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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想遏制关东军进犯北满洲，以避免与苏联军队发生冲突之际，这个政策发生了转变。11月5日，裕仁给予金谷参谋本长特别委任命令权，允许他在关东军作战和用兵等“细小事项”上做出决策。之后的3周里，关东军沿铁路在北满洲调兵遣将时，金谷五次行使了他的特别权力，控制了当地部队的行动。
同时，在美国国务卿斯廷森的要求下，国联理事会对中日两国起用了凯洛格—白里安条约。针对日本代表的异议，会议通过了一个道义决定，敦促日本以11月16日为限从占领区撤出部队。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国外批判高涨，而以报刊、广播、娱乐业和帝国在乡军人会为先导的日本国内舆论则支持关东军，谴责中国和西方。当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内田康哉返回东京，与关东军相呼应，为在满洲建立新的中国政权而奔走呼号时，受到群众狂热的欢迎。
面对关东军对政党内阁深刻的不信以及他们要将北满洲和内蒙古置于控制之下的强硬态度，东京的军部作出让步，撤回了他们对南满洲政权的支持。正当裕仁天皇在熊本县检阅军事演习时，关东军已开始进犯满洲北部的中心部。进犯开始一周后，主力部队乘火车南进，向远离满铁沿线、驻扎了115万中国军队的锦州移动。
这次，裕仁天皇通过参谋总长金谷和陆军大臣南，为阻止关东军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采取了坚决的行动，但只坚持了很短的时间。当东京的参谋本部认可了关东军在满洲三省建立“独立的”中国政权，以便日本部队在满洲北部驻扎，阻挡未来苏联入侵的设想时，天皇和宫廷派都没有反对。11月23日，币原向纽约美联社发送了歪曲事实的声明，不但将挑起满洲事变的责任，就连占领北满洲的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责任也干脆推到了中国头上。他宣称，“日本军并非铁路周边的装饰品”，“当中国军队攻来时，日本军别无选择只能执行他们的任务，即，反击敌人的攻击，并防止敌人的反击。”
锦州事件告一段落，宫廷派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内政治危机。参谋本部的激进军官桥本欣五郎大佐的秘密结社樱会分别于1931年3月和10月，两次决定通过推翻政府来简化解决问题程序。桥本的三月计划被揭发，同谋者遭到了逮捕。原田男爵得知情况后，断定满洲危机是“陆军政变的序幕”，它“坚定了部分军人因为在满洲取得了成功，在国内也一定会成功的信心。”当陆军试图掩盖十月阴谋的时候，奈良、铃木以及参谋总长金谷向天皇做了报告。11月2日，金谷再次拜谒天皇，“上奏支那事情以及违反军纪事件的经过”，但是，裕仁和他的军队首脑没有要求惩罚那些阴谋者。结果，那些人都受到宽大处理，拘禁解除后，罪行也很快就被遗忘了。
十月阴谋以及裕仁对它的宽容态度破坏了若槻内阁要抑制陆军的努力。至于宫廷派，他们现在认为，满洲的任何事情都没有阻止可能推翻君主制和整个明治政治体制的国内危机更重要。特别是，十月事件引发了陆军大学毕业的两个精英群体公开的派系之争。其一是天皇路线派，或称皇道派，由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和小畑敏四郎等将官和“青年军官”组成。另一个是为皇道派所敌视的控制派，或称统制派，他们不像皇道派组织得那么严密，包括永田铁山、林铣十郎、东条英机等将官和其他高级将官，周围也有一批追随的年轻军官。两派的目标都是要建立天皇领导下的“军事独裁”，推动海外侵略。皇道派主张通过政变达到目标。统制派尽管不反对运用暗杀和胁迫手段，但更倾向于合法地进行政府改革。
在战略主张方面，皇道派将苏联当成主要敌人，强调军人精神和民族精神强于物质力量，这也是日俄战争之后陆军的信条。与其相对，统制派则优先考虑军队的现代化和建设从纳粹德国借用的一个名词——“国防国家”。统制派的军官们意识到现代战争已经成为社会总体之间的对抗，需要集结整个国家的力量，对美国和苏联的战争需要提高陆海军的技术水准，实现工业现代化，并对整个日本民族进行精神动员。
随着满洲事变的展开，这两个主要在手段上而不是目的上有分歧的、松散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成为贯穿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二部分：满洲事变侵略的铁蹄逼近北满洲
公平地说，1931年一年裕仁都对他的臣民缺乏有效统治，他的表现一直是迟缓的、不连贯的和自我矛盾的。在一些琐碎小事上，他行使大权，而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却让步于不顺从的陆军军官们。比起那些操纵满洲事变的参谋将校，他更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对西方的经济依赖，因此他很担心外交孤立和国际经济制裁。可是他却从未公开地或私下里批评过陆军在满洲的行动。相反的，他以过度的宽大，认可了行动的一次又一次扩大化，并放纵越权不服命令的高级军官，拒绝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加以惩罚。对于陆海军的年轻军官来说，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天皇主要关心的是事变的成功，而服从东京的中央指挥则是次要的。由于裕仁向“昭和维新”的策划者和鼓动者表明天皇并不总是以顾问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进一步促使了军队违反命令行为的发生——尽管这个结果确实不是他的本意。
1931年12月11日，若槻首相辞职。他在控制军队、遏制经济大衰退乃至获取宫廷派支持等方面均告失败，而后者是最致命的。此时满洲事变进入第二个阶段。宫廷近臣们商议之后，决定让当时在国家议会和府县议会中的少数派、更为沙文主义的政友会来组织下一届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曾反对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之后又坚决鼓吹满洲事变的合法性。他还公开拒绝国际联盟就满洲问题提出的劝告，宣称日本将“摆脱辩解外交（其后成为整个20世纪日本外交史中不断重提的说法）”，开拓“独立自主的新局面。”
宫廷派知道犬养在满洲事务上对军部很纵容，随委托西园寺与犬养就任命他作总理大臣的条件进行交涉，意在避免任何在外交或者国内经济政策上的激进变化。在与牧野伸显、铃木贯太郎、一木喜德郎和天皇商议后，12月12日下午晚些时候，西园寺与犬养见面相商。4天后，犬养获得了裕仁组阁的裁可，由森恪担任内阁书记官长、荒木中将任陆军大臣，较为自由主义的高桥是前任财政大臣，这是一个由不协和音阁僚组成的内阁。
犬养担任首相后，首先是立即中止了日本两年来对金本位货币制度的依存。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商品和信贷资本的流通都建立在这个金本位制的基础上。这个行动，使日本加入了以英国为首的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来恢复经济的列强行列。其次，犬养要求天皇批准派遣两个大队去天津、一个旅团到满洲。从12月初开始，关东军在天津集结兵力，准备向锦州发动地面进攻。12月23日，就在裕仁向兼任外务大臣的犬养首相下达“不攻击锦州的方针”和“尊重国际间信义”指示的时候，关东军正继续向锦州逼近。美、英、法警告日本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12月27日，根据奈良的记述，天皇又一次告诫犬养“深为轸念攻击锦州之对外影响”。然而，关东军继续推进占领锦州，从而加剧了日美紧张局势的恶化。
可是，当太阳旗飘扬在被占领的锦州上空时，裕仁将他的担忧放到了一边。1932年1月4日，他发布《军人敕谕五十周年纪念日赐陆海军人敕语》，号召全体将士对明治天皇敕谕进行认真思考。实际上这是一篇非常温和的诏告。四天后，大概是接受了闲院亲王的建议，他又发布了《赐关东军敕语》，嘉奖不服从上级命令的关东军在“自卫”和打击中国“土匪”的战斗中英勇作战，“向内外宣扬了皇军的威武”。通过广播和报纸诏书在全国得到广泛宣传，起到了镇压反对意见和推动民众趋近战争的作用。勿需说，对于犬养尝试的恢复陆军军纪的努力，它没有起任何正面作用。
之后的几年中，裕仁批准了近3000军人和文职官员的授勋和晋升，他们都是在满洲战争和上海事件中的有功人员。这两个事件在日本国内均得到极大的支持，而在海外却恰好相反。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海军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爵位。裕仁对于陆军在满洲作战的公开支持，正好与他即使在他们违反了命令时都没有予以惩罚的做法前后一致。
从1932年1月末至3月，日中冲突延伸到了上海，西方对日本的谴责有增无减。当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1908—1912年在位）领导下的“满洲国”傀儡政府建立时，犬养有意保留了对这个新国家的承认。作为一个分裂的政党内阁的首脑，他的统治需要枢密院的帮助，要依靠紧急敕令和无视议会预算制定权威的紧急财政措施才能得以进行。即使在政友会以压倒优势赢得了2月总选举以后，当犬养按照宫廷指示努力维持国内现状时，仍面临着强烈的反对。右翼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分子不断地对他进行口诛笔伐，同时党内的主要改革者森则试图打破政党体系，策划联合军部建立一个新的、更加独裁的政治秩序。
在犬养任职的早期，陆军通过拥戴皇族的长老闲院宫载仁亲王为陆军参谋总长，强化了与皇室的联系，由此也排挤掉了高级指挥官金谷将军，他是宇垣派的核心成员。与此相呼应，海军推出了在清洗伦敦海军条约支持者中起主导作用的伏见宫博恭亲王，任命他为军令部总长。这两个强硬派的晋升意味着陆海军大臣权威的衰落。两个相互竞争的军种现在可以利用它们高贵的皇族“权威人物”向天皇施加影响，控制它们在亚洲大陆上的军队。
在犬养内阁5个月的短命期间内，裕仁成为一个公开的、积极主动的事变参与者，而在事变开始时却绝不是这样。1932年初，他最优先考虑的是维护皇权相对于政治党派，而不是相对于突然得了民心的军队的独立性，同时动员公众对满洲军事行动的支持。他还希望能够保证政策和内阁人事两者的连续性。因此，当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他从一个阅兵式乘马车返回的途中试图刺杀他的时候（1月8日樱田门事件），天皇坚持内阁留任，而不是依照惯例全体辞职。此时，犬养取得政权还不到一个月。裕仁轻描淡写了事件的严重性，就如木户建议的那样，避免了任何直接地、公开地表达他对恐怖事件的个人感受。新闻报道对事件起到了间接地、进一步淡化的作用，报道说他向被炸伤的两匹马“恩赐三公斤半的胡萝卜”。
这期间，日本继续侵略满洲和内蒙古，没有遭到中国或苏联的军事反击。1931年12月31日，由于日本侵略的铁蹄逼近了与北满洲边界划分不清的苏联远东附近地区，受到极大困扰的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提案。不清楚裕仁对苏联这一提议的反应如何（假设他知道有这回事的话），但是犬养内阁干脆将其束之高阁。日本表示拒绝的正式回答是在1年后的1932年12月。不过，斯大林的签订协议的提议一直坚持到1933年末，这时他判断日本的威胁已经暂时消退。
1932年2月16日，关东军司令部在奉天召集了一次中国合作者头面人物会议，组建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第3天，委员会宣布了新国家“满洲国”的独立。3月1日，“满洲国”正式宣告建国。关东军司令部自信犬养内阁将会执行陆军的政策，所以便不断向东京施加压力，要它马上承认这个新国家。11天后，犬养内阁果然同意了将满洲和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来，建成一个“独立”国家。不过，在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上，犬养拖延了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犬养与军部、森内阁秘书官长和外务省的一些官僚发生分歧。外务省是准备将对“满洲国”的责任置于所有其他国际义务和协作之上。犬养一方面努力遏制陆军中的激进派，同时也对日本恶化与美国的关系感到很不满意，因为日本在市场、技术、资本和原材料方面都有求于美国。
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政权在犬养同意陆军占领锦州之后，对日态度马上变得硬冷起来。随后国务卿斯廷森迈出了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