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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北碚老舍故居
跟大多数文人一样，“贫”和“病”在抗战期间也一直困扰着老舍的生活。尤其是在1940年以后，重庆的物价发疯般地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困难。老舍也不能不像在大后方的多数文人一样，年复一年地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也许我们中有人会猜测，抗战前老舍发表过那么多小说，抗战之后他也发表了那么多的作品，其版税、稿酬一定相当可观。即便是在抗战时期，不说他的生活是锦衣玉食，但起码应该能衣食无忧。但事实上，自抗战以后，老舍就拿不到以前作品的版税了。至于新写的宣传抗战的作品，更是拿不到稿费。老舍回忆说：“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像鼓词、旧剧等，本是为宣传抗战而写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对于重庆生活的窘迫，老舍曾在《八方风雨》中作过描述：“从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压迫。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1939年，为参加全国慰劳团，老舍咬牙买了两身灰布的中山装，准备远行。此后，这两身服装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老舍，因再也没有馀钱添置衣装，“下过几次水以后，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使我很像个清道夫。吴组缃先生管我的这种服装叫作斯文扫地的衣服”。对于那一段老舍和其他文人的生活，臧克家回忆说：“老舍住在北碚，但经常来开会。一有什么会议，茅盾也从乡下赶来，带一柄黑色小雨伞，胁下夹一个小包。他们上坡下坡都凭双脚，不坐轿子。每当会后，或逢年过节，大家家人一样，打打‘牙祭’，一起‘咂酒’，苦中取一点乐趣。老舍咂上几口酒，便感情来潮，高谈阔论。划起拳来，气壮声宏。平素，大家生活都极苦，香烟，下等的，还是单支买。到对面小饭馆里吃上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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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2）
老舍在北碚
1943年，老舍妻子胡絜青率三个儿女，千里颠沛流离，由北平辗转抵达重庆。亲人相聚自是让老舍欣喜万分，但一家五口的生活却又成了老舍不得不面对的沉重负担。老舍回忆说：“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注：老舍时居北碚）。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为贴补家用，胡絜青也得到编译馆谋职。“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子”。但胡絜青这个微薄的收入，在一年之后，也因三女小立的出生而中止。为了省钱，老舍甚至不得不打算戒烟戒酒，“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可是戒了三个月不行，没有香烟，简直活不下去”。说起烟，在重庆老舍还发生过一件趣事。有一回和老舍住在一起的何容由街上买回一种土产卷烟，很客气地让老舍一支：“尝尝这个，才一个铜板一支！有这个似乎不必戒烟了。”点上烟，两人细细品尝。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吸了四五口，蚊子往外飞，再吸几口，墙上发现臭虫，大概也要搬家，吸到了半支，何容和老舍都跑了出去。“看样子，还得戒烟！”
尽管抗战时期老舍的生活非常清贫，但我们看不到老舍对这种生活的抱怨，或许在老舍看来这种生活就是个人对抗战的一种承担。其实，老舍完全有条件改善自己的生活。教书，当编辑，到机关当职员，都有固定的收入，虽然也很艰苦，但总比纯粹靠稿费生活要乐观一些。朋友中不少人已经改行，也有人劝老舍改行，或兼职，并热心引介。但老舍都不为所动，仍然执着的拿着手中的那支笔，在老舍看来，笔就是他抗战的武器，也是他抗战的岗位，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他回忆说：“有许多去教书的机会，我都没肯去：一来是，我的书籍，存在了济南已全部丢光，没有书自然没法教书。二来是，一去教书，势必就耽误了写作，我不肯为一点固定的收入而随便搁下笔。笔是我的武器，我的资本，也是我的命。”在给友人的信中，老舍也说：“近来物价高涨，生活较前更为困难，不过非到万不得已时，我总不至于放弃作家生活，而去干别的营生。”
抗战时期的重庆，生活不仅困苦，而且极不安定。老舍回忆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种花样来轰炸。有时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飞机来炸重庆，有时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两架，自晓至夜的施行疲劳轰炸，有时候单单在人们要睡觉，或睡的正香甜的时候，来捣乱。”1944年，抗战到了最艰苦的时候，日军为扭转整个太平洋战局，在中国大陆疯狂进攻。国民党军队屡屡惨败，日寇长驱直入。而在这一年，老舍的情绪似乎特别坏，甚至有些悲观。在给友人的信中，老舍这样说：“头晕，心绪恶，老想死了倒干脆！”后来日军攻进贵州，占领独山、都匀等地。重庆一片哗然，很多人做好了逃难的打算。嘉陵江畔
友人萧伯青问老舍：“您怎么办？”老舍脱口而出：“我早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此话传出后，朋友们纷纷写信询问虚实，老舍在给友人王冶秋的信中说：“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姚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避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诚然，老舍这番话确实是他悲观情绪的集中表露，但老舍只是个普通人，在当时的境况中想必没有几个人能乐观得起来，毕竟普通人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军队如摧枯拉朽般溃败的消息。但无论如何，老舍的态度无可非议，他愿以身殉国的姿态可敬可佩。如果中国少一些出于利害的实用考虑，多一些老舍式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剧精神，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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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1）
我们可以这样说，抗战爆发以前，老舍是一个纯文学作家。老舍自开始创作起，就逐渐形成了明确的看法，“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是要能够写出像但丁《神曲》那样的，直抵人们‘灵的生活’的文学——‘灵的文学’”。老舍的创作并不追赶文艺的大潮，他总是用他那辛勤的笔默默地耕耘，他的创作遵循艺术规律，追求艺术完美。老舍坚决反对把文学作为宣传的工具，他一再强调：“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乎它有艺术价值没有，它内容上的含蕴是次要的。”“不管所宣传的主义是什么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艺受损失的。”与此相应，老舍抗战前创作的主题主要是对中国市民世界的批判，对民族矛盾则涉足较少。老舍在作品中感慨：“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受难而已。”
如果说在抗战之前，老舍对社会政治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旁观立场，那么，在强寇迫近、家国濒危之际，他的全部良知都在命令着他的心与身，放弃一切个人的情绪，以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为重，以笔为枪，“写什么都好，怎样写都行，只要它有益于抗战”。自抗战爆发以后，特别是自从老舍南下武汉之后，他的文学创作活动就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以前，他孜孜以求作品的艺术品格，并且推出了《二马》、《离婚》、《骆驼祥子》等足以传世的艺术珍品，此时，他却毅然地一改旧观，不再流连于艺术之神的圣美殿堂，为了宣传抗战，他宁愿牺牲自己的艺术品格。“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战；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战争几乎改变了一切人的生活轨迹，同样，战争也在改变着老舍。老舍停止了已经写了十万馀言的两部长篇小说，开始集中笔墨致力于通俗文艺的写作。他不顾得失毁誉，大胆地探索、尝试各种民间的通俗文艺形式，“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我写了旧形式新内容的戏剧，写了大鼓书，写了河南坠子，甚至于写了数来宝。”对于自己在这一时期的写作，老舍后来在《八方风雨》中回忆说：“人家要什么，我写什么。我只求尽力，而不考虑自己应当写什么，假若写大鼓书词有用，好，就写大鼓书词。艺术么？自己的文名么？都在其次。”
老舍与孩子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老舍的文学思想。在“抗战高于一切”，“救亡高于启蒙”的氛围中，他的文化心理也在发生变化。抗战爆发前，老舍是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参与社会，主要是从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角度观照社会、人生。从这一个角度出发，他看到的是传统文化影响下国人（如老马、张大哥、猫人）的愚昧麻木、贪生怕死、苟活自私，并在《二马》、《离婚》、《猫城记》、《牛天赐传》等作品中，进行了无情的暴露和批判，在其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和批判精神。而在国势艰危，全民抗战的岁月，老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启蒙立场。当他以一个国民的心态感受现实时，他真切地看到了国民性格的另一面，看到了被沙砾所掩盖的真金。老舍作品氛围开始变得明朗，主题开始变得昂扬，情绪开始变得乐观，他自觉地努力发掘民族传统的美德。在《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老舍非常动情地写下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我看见一位伤兵，腿根被枪弹穿透。穿着一身被血、汗、泥浸透糊硬的单衣，闭目在地上斜卧，他的创伤已不许他坐起来。秋风很凉，地上并没有一根干草，他就在那里闭目斜卧，全身颤抖着。但是，他没有一句怨言，只时时睁开眼睛看看轮到他去受疗治没有。他痛他冷，他饥渴，他忍着，他等着！”这时，我们看到，老舍笔下的这一人物与他抗战前笔下的那些市井人物是多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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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2）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说老舍所创作的很多通俗文艺作品艺术性不高，有些甚至是粗制滥造。对于这一点，老舍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从来就没有把这些抗战宣传品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对于老舍这样一个严肃的作家来说，自己创作艺术品格的下落是多么大的打击，他内心又是多么的痛苦。老舍曾在给友人的心中抱怨说：“写这种东西给我很大的苦痛。我不能尽量地发挥我的思想与感情，我不能自由创构我自己所喜的形式，我不能随心如意地拿出文字之美，而只能照猫画虎地模画，粗枝大叶地述说。好像已被塞紧而勉强要唱歌那样难过。”1952年秋；老舍夫妇对于老舍致力于通俗文艺创作，当时也有许多作家有着种种非议。有的作家惋惜老舍在浪费自己的文学才能，有的作家则根本认为作家不应该去创作通俗文艺作品，通俗文艺永远也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面对种种非议和疑虑，老舍一如既往。1939年12月，老舍在写给老朋友陶亢德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