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作为他的另一半，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他的地球上最了解他的人的确处于比克林顿更强的地位，她的事业正值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阶段，看着消沉的、一蹶不振的丈夫，她难以控制自己的批评，甚至是尖刻的批评。她是一个新的职业女姓，她无法容忍自己的丈夫那种无限消沉、颓废的状态，此时，家庭争吵的不断升级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克林顿在这种内心万分痛苦，而又得不到足够理解的情况下，便不由自主地到婚姻之外寻求他非常需要的无条件的爱和支持———对缺乏自尊心的人来说，这种爱往往不是配偶所能提供的。
希拉里慢慢地看出了这种苗头，她知道自己一味纵容或者一味批评都难以使这个走得越来越远的男人恢复他的自信，更不要说重新成为一个有抱负的人。她得想办法使他振作起来。
一个在桃色新闻中浮沉的家庭，想要继续维系下去并回复到正常轨道，确实需要其中的女主角迅速地采取有效行动。
第四章 小石城柔情八、随夫君东山再起（1）
1981年4月对希拉里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
希拉里说服长期沮丧中的克林顿，为大胆地东山再起采取第一个行动。阿肯色地方新闻界每年度都要推出的一种“白莓讽刺剧”的演出，刚好在克林顿落选后几个月举行。这种讽刺剧的特色是，通常把一位著名的人士当做一位“神秘的宾客”，让他发表有趣的独白，然后在表演结束时亮出他的身份。这一年演出的主题是“古巴人和汽车牌照”。人们邀请克林顿参加，但他作了否定的回答，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不仅会勾起他对失败的记忆，也会引起别人新一轮的嘲笑。于是，希拉里率先敦促他进行表演，让他们发笑。希拉里对克林顿说，让他们发笑，你将看到他们会再次喜欢你。
希拉里不是不知道让正处于万念俱灰的情况下的丈夫去做这样一种演出并担任噱头是对丈夫的伤害，她并不想把他置于这种难堪的境地，但为了促使他的政治生涯重新出现转机，她不得不狠心地把丈夫献给公众，让他们尽情地去笑吧，凭借着克林顿的幽默感和表演天才，这次演出一定能够使他博得观者的好感。
于是，克林顿出现在一群人中，那是一批笨拙的古巴劫持者试图劫持一架小型的短途班机。克林顿戴着一顶皮制的飞行员头盔，盖住他的脸。最后他拿掉头盔，发表了一通引人发笑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取笑了自己，也取笑了坐在他前面正中的弗兰克·怀特。群众对他的做法感到欣喜。
这次演出的主办者，《阿肯色日报》的商业主编勒鲁瓦·唐纳德后来这样描述这场成功的演出说：“人们可以看见克林顿变了，他满脸放光，下面的观众被他逗得乐不可支，长时间对他高声欢呼。弗兰克·怀特自己也高兴得大笑。”
当比尔·克林顿宣布参加1982年州长竞选时，他的名人地位再次上升。希拉里在帮助他照亮前进的道路。她决心使丈夫东山再起的第一步行动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然而，希拉里也仍然有自己的困难需要克服，那便是在她当上州长夫人后便一直阴魂不散的姓氏问题。
她发现，当她到全州各地，面对观众，继续用希拉里·罗德姆的姓名替她的丈夫竞选时，她博得的掌声有点冷淡。现在，选民们看到盖伊·怀特是又一位令人比较中意的传统式的第一夫人。正如她的丈夫所喜欢夸耀的，她的确是一位“全职第一夫人”，几乎从未离家外出工作过。于是，选民们就难免对希拉里有那种狭隘的但又是可以理解的不满情绪，他们自然会把这种反感发泄到克林顿的再次竞选中。
希拉里为自己的姓氏问题深感不安，她需要搞清楚究竟是用娘家的姓重要还是比尔能连任州长更为重要。
她不断地向周围的朋友谈论到这个令她头疼的问题，朋友们听着希拉里对于烦恼的倾诉，有些人认真对待，也有些人打着哈哈。苏珊·托马西斯是位律师，也是希拉里的女权主义坚强同盟，她说：“我记得她告诉我她正考虑这么做（改名字）时，我说：‘嘿，重要的是你自己感觉如何，其他人的感觉与此无关。’”
其他的朋友则逐渐意识到了姓氏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又不愿刺伤希拉里的心，毕竟，她一直保留结婚前的姓无非是出于职业原因，她不想介入丈夫的政治生涯，何况采用娘家姓是比尔从来就不曾反对的。所以，他们采用委婉的方式使希拉里明白民众的倾向与要求。
黛安娜·布莱尔记得一场开玩笑的谈话。她的丈夫詹姆斯·布莱尔律师对希拉里和比尔说：“如果这是个问题，那咱们得正确对待。咱们在州议会大厦的台阶上举行个仪式，比尔用穿靴子的脚牢牢踩住希拉里的脖子，再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提起来，说：‘女人，你将采用我的姓氏。就这么办。’然后，挥舞着旗帜，唱几首赞美诗，把这个问题了结。”
弗农·乔丹则在一次来镇上演讲时，再次给希拉里讲了改姓的重要性。此时，希拉里似乎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她不想再与民意继续对抗下去，那样只会没完没了，两败俱伤，于比尔和自己都没有益处。于是，在1982年2月27日切尔西两岁生日、克林顿再次竞选州长时，她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让众人吃惊的讲话：她将更改姓氏。
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她说自己继续以希拉里·罗德姆的名义，从事法律事务；并“以非专业的身份”，以比尔·克林顿夫人的名义协助克林顿竞选和介绍自己。
1982年5月3日，距民主党初选还有几周时间，希拉里正式改了姓名：她填写新的选民登记表时用了“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希拉里的改姓虽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并招来了一些歪曲的报道，但它的确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阿肯色开始转变对她的看法，认为她是一个为了全局不怕牺牲局部利益的女人。
为了把自己造成一个符合阿肯色选民喜欢的贤妻良母形象，她还在自己的外形上下足了功夫。人们惊奇地发现，她以前蓬乱的头发已梳理得平整，整齐地卷曲着，而且发亮。这使她显得温柔多了。她还物色到了适合她的某种隐形眼镜，并开始把它们戴上。她还开始注意自己的服饰，做了满满一衣橱的时装。她深藏起自己的个性，默默地，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对她的看法。甚至，人们发现不仅她的外表发生了惊人的改变，连比尔的形象都和先前不一样了。
他剪短了头发，于是他的耳朵在现在拍的照片上显露出来，这一点对阿肯色州选民来说是重要的。他还改变了他的工作人员班子的面貌，把留胡子的年轻助手换成了胡须刮得光光的中年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教训太深刻了，他得学会迎合持老派观点的民众的心意。
1983年1月，比尔·克林顿来到这个他曾分别发表过一次就职演说和一次告别演说的州议会大厅，发表他第二次担任州长的就职演说。悲痛的往事已经过去，眼前是鲜花和荣誉，是遥遥在望的美好愿望。姓氏风波、发型风波都将随着克林顿的再次登上州长宝座而烟消云散，惟一不顺的年份是1984年，那一年比尔的弟弟罗杰·克林顿被捕入狱，使他们的婚姻关系出现了第二次的摇摇欲坠，好在他们所想的解决办法是共同承担，希拉里依然站在丈夫身边，她为爱而宽容。
虽然像克林顿夫妇这样一对政治伙伴之间的关系深不可测，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确切地说出相互间的影响，外界的任何一种推测都难以探测到他们婚姻之井的深处，也抓不到什么本质的东西，但比尔是在有缺陷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他所有的行为都有一个童年时期的创伤作为开脱。从小在酗酒环境中长大的人都是一群爱流眼泪的懦夫，尽管比尔对他的童年创伤已尽力地做了调节与适应，他像许多优秀人物一样，已经做得很成功了，但无法否认的是曾经历过的阴影在若干年后会化成一头怪兽做出它不经意的袭击，他尽力抵挡，也会有盔甲都无法保护的时候———特别是在遭遇不幸时，在他的心灵格外脆弱时，1984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份。
第四章 小石城柔情八、随夫君东山再起（2）
1984年本是一个大好之年，再次登上州长宝座的克林顿与希拉里一样对前途踌躇满志，既吸收了失败的教训，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种种改革，因而到了1984年，他们的付出已获得了某些回报：克林顿夫妇列入《老爷》杂志的一份272人的名单，这些人被该杂志称为“新一代的佼佼者”。同年3月，希拉里还接受了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阿肯色分会颁发的本年度大众公民奖。5月，她又在《阿肯色民主党人报》举办的读者民意测验中，当选为“本年度妇女”。
生活向这对经历过失败的家庭展开了笑脸，希拉里的笑容本应该比往日更加灿烂，但几乎是毫无兆头的，另一桩麻烦又找上门来。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平静，克林顿在认真地处理州里的各种公务，但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这种平静。州警察局的一名警官到克林顿的办公室拜访，说州长的同母异父兄弟、27岁的罗杰·克林顿被人看到在出售可卡因，现在正被置于监视中。警方打算逮捕他，不过，希望得到州长的同意。比尔同意了。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
罗杰·克林顿最终以“五次散布可卡因，一次图谋散布可卡因”的罪名被捕入狱，他在一个联邦监狱中服刑一年多。他在停止服用可卡因后，发觉自己像其父亲一样，真正的问题是酗酒。比尔、罗杰、他们的母亲，有时候还有希拉里，被召去强化家庭治疗法。他们讨论了共同信任的问题。希拉里在讨论中起了指导作用。她十分敏锐地指出凑在一起的家庭的类型及其弱点。
希拉里尽力在这种治疗中发挥她的作用，若干年后，当比尔和罗杰兄弟俩回顾那一段岁月时，都把它看做是自我认识和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大飞跃阶段。不过，这在当时是痛苦的，常常是不愉快的。虽然克林顿最终学会了感激妻子的耐心引导，但在当时，她的参与并不总是引起他的高兴。这段岁月对于希拉里而言同样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她既不得不告诉比尔的家人一些令他们不高兴的事实又要努力不去冒犯太多的人，这中间哪里有什么捷径可走？
初次接触到精神疗法时，往事的幽灵有可能激起心灵的极度震荡。精神疗法迫使比尔探查自己的心灵深处，探查常常威胁他去犯错误的心灵中的黑暗面。人的潜意识中的那些东西总是希望能永远遮盖起来，害怕别人的窥视，但在家庭治疗法的面前，比尔无从逃避，往日的创痛伤疤被揭开的滋味是万分痛苦的，他非常不习惯于这种反省。克林顿夫妇的朋友们说，他们认为，心灵探索使克林顿受到相当的震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婚姻。
克林顿的事后声明颇耐人寻味，他曾多次说过：“我只有16岁时就已经是40岁的人了。”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决心把那个由嗜酒成性的可怕的继父造成的一团糟的状态调整好，把年幼的弟弟照顾好。但罗杰·克林顿的被捕却似乎引发了他全部自信的崩溃，他开始怀疑自己，尽管他曾为保持自信竭尽了自己的精力。他为1984年的那段痛苦记忆所作的声明是：“我已年过40岁，但当时犹如16岁。”
这也许是指，他的同母异父兄弟的被捕使得家丑外扬，从而揭开了旧伤疤。也许是指，他面临生活上的麻烦事因而退却。总而言之，比尔在那段时间里开始失态，开始自暴自弃。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失败者。
1984年又是一个大选年。
克林顿的反对者们又瞅到一个攻击他的良机。阿肯色州的谣言机器开始散布关于他私通之类的婚外恋情的传闻。从上次竞选到现在，比尔·克林顿一家的风平浪静让一些记者们觉得不习惯，他们总在伺机而动，希求能够抓住克林顿私生活的一些把柄。在美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完全市场化的，所有的报纸电台都是民间的。媒体必须服从在市场中生存的法则，媒体的主要收入是广告收入，而广告的多寡取决于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为了获得有卖点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