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⑧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⑨的喽罗。
“老###”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十月一日。
（原刊1933年10月6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本文1933年10月6日刊于《申报·自由谈》时题为《感旧》，收入《准风月谈》时改为现名。
②“骸骨的迷恋”这是叶圣陶批评文化守旧者的话，见1921年11月12日《时事新报·文学旬刊》第19期《骸骨的迷恋》一文。
③甲午战败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侵略朝鲜而引发中日战争。次年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可耻的《马关条约》。
④《学算笔谈》清末华蘅芳所著算学丛书之一种，1885年刻印单行本。
⑤《化学鉴原》英国人韦而司所著化学课本，曾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本。
⑥“富强丛书”即《西学富强丛书》，张荫桓编辑，鸿文书局1896年出版。丛书分算学、化学、电学、天文学等12类，收书70余种。
⑦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末藏书家、目录学家。早年曾入张之洞幕府，光绪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94年辞官，赴南京钟山书院讲学。后主持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晚年任清史馆总纂。著有《续碑传集》、《艺风堂文集》等。据传，他任张之洞幕僚时曾为之代笔作《书目答问》。该书卷三“子部总目”中列入《代数术》（英国华里司撰，华蘅芳译）、《代微积拾级》（美国罗密士撰，李善兰译）等西洋数学著作。
⑧“五更调”“攒十字”“五更调”又名“叹五更”，民间曲调名，敦煌曲子中已有。一般五叠，每叠十句四十八字。“攒十字”，民间曲调名，每句十字。
⑨“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提倡白话文的钱玄同抨击固守文言骈体的旧派文人的话。“桐城”指文学上的桐城派，主要有清代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因为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有此名。该派将《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的作品奉为圭臬。“选学”指以《文选》为典范的习文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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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旧”以后（上）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①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②，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③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
（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原刊1933年10月15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施蛰存（1905—2003）原名德普，字安华，浙江杭州人，现代作家、学者。早年与戴望舒办水沫书店，编辑《无轨电车》杂志。1932—1934年主编《现代》文学月刊。后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等校任教。著有小说《上元灯》、《将军的头》等，另有《汉碑年表》等学术著述。这里提到的《〈庄子〉与〈文选〉》一文，刊于1933年10月8日《申报·自由谈》。
②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指庄子死而复生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2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③《烈女传》似指西汉刘向所撰《列女传》。该书分母仪、贤明、贞顺、节义等7门，共记105名妇女的故事。
“感旧”以后（下）
还要写一点。但得声明在先，这是由施蛰存先生的话所引起，却并非为他而作的。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了。我希望这一篇中的有几个字，没有这样变化，以免误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黄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写错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对象了，他们也真是无拳无勇，只好忍受，恰如乡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称为“阿木林”之外，没有办法一样。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个“自注”道——
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①，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②，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原刊1933年10月16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倡予和女”《诗经·郑风·龋з狻罚骸笆遒獠猓韬团！卑矗赫饫铩俺奔闯郑芭奔慈曜郑改切笆遒獠狻钡哪凶印！俺韬团笔堑棺坝梅ǎ怯璩旰偷囊馑肌�
②“先生犯了弥天罪”四句系刘半农《桐花芝豆堂诗集》中《阅卷杂诗》之二。该诗自注：“古时候九流，最远不出国境，今流往外洋，是加一等治罪矣。昔吴稚老言：外国为大油锅，留学生为油面筋，谓其去时小而归来大也。据此，流学生不特流而已也，且入油锅地狱焉，阿要痛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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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
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
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①的。他还画了一幅图，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所以我们一面在做“黄祸”的梦，而有一个人在德国治下的青岛②所见的现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赃了电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国人的对付鸭子一样，倒提而去了。
现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样的。
德皇的所谓“黄祸”，我们现在是不再梦想了，连“睡狮”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见。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是什么了？
我们似乎不再想，也寻不出什么“象征”来，我们正在看海京伯的猛兽戏，赏鉴狮虎吃牛肉，听说每天要吃一只牛。我们佩服国联的制裁日本，我们也看不起国联的不能制裁日本；我们赞成军缩③的“保护和平”，我们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军缩；我们怕别国要以中国作战场，我们也憎恶非战大会。我们似乎依然是“睡狮”。
“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