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秘密的不是于告密者更为安全？我有些怀疑告密者的聪敏，要是真有这样的告密者的话。
而在那些用这个那个笔名零星发表的文章，剪贴成集子的时候，作者便把这许多名字紧缩成一个。看来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后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略论放暗箭陈代
前日读了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的《前记》与《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彛�24｝先生的《新脸谱》，止不住又要来略论放暗箭。
在《新脸谱》中，唐先生攻击的方面是很广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几乎全为“暗箭”所织成，虽然有许多箭标是看不大清楚的。
后记（7）
“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文舞台的戏儿一出出换了。脚色虽然依旧，而脸谱却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条。虽说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为现在的确有许多文脚色，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见，放着演惯的旧戏不演演新戏，嘴上还“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以表示他的不落后。还有些甚至不要说脚色依旧，就是脸谱也并不簇新，只是换了一个新的题目，演的还是那旧的一套：如把《薛平贵西凉招亲》改题着《穆薛姻缘》之类，内容都一切依旧。
第二箭是——不，不能这样写下去，要这样写下去，是要有很广博的识见的，因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数箭，看得人眼花头眩，竟无从把它把捉住，比读硬性的翻译还难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并不满意这样的态度，不然为什么要骂人家“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然而，在事实上，他是在“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或者说，他并不是在挑战，只是放放暗箭，因为“鏖战”，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败了”“再来”的时候还得去“重画”脸谱。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隐暗处，看到了什么可射的，便轻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飞。可是他又在骂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骂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这位陈先生是###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连自己后来的说明和别人豫先的揭发的区别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谋害而终于不死，后来竟得“寿终×寝”，他是会说我自己乃是“最后的凶手”的。
他还问：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答曰：这确是比较的难懂一点，但也就是因为要告得像个“文学家”的缘故呀，要不然，他就得下野，分明的排进探坛里去了。有意的和无意的的区别，我是知道的。我所谓告密，是指着叭儿们，我看这“陈代”先生就正是其中的一匹。你想，消息不灵，不是反而不便当么？
第二篇恐怕只有他自己懂。我只懂得一点：他这回嗅得不对，误以唐彛壬褪俏伊恕２稍谡饫铮徊还涑渥砸晕业穆鄣械谋瓯镜囊恢侄选�
其次是要剪一篇《大晚报》上的东西——
钱基博｛25｝之鲁迅论戚施
近人有裒集关于批评鲁迅之文字而为《鲁迅论》一书者，其中所收，类皆称颂鲁迅之辞，其实论鲁迅之文者，有毁有誉，毁誉互见，乃得其真。顷见钱基博氏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长至三十万言，其论白话文学，不过一万余字，仅以胡适入选，而以鲁迅徐志摩附焉。于此诸人，大肆訾謷。迩来旧作文家，品藻文字，裁量人物，未有若钱氏之大胆者，而新人未尝注意及之。兹特介绍其“鲁迅论”于此，是亦文坛上之趣闻也。
钱氏之言曰，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之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报》，盛扬其焰。然而诘屈聱牙，过于周诰，学士费解，何论民众？上海曹慕管｛26｝笑之曰，吾侪生愿读欧文，不愿见此妙文也！比于时装妇人着高底西女式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反唇之讥，或谑近虐！然始之创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户晓者，不以欧化的国语文学之兴而荒其志耶？斯则矛盾之说，无以自圆者矣，此于鲁迅之直译外国文学，及其文坛之影响，而加以訾謷者也。平心论之，鲁迅之译品，诚有难读之处，直译当否是一问题，欧化的国语文学又是一问题，借曰二者胥有未当，谁尸其咎，亦难言之也。钱先生而谓，鄙言为不然耶？
钱先生又曰，自胡适之创白话文学也，所持以号于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钱先生因此而断之曰，周树人徐志摩为新文艺之右倾者。是则于鲁迅之创作亦加以訾謷，兼及其思想矣。至目鲁迅为右倾，亦可谓独具只眼，别有鉴裁者也！既不满意于郭沫若蒋光赤之左倾，又不满意于鲁迅徐志摩之右倾，而惟倾慕于所谓“让清”遗老之流风余韵，低徊感喟而不能自已，钱先生之志，皎然可睹矣。当今之世，左右做人难，是非无定质，亦于钱先生之论鲁迅见之也！
钱氏此书出版于本年九月，尚有上年十二月之跋记云。
十二月二十九日，《大晚报》的《火炬》。
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然而我觉得它很有趣，所以特别的保存起来，也是以备“鲁迅论”之一格。
最后是《大美晚报》，出台的又是曾经有过文字上的交涉的王平陵先生——
骂人与自供王平陵
学问之事，很不容易说，一般通材硕儒每不屑与后生小子道长论短，有所述作，无不讥为“浅薄无聊”；同样，较有修养的年轻人，看着那般通材硕儒们言必称苏俄，文必宗普鲁，亦颇觉得如嚼青梅，齿颊间酸不可耐。
世界上无论什么纷争，都有停止的可能，惟有人类思想的冲突，因为多半是近于意气，断没有终止的时候的。有些人好像把毁谤人家故意找寻人家的错误当作是一种职业；而以直接否认一切就算是间接抬高自己的妙策了。至于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那只许他们自己知道，别人是不准过问的。其实，有时候这些人意在对人而发的阴险的暗示，倒并不适切；而正是他们自己的一篇不自觉的供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后记（8）
圣经里好像有这样一段传说：一群街头人捉着一个偷汉的淫妇，大家要把石块打死她。耶稣说：“你们反省着！只有没有犯过罪的人，才配打死这个淫妇。”群众都羞愧地走开了。今之文坛，可不是这样？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如同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就骂人是代表官方说话；我不知道他老先生是代表什么“方”说话！
本来，不想说话的人，是无话可说；有话要说；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鲁迅先生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免“躬自薄而厚责于人”了。
像这样的情形，文坛有的是，何止是鲁迅先生。
十二月三十日，《大美晚报》的《火树》。
记得在《伪自由书》里，我曾指王先生的高论为属于“官方”，这回就是对此而发的，但意义却不大明白。由“自己偷了汉，偏要指说人家是淫妇”的话看起来，好像是说我倒是“官方”，而不知“有话要说的人谁也不会想到是代表那一方”的。所以如果想到了，那么，说人反动的，他自己正是反动，说人匪徒的，他自己正是匪徒……且住，又是“刻毒的评语”了，耶稣不说过“你们反省着”吗？——为消灾计，再添一条小尾：这坏习气只以文坛为限，与官方无干。
王平陵先生是电影检查会｛27｝的委员，我应该谨守小民的规矩。
真的且住。写的和剪贴的，也就是自己的和别人的。化了大半夜工夫，恐怕又有###千字了。这一条尾巴又并不小。
时光，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跟着过去，不久就在我们的记忆上消亡；而且都是分散的，就我自己而论，没有感到和没有知道的事情真不知有多少。但即此写了下来的几十篇，加以排比，又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而现在又很少有肯低下他仰视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尊脸来，看看暗中，写它几句的作者。因此更使我要保存我的杂感，而且它也因此更能够生存，虽然又因此更招人憎恶，但又在围剿中更加生长起来了。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文坛上的事件还多得很：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28｝，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然而都不是做这《准风月谈》时期以内的事，在这里也且不提及，或永不提及了。还是真的带住罢，写到我的背脊已经觉得有些痛楚的时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夜，鲁迅记于上海。
①《十日谈》文艺旬刊，邵洵美等编辑。1933年8月10日在上海创刊，1934年12月停刊。
②“盛宫保”即盛宣怀，见本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一文“盛宣怀”注条。因清廷曾予赠授“太子少保”（正二品）的加衔，故有“宫保”之称。其孙女盛佩玉于1927年嫁与邵洵美。
③《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1927年3月22日在武汉创刊，顾孟余任社长，陈启修任总编辑。同年9月15日停刊。1928年元旦在上海复刊，10月31日停刊迁南京。1929年2月1日在南京复刊。1932年后实行社长制，叶楚伧、程沧波、何浩若、陈博生、陶百川、胡建中等先后任社长。抗战期间累迁武汉、长沙、重庆等地出版。
④孙用（1902—1983）原名卜成中，笔名孙用，浙江杭州人，学者、编辑、翻译家。早年为邮职员，后在中学任教。对鲁迅著作深有研究，曾参与《鲁迅全集》编辑、注释工作，撰有《〈鲁迅全集〉校读记》。译有《勇敢的约翰》、《裴多菲诗选》等。
⑤苇索鲁迅的笔名之一。
⑥陈嘉庚（1874—1961）别名甲庚，福建同安（今属厦门）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华侨领袖。早年随父在新加坡经商，1904年后自立门户，经营食品、橡胶等行业。曾创办集美学校、厦门大学等。1910年加入同盟会，募捐支持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在华侨中组织救亡筹赈活动。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⑦日文杂志《改造》日本改造社（出版社）主办的综合性月刊，1919年4月在东京创刊，1955年2月停刊。鲁迅给该刊写的三篇短论是《火》、《王道》、《监狱》，均发表在1934年3月出版的那一期上。后来收入《且介亭杂文》时，鲁迅将三篇短论合为一题，取名《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⑧《人言》周刊，1934年2月在上海创刊，1936月6月停刊。邵洵美、章克标主编，上海第一出版社发行。
⑨贬落了黑诗人黑诗人，即美国黑人诗人休斯（LangstonHughes，1902—1967），著有诗集《萎靡的布鲁斯》、《梦乡人》等。1933年访问苏联，7月间返程途中来上海，当时《文学》社、《现代》杂志社、中外新闻社等为他联合举行招待会。后来邵洵美在《现代》杂志发表《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对休斯多有贬语。
⑩朱霁青（1882—1955）原名国陞，字纪卿，奉天广宁（今辽宁北镇）人，军人、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15年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师长。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出关抗日，参与组建东北抗日救国军总监部。抗战胜利后，赴绥远经营垦区。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11｝《鲁迅翁之笛》一幅拿鲁迅开涮的漫画，署名静（陈静生），刊于1933年10月20日出版的《十日谈》第八期。画面上鲁迅吹笛，群鼠随行。曹聚仁曾撰《鲁迅翁之笛》一文提出批评，刊于同年11月4日出版的《涛声》第2卷第34期，漫画作者即于《十日谈》第11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