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将饭店，我们紧紧搂住，我们的身体像是融为一体在一起颤动……后来我躺在他的身边，头枕着他的胸脯，听见他的心在怦怦跳动。窗外，夜色笼罩，无数机枪扫射的哒哒声、轰炸机隆隆的马达声、炸弹沉闷的爆炸声、居民尖锐的叫喊声，不断地传进耳鼓。不时还响起导弹击中目标的爆炸声，听起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再偏近一点，会击中这家破旧的上等饭店的，”我忧心忡忡地说，“这一来，我们在里面，就无法出去了。但愿不要击中我们！”
“肯定不会，”皮埃尔说，这时一枚导弹击中了窗外的街道，饭店晃动了一下。我说：“要是让我们幸存下来，那多好。可是，如果命该中弹，那我们现在至少可以死在一起。这是我一直希望的。如果要我们死，就求求导弹把我们一起打死吧，不要让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
接下去一枚导弹射到远处去了。皮埃尔吻着我的头发，我吻着他的额头，他说：“你瞧，我们安然无恙。我早就估计到了，因为我要在你前面死。”
小丑叫人流泪（4）
“不，你不会。”我说道。
“我会的，我想先死，无论如何想先死，我祈祷过。”
外面，机关枪在疯狂地扫射。
“你祈祷在我前面死吗？”我问道。
“每天晚上我都要祈祷，”他说，“正好现在也在这样祈祷。”
我又紧紧地贴住他的身体，吻他的嘴唇。外面又有一枚导弹击中远处的目标，发出轰然的声响。
“这不行，”我说，“我愿意先死。”
“不，上帝已经安排好了。我信上帝，你是不信上帝的。”
“这不公平。”听到外面坦克隆隆碾过的声音，我情不自禁地哭起来，心里寻思：他相信主宰一切的上帝，却不相信自己是上帝。
天气异常闷热，外面枪声大作。轰炸机又飞来了，发射了一枚又一枚导弹，饭店在震颤。贝鲁特夜夜都是如此。
2
她现在40岁，当记者已经19年了。19年来，她被派往世界各地采访。哪儿发生了战争（战争从未停息过）、革命、起义和灾难，哪儿就有她的足迹。哪儿发生了小国被大国蛮横侵占的事件，哪儿就有她的身影。她采访耸人听闻的诉讼、臭不可闻的受贿案、武器和药品交易，以及经济犯罪。19年来，几乎没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演员、画家、导演、作曲家和雕刻家没被她采访过。她的报道被译成多种文字，登在最大的报纸上。她是世界公认的当代最优秀的女新闻记者之一。虽然举足轻重的名报名刊一直想以高薪聘用她，但她依然忠于《汉堡总汇报》，该报由于刊登她的文章而成为世界性的报纸。她曾获得多种奖金和奖励。她著名的新闻报道和采访记被收进各种各样的文集出版。她的儿子在汉堡附近的寄宿学校上学。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她总要把他接到身边，住在临近易北河、位于花园街的寓所里。当然，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她也赶往莫斯科参加了国际记者招待会，接着视察了出事核电站隔离区的外围。回到汉堡后，正是暑假期间，她把孩子接回来，带他去游玩，后来去马戏场看演出。孩子回来的时间是：8月24日下午……
一去永不复返了，永不复返了，永不复返了。
她不停地在房里徘徊，后来走了出去，来到阳台上。
易北河依然波光粼粼，天气依然炎热闷人。
死了，死了，死了。
她感到脚隐隐作痛，便回到起居室，倒在靠背椅上。这张椅子套着深绿色的布罩，放在堆满书的壁橱前。她心里想道：皮埃尔？格里毛特最喜欢坐在这儿。他被召回巴黎，我被召回汉堡后，他常常上我这儿来。每次我都要上机场去接他。他总是给我带来红玫瑰，总是31朵。他晚上总是坐在这张靠背椅上，我总是坐在对面的长沙发椅上，常常谈到天蒙蒙亮，要不，就是听肖邦、舒伯特等人的钢琴协奏曲。我们睡下了，还手拉着手。我们连一分钟也没有分开过，连拿报纸也是一起去的。后来我们乘飞机出发，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我们到了贝鲁特，也常常见面，该死的贝鲁特。最后一次到贝鲁特是在1978年8月，我们住在海军准将饭店。10月初，不知为什么，我记不得具体的日期了，我们谈到了死。过了几天，那是10月18日，这个日期我记得很牢，这个日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住在东贝鲁特的亚历山大饭店。我们的美国同事曾告诉我们，在东贝鲁特要有一次了不起的“外科手术”，我们怕“手术”开始时过不了绿线，于是在17日就住过来了。亚历山大饭店在上次挨炸后，又草草修复了。18日，叙利亚的军队包围了基督教徒居住的这个地区，并用密切的炮火进行袭击。那可怕的情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皮埃尔和我以及其他几个记者，还有饭店四邻的许多居民，在炮火刚开始袭击时，就躲进饭店的地下室里。我们脚下的土地在不停地震颤，整个饭店在不停地震颤。基督教徒在祈祷，在诅咒，可是炮火没有停止，轰击了一小时，两小时。死去的和快死的人被拖进地下室，受伤的在呻吟。没有医生，没有药品，没有水，也没有灯光。后来我们听到耶安…路易思的吼叫声，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可怕地吼叫过。皮埃尔和我马上把一只板条箱放在地下室的小窗下，站在上面朝外望去，街上成了一征废墟，耶安路易思？卡西斯，法国新闻社的摄影记者，仰面躺在一堆瓦砾旁。他的T恤衫和短裤已被炮弹掀起的气浪撕掉了，他光身躺着，双手捂着肚子。他的肚子像是炸开了，肠子冒了出来，他拼命把肠子往肚里塞，但肠子又淌了出来。他没命地在吼，在叫，在喊。
他是皮埃尔的朋友。很清楚，他想爬到饭店里逃命，但是他再也爬不动了。他躺着拼命在吼，在叫，在喊，总是喊着一个词：皮埃尔！
皮埃尔拨脚朝入口处的阶梯奔去，我跟在他后面，抓住他，大声说：“站住！你帮不了他的忙！他快要死了。皮埃尔，皮埃尔，站住，我求求你！”可他把我一把推开，跑出地下室，到了街上。我跑回小窗口，看见他朝他的朋友俯下身去，这么做是毫无意义的，是愚蠢的，他毫无办法，可是，耶安…路易思毕竟是他的朋友啊。后来一枚导弹击中皮埃尔和耶安…路易思待着的地方，尘埃渐渐消散后，那儿只留下一个巨大的弹坑。后来我被召回汉堡，1979年6月9日，我生下一个男孩，我给他取了像他父亲一样的名字。
她在靠背椅里再也坐不住了，又开始在房间里徘徊起来。她点燃一支烟，又把它按灭了。这时，一艘沿易北河下驶入海的大货船鸣起嘟嘟的汽笛声，她一边听，一边想：至今已有17名记者死于非命；几乎一打的记者被绑架，音信杳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耶里？莱温被绑在暖气炉上十个月……
她正在想时，门铃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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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门的教训（1）
东京２月15日 上午9点
特种间谍！
康培伦正在全神贯注地瞪着自己的肚子，看那肥鼓鼓的肉如何不服皮带的管束，像一只膨胀的内胎一样突了出来。“一头肥猪，”他骂了出来，“等这次任务一完，你就要一头扎进体育馆使体型恢复过来。”
他并不是间谍；他只是一个“照看婴孩的保姆”。他坐在一只小计算机和几个磁盘驱动器前，注视着一闪一灭的灯光和前后转动的卷盘。这该死的计算机才是间谍！他所需要做的仅仅是每天结束的时候换一下磁盘卷盘。这该死的冒牌货竟不知道他在那里，它肯定也不在乎他是否在那里。上帝！要是他能知道信号什么时候来，并知道持续多久的话，他就可以放下这东西不管，让它自己去工作，他可以去阿拉斯加狂一阵子了。但是，谁也说不准。有时候，它一坐就是几天，除了开动那排风扇，其它什么也不干。接下来，它就一声不吭地开始工作，连续几小时一刻不停地工作，灌卷盘的速度几乎近于他取下和放上卷盘的速度。
屋子是一间名副其实的阁楼，安置在位于东京工业边区的一家废置的陶器制造厂库房顶楼里。从外面看上去，一盏孤零零的灯照着被篱笆围起来的院子，在暗淡的灯光下，这个建筑物显得破烂不堪。
斯坦利·康培伦头顶上方是一架巨大的网状天线，固定在倾斜的屋顶内部。连着天线的波导管优雅地依曲线行进，穿过天花板，沿着墙下来，伸向两台巨大的信号放大器。每一台放大器内装有一个排风扇，一刻不停地把热量释放出来——尽管屋外很冷，但排风扇释放的热量足以使阁楼变得非常暖和。从信号放大器那里又伸出几条同轴电缆，它们经过地板延向微型计算机，一台面上带有操纵盘的6英尺高的仪器。粗宽的电线自微机连向两台磁盘驱动器，每一台体内都有一个6英尺高的箱子。电子设备加上电线和电缆占据了阁楼的一半面积。
另一半便是属于康培伦安排自己生活的地方。一台冰箱，里面装潢了冷冻晚餐和罐装啤酒，一个带有洗涤槽和微波炉的柜子，一张方形工业用桌，两把木椅子，弹簧垫子上堆着未经整理的被褥。有一角落被柜子隔开，里面是一个无盖的便池和一只脸盆，便池和脸盆里都装潢了暗黑色的死水。对于康培伦来说，这个阁楼代表着他整个事业中极度消沉的时刻。
特种间谍！自从那天中央情报局的征兵人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图书馆坐在他旁边，他全部的生活就一直成为人们的笑柄。他读的是会计专业，当时在华盛顿，他是班上顶呱呱的优秀学生，对他来说，要想在七大公司的任何一家谋取一个职位都是易如反掌的。
查账和搞试算表是没前途的。
但是，分配给他的任务并不如愿。第一次执行地点在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城的一家邮局，任务是监视邮件。
他的下一项任务比监视邮件显得令人兴奋些。每天有数以百计的报刊杂志分发到他的办公桌上：关于苏联造船业的工业杂志，了解罗马尼亚石油工业的杂志以及描绘乌克兰农场区的农业杂志。还有许多技术性文件，康培伦的工作是把文章从刊物上剪下来，用纸夹把它们夹在一起，然后附一张纸条送给71个“专题”部门中任何一个对此感兴趣的部门。
跟报刊打了几乎10年的交道后，宇宙卫星正在取代间谍的作用。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将门的教训（2）
卫星飞遍全球，收听每一台收音机，每一次电话和电子谈话。每分钟有数以百万计的谈话和数据在微波网中从一个塔传向另一个塔，而卫星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
当然，卫星是没有辨别力的。它们分不清哪些重要哪些次要，便把一切都录了下来，然后再发射给弗吉尼亚的国家天线。无数台录音机一刻不停地旋转着，录下了人类数以亿计个小时的闲言赘语。
每天上午，工作人员送来重达几千磅录着琐言碎语的磁带。康培伦迫使自己从这一大堆东西中挑选出可能重要的部分，然后用纸夹组成一捆一捆的，分到有关部门。
又是10年过去了。这时，他遇到了史密斯。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名。
史密斯需要一个间谍。他一直坚持说要“一个职业间谍”。他从事的是工业间谍活动，所获得的情报几乎可吞并一家小计算机公司并能使之跻身为世界几大工业公司之一。这个间谍的报酬高到令人惊愕的程度。康培伦干上几个月的秘密工作便可得到5万美元的丰厚工资。还有，假如工作出色，康培伦可以在公司里任个职，充分分享公司的利润。
当然也有危险。他将在异国他乡孤军奋战，“敌方”曾千方百计使他出差错。当然，任务一结束，他可以在一家腾飞的计算机公司里当一名审计员。当他听说自己将被派遣到东京去时，他飞跑到主任那里递上了辞呈书。
他来到了东京——孤零零地在一家破旧的陶器制造厂阁楼里面守护着一台计算机，看着轮盘不停地旋转。噢，他并不完全是一个人。加藤开着他的小卡车一天来一回，送瓶装水、冷冻餐以及两盒六听装旭牌啤酒。他帮助康培伦把一天的磁带装进航空信封，贴上标签，注明寄往加里福尼亚芒廷维尤的西格内特有限公司。
虽然加藤天天露面，康培伦仍感到孤寂难熬。加藤不说英语，就康培伦所知，他也不说日语，他只用一种极其简短的象征性语言与计算机对话。他会一下关上录相机，在键盘上按下几个字母。计算机答话了，在屏幕上闪现出特有的复杂难懂的词。加藤暗自轻声笑着把他那部分打上去，这看上去好像是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