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第一个问题是在怎样才能够“一朝大权在握”？文弱书生死样活气，怎么做得到权臣？先前，还可以希望招驸马，一下子就飞黄腾达，现在皇帝没有了，即使满脸涂着雪花膏，也永远遇不到公主的青睐；至多，只可以希图做一个富家的姑爷而已。而捐官的办法，又早经取消，对于“大权”，还是只能像狐狸的遇着高处的葡萄一样，仰着白鼻子看看。文坛的完整和干净，恐怕实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时候，曾经在出版界上发现了“文丐”，接着又发现了“文氓”，但这种威风凛凛的人物，却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发见的，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文官”罢。看文学史，文坛是常会有完整而干净的时候的，但谁曾见过这文坛的澄清，会和这类的“文官”们有丝毫关系的呢。
不过，梦是总可以做的，好在没有什么关系，而写出来也有趣。请安息罢，候补的少大人们！
九月五日。
（原刊1933年9月11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沙士比亚的剧本指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
②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1933年余慕陶在上海乐华公司出版《世界文学史》上中两册，赵景深等人即在《申报·自由谈》撰文指为剽窃之作，认为其中有些内容抄自他的《中国文学小史》和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余慕陶（1903—？），字景渊，广东梅县（今梅州）人。曾在上海建设大学、艺术大学等校任教，另著有长篇小说《晚霞》，译有杰克·伦敦《野性之呼唤》等。
③原被两造即原告和被告。两造：诉讼的当事人双方。
电影的教训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像是叫作《斩木诚》①。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状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好模范。因为我的家乡的农人，农忙一过，有些是给大户去帮忙的。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须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②的《春潮》②和茅盾的《春蚕》③了。当然，这是进步的。但这时候，却先来了一部竭力宣传的《瑶山艳史》④。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令人记起《四郎探母》⑤以及《双阳公主追狄》⑥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原刊1933年9月11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斩木诚》从清代李玉所作传奇《一捧雪》演化而来的剧目。木诚，原作莫诚，《一捧雪》主人公莫怀古的仆人。
②《春潮》根据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所作中篇小说《春潮》改编的电影，蔡楚生编剧，郑应时导演，1933年上海亨生影片公司拍摄。
③《春蚕》根据茅盾所作短篇小说《春蚕》改编的电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1933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这是新文学作品第一次被搬上银幕。
④《瑶山艳史》上海艺联影业公司1932年拍摄的一部影片，黄漪磋编剧，杨小仲导演。“艺联”是刘呐鸥出资成立的公司。该片曾获国民党中央党部嘉奖。
⑤《四郎探母》京剧剧目。叙说杨家将杨四郎（延辉）被俘后改名换姓，招了驸马；听说母亲佘太君又统兵征辽，潜回宋营探母，又重返辽邦。
⑥《双阳公主追狄》京剧剧目。叙说宋大将狄青西征，误入单单国，被诱与双阳公主成亲。后狄青逃出，双阳公主追来，得知实情后又将其放走。
关于翻译（上）
因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①先生的《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②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九日《自由谈》所载），这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并且觉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但从那作者的案语里，我却又想起一个随便讲讲，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来了。那是这样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页，有“在这种小说之中，最近由学术院（译者：当系指著者所属的俄国共产主义学院）所选的鲁易倍尔德兰③的不朽的诸作，为最优秀”。在我以为此地所谓“Ａcademie”者，当指法国翰林院。苏联虽称学艺发达之邦，但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罢？我不知为什么楼先生那样地滥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国的Ａcademia④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国的翰林院，是万分近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⑤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Ａcademia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⑥，意大利的《十日谈》⑦，还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⑧，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⑨；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不但是加特力教⑩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11｝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补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
九月十五日。（收入《准风月谈》）
①穆木天（1900—1971）原名敬熙，笔名穆木天，吉林伊通人，现代作家、翻译家。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国文学。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吉林大学任教。1931年在上海参加左联，参与发起中国诗歌会。著有《旅心》、《法国文学史》等，译有《巴尔扎克短篇集》等。
②楼即楼适夷（1905—2001）原名锡椿，一名建南，浙江余姚人，现代作家、翻译家。早年在上海做学徒。1928年入上海艺术大学，加入太阳社。次年留学日本，专攻俄罗斯文学。1931年回国，加入左联，曾任左联党团成员。著有《挣扎》、《活路》等，译有《在人间》、《高尔基文艺书简集》等。这里提到他翻译的《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系苏联弗里契原著，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出版。
③鲁易倍尔德兰即路易斯·贝特朗（LouisBertrand，1807—1841），法国作家。其散文诗《夜间的加斯帕》对波德莱尔、马拉美产生重大影响，成为象征派诗人灵感的源泉。
④Academia拉丁文：学院、科学院。这里指法兰西学院（AcadémieFran？觭aise），旧译法国翰林院。
⑤苏联的大学院即苏联科学院（АкадемияНаукСССР）。
⑥《一千一夜》即《一千零一夜》，又译《天方夜谭》，阿拉伯民间故事集。
⑦《十日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短篇故事集，薄伽丘著。
⑧《吉诃德先生》今译《堂·吉诃德》，长篇小说，西班牙塞万提斯著。
⑨《鲁滨孙漂流记》长篇小说，英国迪福著。
⑩加特力教即天主教。拉丁文Catholica的音译。
｛11｝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法文Bourgeoisie的音译。
关于翻译（下）
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①，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②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