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刘少奇是作了一个表率。
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刘少奇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得来的，都是掷地有声的大实话。
代表们屏息静听，全场鸦雀无声，大礼堂只响彻着刘少奇一个人的声音。
代表们完全被刘少奇的讲话所吸引，忘记了做记录：因为这是不同于书面报告的讲话。
后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是农民的语言。”
刘少奇提出了在书面报告上没有讲明确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突破了传统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来了个“三七开”：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
刘少奇这一讲话，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客观情况作一个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而不是完全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所束缚，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少奇所作的估计，着实令与会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感觉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松动，好像解开了。
但是，刘少奇对缺点错误的认识，还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基础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初步肯定的基础上作出的。
“三面红旗”是最后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归结到造成困难的原因方面，也不可能认识得更深一层，而是说：“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刘少奇在讲话中的的确确触及到了这一根源，他批评了“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批评了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和做法，同时也对“三面红旗”的结论问题留了余地：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让历史来作评判，让实践来说话，应该说，刘少奇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有历史眼光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但是，这同时也是一种存疑的态度，虽然是在一段时间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后作结论。
这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也对与会者的触动很大。
同时，刘少奇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口号，提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是直言不讳的：
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作“条件论”，或者叫作“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否定重视条件，不能否定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
刘少奇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引起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也是与会者多年以来不敢启齿的难题：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也就是主观能动性，从而面对客观现实，还要硬着头皮“大干快上”。
症结就是对“左”和右的方向上，都怕犯右的错误，因而“宁‘左’勿右”，因而不断向“左”，再向“左”。
是“左”还是右？这是大多数党员干部不敢，没有勇气触及和回答的思想疙瘩，多年来的风浪，使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左”。
这一点，刘少奇也是直言不讳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引号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是朝气蓬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在刘少奇看来，“左”和右同样都是方向性错误，都是路线性错误，二者都是错误的，不可能存在一者正确，一者错误。
向“左”和向右的任何偏差，都是不允许的。如果联系到一些具体的数字、指标或高或低，就说是“左”或者右，“这也是不正确的”。
更何况，这往往是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联系到一起的。因此，刘少奇说：“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哄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哪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哄起来了。这种方法，是不好的。”
刘少奇提出，“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运动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这样。”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不足，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刘少奇更深一步地触及到造成如此多的缺点错误的深层原因：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现象。
刘少奇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偏差是有关系的。
刘少奇的确感觉到了民主集中制在实行过程中的偏差问题。实际上把彭真所讲的“每个人都犯错误”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不仅仅是认识错误本身，更要抓住造成错误的根源问题。
刘少奇的讲话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他们由衷地对刘少奇的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讲话是实事求是的。
刘少奇在大多数人那里得了满分。
当然，刘少奇的讲话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口味吗？他的讲话中对“三面红旗”、“大跃进”的存疑，对“左”和右的批评，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老比例的否定，对人民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的“一哄而起”的批评，对庐山会议后大反右倾而没有能够继续纠“左”的遗憾和批评，是否会危及到毛泽东的崇高威望？
这些批评和质疑，可以说也是实事求是的。但毛泽东会这么看吗？不一定。
后来毛泽东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了一张“大字报”，专门“联系”到了“1962年的右倾”。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说得更直白：“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因此，仍然有一些“聪明”人，自认为“曲高和寡”，抓住了刘少奇讲话的“漏洞”，揣摩毛泽东的心理，弹出了不和谐的音符。
这个人就是后来吃“大亏”的林彪。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会上讲话，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维护毛泽东“无人望其项背”的威信。
林彪说：
我们党近几年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林彪一番长篇大论，的的确确起到了维护毛泽东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林彪这番话，实际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无法也不可能说话：这几年，一直是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确的，如果说出现问题出现困难是因为没有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那么，刘少奇岂不是违反毛主席的路线了？刘少奇岂不是替人“背黑锅”吗？
林彪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将缺点错误推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头上。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的反映是非常高兴的。
3月20日，他在林彪讲话稿上批示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毛泽东同时还批示说：“送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林彪讲话一完，毛泽东带头鼓掌。显然，他是同意的。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中途？span class=yqlink》仙剑耘淼禄炒笈嘏细偕舷撸灰彩恰坝胫诓煌甭穑？/p》
这次会议原定是1月底就结束。
1月29日下午，有许多人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憋着一肚子气要出。有的组还反映，会上还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
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心让大家把要讲的话都讲出来，把“气”出完，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毛泽东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有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准备的，而且有的作检讨作了几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起就自我批评，不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为什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