
筑起你的窠巢，蕃殖你的族类？
圣德的凤凰啊！你如何不来，
竟让这神州成了恶鸟底世界？
——闻一多：《长城下之哀歌》
闻一多像
闻一多是复杂的，也是多面的。闻一多首先是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热情似火的诗人为我们所认识的，《红烛》和《死水》堪称屈原《离骚》的馀韵，《七子之歌》、《那句话》蕴含了文人生逢动荡深沉的忧国情怀，《忘记她》、《也许》又是那般的温情和婉约……自美国归国后，闻一多先后至南京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任教。大学宁静的生活似乎改变了闻一多，他由一位诗人变成了一名纯粹的学者，开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徜徉。抗日战争爆发，闻一多安静的书斋生活被打破，他被裹挟进时代的急流。身为知名的诗人、教授和学者的闻一多，他徒步跋涉三千里，从湖南流亡到昆明。时代将他抛进颠沛流离的岁月，也让他真正的贴近大地，艰难的岁月悄然改变着闻一多。40年代闻一多走出了书斋，成为一位“前脚跨入这个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出这个大门”，敢于在敌人面前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和勇士。闻一多曾说：“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闻一多正是以自己的死，写就了自己生命的最后的、最壮丽的诗篇，“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了新中国”。对于闻一多的一生，好友梁实秋曾回忆说：“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一位‘斗士’。”朱自清也曾对闻一多的一生作过很好的分析和概括：“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梁实秋强调的是闻一多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朱自清则强调闻一多身上所存在的不同人格侧面，两人殊途同归，评价中都提及抗战对闻一多生命轨迹转变的影响。
闻一多无疑如一座山，他的热血激情和铮铮铁骨让人仰之弥高；同样，闻一多又是活生生的，在他的灵魂里歌唱的不仅有伟大，还有热情、质朴、有欲有爱，甚至还有平凡、落寞和孤独。
“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1）
我们可以这样说，从出生到抗战爆发以前，闻一多的生活一直都是比较优越的，他个人的生活道路也几乎是一帆风顺的。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的一个乡绅之家，我们完全可以想像闻一多少年时期的物质生活应该是比较殷实的，至少是不会经历贫困的生活。闻一多在这个乡绅之家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更重要的是，闻一多父辈的思想并不如一般乡绅家庭那般僵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闻一多的父辈指导闻一多报考清华学校这件事情上得到证实。民国初年，尽管社会风气已经有所改变，但多数乡绅对他们心目中的蛮夷之国还是存有戒心（清华学校的学生八年后可以直接入美国大学），只有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的家庭才会让自己的子弟入洋学堂。对此梁实秋就曾经评价说：“闻一多的家乡相当闭塞，而其家庭居然指导他报考清华读书，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闻一多也没有如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那样经历封建婚姻的痛苦，尽管他也于留美前夕成婚，但妻子为新式女性，闻一多对自己的婚姻也比较满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闻一多留美期间写给妻子的信中得到证实。留美归来，闻一多很顺利地在大学谋到教职，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相当不错。
1932年夏，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这是他大学教授生涯的最后归宿。清华任教时期，闻一多有很重的名士气，他的一位学生曾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一到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秒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在清华的五年，可以说是闻一多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清华时期，闻一多的薪水是三百四十块大洋，经济上足够敷用，不虑匮乏，生活也非常平静（当时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月收入大约为二十块大洋）。至于他所居住的环境，闻一多在给友人的信中描绘说：“四周围着常青树，爬墙虎爬在红砖墙壁上，书房窗前种着一丛翠竹，微风中不时给玻璃窗投下几片绿阴。房前的左右两块草坪，是孩子们嬉闹的地方，草坪中各有一大鱼缸，里面游动着良种金鱼。”环境甚为清静，宜于家居读书。这一时期的闻一多，可以说是几乎双耳不闻窗外事，完全沉浸在他的学术研究里，他一生的主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沉浸在学术中的闻一多当然对政治是疏离的，甚至是有几分不屑的。梁实秋曾谈起过发生在闻一多身上的一件往事：“有一天我和努生（罗隆基）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的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为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对于闻一多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不表同意，但联系罗隆基为闻一多清华时期的同学，他对老同学如此不留情面，几可说是尖酸刻薄，就足以说明清华时期的闻一多是如何的与世无争和埋头学术以及对实际政治的厌恶。从根本上说，闻一多对罗隆基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是非常不满甚至是有几分鄙视的。然而此时对政治的态度几可说是完全不同的闻一多和罗隆基在40年代却最终走到了一起，踏上了同一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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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2）
1937年，正是闻一多在清华任教满五年之时，按清华大学制度，教授任职满五年就有一年的休假，这一年可以出国，经费由清华提供；也可以在国内做研究，薪水照发。如果没有战争，正应该是闻一多生活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但抗战的爆发，打破了闻一多在清华大学平静而安详的生活。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闻一多妻子先行带着两个大点的孩子回武汉省亲，家中留下了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孩子的吵闹让一向不理家务的闻一多焦头烂额，加之随后传来的战争的消息，平静生活的安排被战争打破，所有的一切都让闻一多焦躁不安，闻一多在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中诉苦道：“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小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
事变伊始，闻一多并没有想到离开北平。“卢沟桥事变”最初，清华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感觉出它在中国历史天平上的沉重份量，大家都以为这和近年来中日间经常发生的冲突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通过谈判签约得到解决。闻一多尽管有担忧，但他同样有着这样的心理。事变发生后，直到7月15日，闻一多还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好了，现在计划是有了，要走，三天内一定动身，再过四五天就可到家。不过，最好时局能好转，你们能短期内回北平。万一时局二天之内更恶化了，那就根本走不动。不过照目下情势看来，多半不至如此。”跟大多数人一样，此时的闻一多感受更多的是中日战争爆发的紧张和愤慨，而没有想到这个事件将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多么大的影响，闻一多回忆说：“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记得教授们每天吃完晚饭，大家都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
7月16日，形势进一步恶化，日本拒绝了英国驻华大使的调停。清华园内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紧张，离开北平南行的人越来越多。7月19日，闻一多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离开北平南下。闻一多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延续八年，他总觉得这场战事一个月总能见分晓，所以离开北平时他只是携带了随身的衣物以及《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墟书契前编》两部书，其馀贵重钱财以及妻子陪嫁的首饰，他统统留在清华园委托司厨赵秀亭（保姆赵妈的丈夫）照应。清华校园内的闻一多雕像此时的闻一多也绝对没有想到，此次匆匆离别，竟是他与北平这座古城的永诀。在逃出北平的途中，闻一多遇到了自己的学生臧克家。臧克家看到闻一多只是携带着家眷和一点随身的东西，很疑惑地问：“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随口回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臧克家回忆两人此时见面的情况说：“很感慨，我很难过。”
闻一多性格极其敏感而又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闻一多对美国的态度上看出。尽管闻一多自中学开始就接受美国化的教育，24岁时便留学美国，但终其一生，他对美国的印象并不很好。在离开清华的最后一篇文章《美国化的清华》中，闻一多就对清华美国化的教育进行了近乎尖刻的批评，“现在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以对他讲。我说：清华太美国化，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