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罪名秘密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李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宜宾人，1926年从重庆投考武汉分校，正是在军校求学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大革命失败离开武汉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天回国，在上海、江西等地做地下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黑龙江地区。1935年春任珠河县铁道北区区委书记、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等职，同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被俘。她在狱中坚贞不屈，绝不向敌人低头。1936年8月，她在临就义前给年幼的儿子写下一封信：“宁儿：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8月28日，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她走上刑场时，许多老百姓掩面流泪。她牺牲后，老百姓开始传说，赵政委没有死，她是骑上一匹白色的飞马，飞到深山老林里去了。这位黄埔女兵、著名的抗日女英雄，正如她遗诗中所写：“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2）
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学员、时年82岁的胡兰畦题字。武汉分校女学生中还有不少人成为千古流芳的巾帼英烈，如郑梅仙、陈觉吾、廖德璋、盛业煌、邓苏、李蕴瑞、邱继文、王也华等。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这批女学生中，又有许多人成为20世纪中国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如传奇人物胡兰畦、谢冰莹、危拱之等。
胡兰畦（1901～1994），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祖上胡大海是明代洪武皇帝的开国功臣，是“反清复明”的世家。她记事时母亲就教她背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懂事时就崇拜革命女杰秋瑾，“五四”时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洪流。武汉分校女生队遣散后，她走过的人生道路坎坷曲折。她先是在上海、江西一带参加平民教育运动，之后参加邓演达的反蒋运动，是大革命时期四川第一个妇女联合会的组织者，妇联主席。1930年留德，在德国由廖承志、成仿吾介绍加入德共中国语言组，并加入中共党组织，1931年又被开除。为参加反法西斯活动，她被捕入德国女牢。后经宋庆龄、鲁迅等名人在上海以人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领事馆提出严正抗议后，才获释。获释后被驱逐出境，先后流落到法国、英国、苏联。在柏林，她曾两次会见过世界妇女领袖蔡特金，在莫斯科以中国作家身份，参加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并多次见过高尔基。高尔基逝世时，她为之执绋到红场送葬。回国后，为实现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主张，促成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于国民党上层之间。她当过李济深的代表，做过宋庆龄的助手，办过报纸，组织过群众运动。1937年曾与黄埔军校时的校友、多年的知己陈毅建立过恋爱关系，后终生未婚。抗日战争时期，她组织了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辗转于7个省的抗日前线，并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少将军官视察抗日战区。解放战争中，她不顾个人安危去抢救被捕的同志，四处发动国民党将领起义。上海解放前夕，为保护住上海的各界名流，而尽过职。她一辈子做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后在成都度过了她的晚年，著有《胡兰畦回忆录》。
谢冰莹谢冰莹（1906～2000），湖南新化人，喜欢写作，1926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写了大量的文章，是著名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在武汉分校西征间隙，完成了《从军日记》，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使她名噪一时。1930年夏，与潘漠华等共同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京分盟。“九·一八”事变后，从日本回国参加救亡运动。1932年1月，她与鲁迅、茅盾等43名左翼作家在上海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日。1940年，在西安主编《黄河》文艺月刊。1948年，到台湾从事教学和创作，1972年移居美国旧金山。
危拱之（1905～1973），又名危玉辰，化名林淑英、魏晨，河南信阳人。她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禀性刚强，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1922年到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1926年11月到武汉，加入共青团，后考取武汉分校女生队。广州起义时，她和女生队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在红4师政治部当宣传员时，参与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1929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后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八一剧团委员会委员、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组训了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中央红军长征时，她跟随干部团行动。1936年在延安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兼导演。在延安时期与叶剑英结婚。“西安事变”时，她作为中共代表团内务成员驰往西安。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河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1949年初，因过本书作者1991年与黄杰老人在北京柳阴街寓中合影度劳累，积劳成疾，她的肺结核病很严重，不能坚持工作而休息。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
巾帼英雄千古流芳（3）
此外，后到第4军教导团中的曾宪植、张瑞华、黄杰、黄静汶等10多位女生队学生，参加了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有的后来还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她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从事了军事、政治、妇运等各方面的工作，成绩卓著。她们中有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了一些部委和全国妇联、中纪委的领导岗位。其中，曾宪植曾任邓颖超的秘书、全国妇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的夫人黄杰、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委员等职，黄静汶任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国家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等职。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培养出这样一支优秀的女生队，首先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召唤和锻炼了军校女学生，当年“打倒列强，除军阀”这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使得她们从一些普通的女青年，在短时间内迅速锻炼成长为时代的精英；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重视是她们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女生队的许多战士，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同圣洁的革命花，开遍祖国的大地。她们无论在当时或者是在后来，多是大有建树，为当年黄埔军校的盛誉美名，增添了更加夺目的光彩。她们敢为天下先、英勇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千秋颂扬的。原武汉分校女生队一些女学生自豪地说：女生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批女兵”，是“20年代青年妇女的骄傲”。黄埔军校前几期毕业的老大哥评价说：“女生队的出现，的确在中国妇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那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不仅是震惊中国的大事，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是创举”。
自黄埔军校《中国军人》杂志掀起“女同志军”的争论，中国20世纪初的女兵思想起源于黄埔岛后，其浪涌就像那珠江入海口岸边的大潮，唤起了无数中华女性，以勇于捐躯的壮举，向世俗观念展开了挑战。黄埔女生们考入军校时，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时，她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由衷的报国之心，毅然投笔从戎。其情其行，令人可敬可佩。
黄埔军校从1924年成立至1949年迁往台湾，军校在大陆招收的23期学生中包括4届女生，毕业的女学生总数约为800人。她们分别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的黄埔武汉分校（第6期），1938年抗战时期的黄埔第7分校（第15期），1939年黄埔第3分校（第16期），1940年黄埔成都本校第18期第2总队（驻苏干部培训班）。第15期的女生，于1938年2月、3月间分两批考入，共200多人，编入黄埔军校（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7分校第2总队特科大队女生队，在陕西凤翔县受训，1939年4月全队奉命转入西安战时工作干训团第4团，同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各部队工作。第16期的女生，于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随第3分校辗转迁移到后方正式开学，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经过短期培训后于1939年冬毕业。第18期的女生，于1940年初招收，共60余人，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8期第2总队，1940年2月在江苏东台县入学，由第3分校第16期毕业的张祖年担任女生队长，1940年毕业时还剩有24人。抗战时期入校的这3期女学生，宣布毕业后即马上开赴前线与日军作战。
黄埔军校在20世纪初首倡女同志军、招收女学生的伟大功绩永垂史册。
第八章 校军东征北伐（1）
第八章 校军东征北伐
黄埔军校孕育的校军“黄埔军”，是国民革命时期的新型军队，是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和主要部分。国民革命军正是以第1期黄埔生600余人为骨干，不到两年即由两个团扩充为旅，进而扩展为两个师，以此作为基本部队，建立起庞大的国民党中央军，削除盘踞各省的军阀部队，奠定了国民政府统一中国的基础，成为维系国民党在大陆22年统治的军事支柱。
校军的组成
黄埔军校校军，有两个范围上的不同概念：在东征之前，通常是指黄埔军校教导团；在第一次东征中，是对参加作战的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教导第2团、第2期在校学生的1个步兵总队、1个炮兵营、1个工兵队、1个辎重兵队、第3期入伍生营的总称。本书所说的“校军”，指的是由黄埔军校师生组成的成建制的大概念的革命军。
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黄埔军校是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学校。在成立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即考虑到，有了革命军之干部，还要成立军队，以树立党军之楷模。1924年9月，孙中山把大本营由广州移至韶关，准备再次北伐。平定商团叛乱后，孙中山更加感到建立革命军的必要，于是他又筹划编练新军。他由韶关写信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说：“练兵（即编练新军）一事，为今日根本之图，枪支处理当以此事为准。”蒋当即复信孙中山，告之两个月内就可练成一支劲旅。孙中山原准备在韶关编练新军，接蒋信后遂决定在军校编练，故又复蒋一信称：“兄言两月内可练一支劲旅，如现实已经开始训练，则不必移训练地到韶，因迁移费时，则两月断难成就，果期两月可用，则就现地加工便可。”又说：“兄之新军两月练好之后，立调来韶，听我差遣。若西南局面日有发展，当先巩固西南，然后再图西北。”
接孙中山的信后，蒋介石、廖仲恺等立即筹办成立教导团，派人到上海、江苏北部、浙江东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士兵。并决定，新军的高级干部由黄埔军校教官担任，下级干部由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担任。新军的武器，长短枪、轻重机枪、山炮、野炮、弹药等，一部缴自商团，一部由苏联运来。在兵员与武器基本具备后，1924年11月11日，首先组成了第1营。9天后，又成立第2、第3营。何应钦任团长，沈应时、陈继承、王俊分任3个营的营长。12月3日，再成立第2团，以王伯龄任团长，3个营长为顾祝同、林鼎祺、金佛庄，独立营营长杨天樗。新军仿效苏联红军建制，团、营、连3级都设有国民党党代表。两个团的中级军官，多数由黄埔军校的军事教官和学生队原有官长担任，所急需的下级军官多数由刚毕业的黄埔军校学生担任。第1团党代表为王登云，后为缪斌；第2团党代表为张静愚。第1期毕业生大部分分配在教导团中任党代表、排长、副排长等下级军官职务。
因孙中山应冯玉祥等之邀请，迅速北上，新军在编组训练完成后，没有能按原计划北调韶关，即留在黄埔军校内，用来教导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练习带兵技术，故称“教导团”。教导团是按照孙中山的指示与意志，建立起来的第一支名副其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军，因其隶属于黄埔军校，因而常称之为“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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