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多的时间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成为裕仁生涯中最重要的人。他敬仰将军坚忍不拔的意志，视他为一个能够适应新形势的成功的角色扮演者。他的免职使裕仁感到震惊。这是否预示着和平条约的缔结将延迟？也许美国的基本政策要发生改变？朝鲜战争要进一步扩大？4月22日，裕仁再次直接询问杜勒斯以寻求答案。杜勒斯感到很不耐烦。他回答说：他“无意讨论事情的功过，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在我们的制度下，平民高于军部的示范这件事也值得日本深思。”谈论就到此为止。
1951年10月，裕仁准备启程访问京都及其他三个县。1000多名京都大学的学生举行和平集会，抗议吉田政府9月8日签署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他们发出了致“人间天皇”的“公开信”， 把矛头对准了重整军备：“我们不得不承认，你现在，在单独讲和与重整军备的日本，还想像过去那样，作为战争意识的支柱发挥作用。”11月12日，当裕仁出现在京都大学时，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条幅，上面写道：“在曾经是神的你的手上，我们的先辈在战场上被杀死。请你绝对不要再次成为神。请不要让我们再听‘海之声’”。
2000多名学生唱着“和平之歌”，而不是传统的国歌“君之代”，在校园中迎接天皇的到来。当局对学生们象征性的行为和有失礼节的表现感到震惊，大约500名全副武装的防暴和常规警察冲入校园，与学生发生了冲突。第二天的报纸站在警察一边，批判了学生的做法，宣称大学中发生了“世纪丑闻”。8名学生因和平抗议被开除学籍。学生组织遭到解散。受到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日本新闻界将学生的行动视为不敬罪，连续数周以煽情手法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全国上下，许多人指责学生们是“愚蠢的赤化分子”或是不懂礼仪的年轻人。然而，同样也有许多学生的拥护者，表示对天皇的反感，或是对天皇完全没有兴趣。
京都大学的抗议事件标志着不敬罪在事实上的复活，也标志着保护天皇的更为传统的手段的恢复。它为“人间天皇”运动带来了一个唐突的收尾。它警告日本领导人，时代已经改变，任何想恢复君主权威的行为都会带来真正的危险。从这次紧张的冲突中，我们已经能够预见裕仁在适应日本不断涌现的反军国主义和一国和平主义的过程中将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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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与麦克阿瑟的第一次会面使司令官确信，正如美国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离去时也确信他只要配合就能获得好处。占领期间重大的历史交易就这样开始了：麦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则毫无损失地利用ＧＨＱ恢复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这个交易的一部分。对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战争在国民的记忆中依然是压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于败北的羞辱和惭愧，许多人站到了战败的天皇一边。事实上，他们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我们战败了，但并没有失去一切。我们仍然拥有天皇和我们的骄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热烈的欢迎，“行幸”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天皇微笑着挥舞帽子，到处走动所带来的欢快景象上，仅从这一点看，就是对战犯审判的有力对抗。日本媒体通过赞美裕仁是“爱与和平的天皇”，将他的行动解释为对民主主义的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48年，欧洲的冷战对抗更加尖锐，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摊牌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裕仁更加关注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因为没有宪法上的权力，天皇只得在幕后操作，他鼓励美国保留冲绳作为军事基地，而后又为巩固日美军事同盟发挥了作用。对他来说，反对苏联和与美英合作是向以前政策的一种回归，由于他前期背离了这个政策才导致了日本的灾难。他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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