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抚摸了两个孩子的头，提起小皮箱，拿了五十元钱，快步走出家门，临别对家人说：“我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从此老舍踏上了八年流亡的旅途。老舍后来回忆说：“我不能再迟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躇，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直至走出了家门，老舍心头还是如一团乱麻，亲情与国难如同两只巨大的手从不同的方向攫住了老舍的心，他回忆说：“在我的心里，我切盼有车，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同时我也愿车已不通，好折回来跟家人共患难。这两个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战，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张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凭火车替我决定。”对老舍来说，从家门迈出这一步，是多么的艰难！他不能不考虑，从今以后，妻子一人带着三个小儿女将何以为生？而且，济南即将沦陷，又有谁来庇护他们？而老舍自己从此只身踏上流亡之路，前途如何，也是未知数。此时生离，亦类死别，父子夫妻，岂忍割舍？老舍在给友人陶亢德的信中回忆起离家前后的情景，心中还充满凄楚：“家在北，而身向南，前途茫茫，确切可靠的事只有沿途都有敌人的轰炸与扫射！啊，不久便轮到了我，我也必得走出来呀。妻小没法出来，我得向她们告别！我是家长，现在得把她们交给命运。”“每一空闲下来，必然的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被叱要哭；想到，泪也就来到。”11月18日，辗转经泰安、徐州、郑州，老舍抵达当时抗战的中心——武汉。至汉口后，老舍毁家纾难、一只提箱到武汉的消息一时传为美谈。国民党著名抗战将领冯玉祥闻知此事，专为老舍题写了一首“丘八诗”：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1）
11月的武汉已是颇有几分凉意，在友人的帮助下，老舍顺利安顿了下来。初至武汉，老舍对此地却没有什么好印象，武汉的天气“不令人喜爱”，“冬天很冷，有时候下很厚的雪”。老舍尤不适应的是武汉浓重的商业氛围，到处嘈杂混乱，民族危亡在即，武汉却“赌无禁，烟公卖，妓有南北中西，舞有美女香槟”，一派太平景象。老舍慨叹道：“武汉确实成了一切的中心，吃喝玩乐在其中矣！”
1937年下半年，随着战局的进一步恶化，北平、上海、南京、济南等大中城市陆续沦陷。跟老舍到武汉的时间差不多，一大批原在华北、华东的作家，相继流亡到了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了中国文化名人的密集地区。在相互交往与切磋中，居武汉的文艺家们觉得在抗战时期有必要组织文艺和文艺家的大联合。而当时的政治力量也有意将文艺界联合起来形成一种抗日的力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38年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在武汉正式开始。留在武汉的老舍也被邀请参与了筹建活动，但是在筹建之初，毫无党派背景的老舍并没有被当作这个团体的中心人物。从有关资料看，这一年的1月间，为商议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事，在汉一部分作家曾两次聚餐碰头，第一次在蜀珍酒家，老舍没有参加，第二次在普海春饭店，老舍已在其内了。这一点小小的史实可以说明，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两大政治背景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最初动议创办这个团体的时候，都还没有把老舍看作是未来这个团体的主要负责人选。
但是，在筹备的过程中，一个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到了大家面前：国共两党，都不愿意轻易放弃这个将在整个抗战时期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文化团体的控制权。国民党方面既难以推举出孚众望的作家来做它的最高负责人，同时又绝对不肯接受共产党可能推荐的任何左翼作家人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毫无党派色彩的老舍获得了国共双方的一致认可。老舍历来无党无派，作品也获得了文坛的盛誉，人品亦无可挑剔，就这样，老舍被推到了“文协”的中心位置。对此段历史，萧伯青（左翼作家）曾回忆说：“那时，我正由党组织的指派和冯乃超等同志负责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文协’要成立了，由谁去主持，这是领导权问题：我和乃超同志商量，决定推荐老舍主持‘文协’。周恩来同志和党组织也同意。这样做是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张道藩等抓领导权。”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老舍真诚地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文艺界尽责的小卒”——这就是老舍对自己的定位和期待，这一点他无疑做到了，甚至做得更多。
为平衡国共双方的政治力量，“文协”不设理事长或主席之类的最高职务，而是由理事会确定组成的总务部、组织部、研究部、出版部，来分头负责实施协会的各项工作。其中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总会，是实际上的总负责人。业经事前酝酿，大家公推老舍担当总务部主任一职。但老舍认为“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能力”而坚辞。后来，在与会理事的一致坚持之下，为避免僵局，老舍才点头同意。“文协”常务理事之一的胡绍轩后来回忆说：“当老舍被推举为总务部主任时，他一再推辞，他说：‘我算老几，怎能担此重任！’他坚决不干，会场一度形成僵局。……最后，郁达夫说话了。郁达夫说：‘各部主任都是大家推选的，选完了就应该接受。老舍先生的总务部主任，他不干，我的研究部主任也不干，我的态度也是很坚决的。好吧，今天焕章先生（注：冯玉祥）请吃饭，这顿饭是要叨扰的，吃完饭我们就散伙。’郁达夫的这着棋很妙，老舍被他‘将’了一‘军’，也只好笑而不语了。”而此时的老舍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他这一勉强上任，一任就是七年。由于老舍的勤恳工作和出色的成绩，在此后逐年举行的理事会上，老舍连选连任，一直到抗战胜利，整整干了七届的总务部主任。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2）
对老舍而言，“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并不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差事。老舍首先是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职业作家，但文协的日常事务却又不能不让他全力以赴，这自然会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1941年，老舍在一篇文章中对抗战四年来的生活作了实录。他说：“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而且，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一职于老舍在经济上也毫无收益，按照“文协”章程，除了一名专职驻会干事每月能从协会领取少量的劳务报酬外，包括老舍及各个部的正、副主任，工作全都属于义务性质，就连日常与各地分会以及作家们通信，都是由老舍自费购买信封和邮票。同时，老舍自“文协”成立之日起，便不得不面对协会经济拮据的局面。“文协”成立时，国民党政府答应，宣传部每月补助五百元，###补助两百元，政治部补助五百元，再加上少得可怜的会员费，还有极不可靠的私人特别捐助费，这就是文协的所有经费来源。而且就是这样有限的经费也极不可靠，上述部门的补助往往不能及时到位，甚至只是一句空话。对于“文协”的工作，老舍曾经回忆说：“（文协）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文协成立，得到手里的只是筹备会的欠债三百馀元。债必偿，事必办，‘弄钱去’，乃成为口号。”经费捉襟见肘，老舍只得一再节省开支，压缩酬劳，甚至“吝啬”到即便“文协”聚会时的茶水费用，也得由作家自掏腰包。尽管如此，老舍又偏偏不是那种扛着大旗充门面，光说不练的把式。在其位，则谋其事，七年中为使“文协”的各种活动能够正常开展，老舍不得不四处“乞讨”，八方奔走，甚至亲自到有关部门坐索。老舍的朋友以群曾回忆说：“为了文艺界的团结，为了‘文协’的工作，他不知费去多少心力。奔走，求情，乃至叩头，作揖，只要是为了‘文协’，他不推辞，碰到困难也从不退避。”
1938年，武汉街头的抗日宣传
除经济拮据外，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老舍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也是复杂的，他总免不了要面对国共两党时而微妙难言、时而剑拔驽张的关系，也免不了要承受两党各自对他施加的影响。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维护自己多年来择定的独善其身的政治立场，老舍立场和态度很分明：“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作为一个在抗战时期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文化团体，“文协”的工作避免不了要受政治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文协”成了国共两党政治关系的晴雨表。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越来越微妙，“文协”的活动也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到重庆以后，“文协”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文协”的许多活动都要报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批准方可进行，而活动的审批却时常受到刁难。而且，老舍本人也时常遭到无端的挑剔，甚至监视。1939年，老舍随战地慰劳团访问延安之后，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道藩，亲自散布“老舍叫共产党包围了”的说法。对此，老舍给张道藩发了一封措辞坦率、态度明朗的信，信中说：“现在是团结抗战的时候，大敌当前，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凡是抗战的人我都欢迎，不抗战，假抗战的不管什么人我都反对。你的说法是在分裂抗日战争，有利于敌人，不利于抗战。”对于特务对他的监视和跟踪，老舍非常气愤，有一次，他直接了当地对跟踪他的特务说：“老兄，你每月拿几块钱？我替你写我的报告好不好？”对于这一段的工作，老舍说：“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心忍受一切的委屈。”话说得很平淡，但其中酸楚自有人知。
1944年，在纪念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大会上茅盾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茅盾的这段话应当是对老舍在“文协”那段生活最恰当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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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1）
1938年7月，武汉形势危急，日军飞机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对武汉实施轰炸。此时的武汉已是非常危险，老舍也曾多次遇险。据友人回忆，有一次“老舍在千家街躲警报时，一枚炸弹落在防空洞口，洞顶落下的土埋了半身，幸没受伤”。在此情况下，在汉文人纷纷转移至桂林、重庆等地。老舍本准备与“文协”坚持到武汉抗战最后一天，对于其中的原因，老舍回忆说：“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后来在冯玉祥、邵力子等人的力劝之下，1938年7月30日，老舍与老向、何容、萧伯青等人，辞别武汉，溯江而上，前往重庆。此次行程有一个细节很让人感慨，据萧伯青回忆说：“只我—人，是从会中拿车马费的唯一职员，我的船票费是由会支付的。他们都是自掏腰包，不曾由会支付分文。”离开武汉时老舍心境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想必是悒郁的，不免会有国破家亡，乱世飘零之感。
行路难，流亡期间行路更难！老舍一行坐上一条挂着意大利国旗的中国商船，溯江西行。在中国的土地上而须挂上别国的国旗，不知老舍该是何等的感慨。商船年久失修，卫生条件极差，开水桶就直接放在甲板上，老舍就曾亲眼看见有个江北婆姨把洗脚水倒进了开水桶。船上人满为患，人行道窄至二尺，“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把脚上的泥垢全印在我们的被上枕上。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经过半个月的煎熬，1938年8月14日，老舍他们终于到达重庆。
在流亡的大多数时间里，老舍一直过着独自飘泊的生活。在夜以继日的劳碌中，老舍无时不在思念远在北方沦陷区的家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老舍一再坦露心曲：“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的去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