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的反动罪魁，何其当诛！
驴唇马嘴的结论是：反法西斯斗争是恶性肿瘤的报酬；欧盟是良性循环的前锋；恐怖主义是病毒定义的螺旋。
谭圣人曰：看似如出一辙者，往往大相径庭。
上人说：人性。懂吗？
翻史捣古之三。
【谭圣人诡注】宋元，明清，乱者，理也。
小流氓坯子贾宝玉
昨天写了几行《英语！清政府！新儒林外史！》，邀上人品鉴，不料语间又迸撞绚丽火花。
上人辞情激烈：古往今来，中国教学模式既无异于空耗别人的时间，则无异于谋财害命。
我击掌喝彩叫嚣：妙哉句也！
何叹妙哉？且不夸上人信手拈来鲁迅名言恰到好处自有神气，单谋财二字即不能不令如我多疑量窄之辈仅作缴纳学杂费之联想，至于害命，此等无数逼命跳楼事迹俱可改编成评弹联播一准绕梁不绝。
不料，瞬间脑筋混沌一片。由之忽复想到举国唾弃的旧社会封建科举制度，再番想到号称满纸荒唐之巨著《红楼梦》中俩对立人物——贾宝玉和贾政。越想，越觉得没对劲。
红学家说，贾宝玉是封建科举制度下惨遭扼杀的追求自由精神的叛逆青年代表。
我说，胡说，搁现代，贾宝玉也就活脱一个小流氓坯子。
此话怎讲？或一孩童，自小娇生惯养，成绩差，不听话，看黄书，早恋，十来岁就跟女人上床，见一个调戏一个，仗着老子当官，敢写几首歪诗，就到处闯纰漏，害死人不偿命，拍屁股溜烟，大不了犟嘴抵赖，还有泡同性恋吧，欺骗良人感情……（“红粉”们别为丫的“真善美”动机找理由辩护，结果明摆那了）听听，这孩子算什么？算社会主义高考制度下惨遭扼杀的追求自由精神的叛逆青年代表？然而我们不该为他树碑立传捧为精神导师么？然而谁能答应么？然而贾宝玉不是这孩童的先行者么？
再说贾政。
红学家说，贾政是封建伦理家族制度下反动统治势力的核心代表。《宝玉挨打》一回充分###了其人性丑恶、自私、伪善的一面。
我说，胡说，搁现代，贾政顶多算是个脾气不太好但绝对望子成龙的父亲。打儿子惟独###了其恨铁不成钢和怕丢面子的毛病。
此话怎讲，哪用多讲？上边那例孩童的纨绔行径，任凭哪条照死了治罪不叫活该？
贾政巴望儿子背孔孟考科举，和今天的父母巴望儿子背马毛邓过四六级考大学的心理是完全一样的。
对贾宝玉而言，孔孟大儒都挺讨厌，不断发明新添些大道理逼咱背，烦不烦？不信他不成天这么想。
但，孔孟推动文明史前进那会子，思想很新鲜健康，也不腐朽（我尽量憋火，我尽量客观）。孔孟末流腐朽害人，也不是谁谁的责任，进化论使然耳。
对今天的学生而言，马毛邓、四六级以及一切应试学科也感冒不到哪儿去。曾经居然有学生对我诉苦，说他们这些伟人真烦，打江山就打江山，写那么多书干什么，树栽了也不让人乘个安逸凉，讨好不落好。
愤拳欲起，究竟怏怏收回。这不是我的权利。不过——
什么叫历史地看问题？什么叫辩证地看问题？什么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什么叫五十步笑百步？敢问：贾政能站在马列的高度处理问题？我们能站在千年后的新哲学高度数落某时某代马列末流？
方法论，一杆秤，几千年了都没能矫枉过正，很生气！如今还未懂怎么弄就糊弄，很严重！
无论时代，新旧思想永远有冲突，有暴力，有压抑。难道这仅是弊端二字可以囊括的问题？
是曹翁自己没写明白，还是红学家们没读明白？
我的表态：
与其褒贾宝玉不如直接褒小流氓。
与其贬贾政不如直接贬家长老师。
与其单拎贾政们出来批，倒不如合着贾宝玉们一道办了。
矛盾？毫不矛盾。
批现代贾政，我极肯首当其冲；但贾政们的过失决不构成贾宝玉们###的借口，批现代贾宝玉，我仍旧不肯手软心慈。
别拿人孤独的殉道者徐文长蒲松龄说事，这两位没考成科举，人家可干别的了。贾宝玉我从来没觉得是殉道者，他殉哪门子道了？你梦里悲愤也好，你醒着感伤也好，你真爱谁谁也好，你假痴不颠也好，有愧没羞的你以为你谁呀，后来长大了所谓觉悟了，又干什么了你？心口划一也是超级自私鬼！人跟人有多不一样，觉悟跟觉悟就有多不一样。
可是救还是不救？怎么救？
这么救！绕来绕去，又得绕回《儒林外史》。愚以为，一部《红楼梦》是错！错！错！一部《儒林外史》是莫！莫！莫！《红楼梦》真的是一部广泛而伟大的人类童年罪孽忏悔录。《儒林外史》却是一部比《红楼梦》更深刻而伟大的人类成年灵魂检讨书（注：指书，非指文学，《儒》的文学我另有看法，另文再说）！太、早、远该享受无上礼遇，凌驾所谓另三大名著。但……但，就算有一天那样了，也千万别学着成立什么什么“儒林学研究会”等等（没准早有了）。好东西不作兴糟蹋。
不承认我这些话，就等于不承认史！我奈你何！使得。
不相信我这些话，就等于不承认理！我奈你何！使得。
以上文字非史，非学，亦无情理，但比有些史有些学有些情理管用得多。我都这么说了，你奈我何？使不得？使得。
翻史捣古之四。
【谭圣人秘注】借故说事，借题发挥，不读《红》、《儒》，不改浅薄，不废幼稚，可化井泉。
正义还是爱国？
——且从东史郎谈起
我，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从学生做到教师，我至少十余次出入大屠杀纪念馆。
每每亲睹，残破的血衣裳、散败的碎骷髅、黄旧的老照片、黯淡的铁物证、大宗的史料文献……
每每亲聆，讲解催泪，莫不令我浮想联翩：年轻，鲜血，大风歌，死亡舞，无声诗里诵千秋……
小时候，我的祖母回忆跑鬼子反，那个咬牙切齿的民族恨呐，那个痛贯心肝的民族耻呐，那个悲愤……
11年前，钓鱼岛西村事件，我写了多少檄文，张贴了多少传单，奔走呼吁少年同学做一些事情……
后来么，毋须旧事重提……
作为南京人，我比从来任何一个外乡人都更有理由具备仇日情结。
作为我自己，我比今天任何一个同龄人都更有资格被称###国者。
然而我早该过了“五四”、“###”的年纪，我实在也过了“五四”、“###”的年纪。
何妨从容一点，续谱翻史捣古之五。
这回我拟的主题是：正义还是爱国？
且从一个日本人谈起，他叫东史郎。
人已死，故框其名字。
这是悔过的魔鬼——中国人不应该对他的名字和事迹感到陌生。
先引一些材料，来自1999年7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的一篇文章《记住东史郎》，作者张圣华。年代蛮久了，连引材料也需要翻尸捣骨，要亦一趣。
算了，原文太长。我本想作删节后用楷体字插在这里，但是突然发现每个字都写得很要紧，所以我就决定不删，也不引。干脆附置本文之末，有兴趣的可以先去读读。
那么，我就发表几点个人的意见罢。
必须直言：东史郎这个人，我给他的定义如前所述——“悔过的魔鬼”，我认为这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曾经，魔鬼的双手沾满了南京人的鲜血。后来，魔鬼公开悔过，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们原谅了他。然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口一个“尊敬的东史郎爷爷”，我们的大朋友一口一个“中国人的好朋友”，我看却是实在毫无必要的。这样似乎只能说明，中国很需要利用东史郎来证明一些东西，表示一些态度。这样真是弱者可鄙的伪善与大劣根。
东史郎，号称晚年觉悟。虽然，据我臆断，其无非是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道坎——良知——而已，而已。很多良知未泯的杀人犯，潜逃多年以后仍旧精神高度紧张，常年恶梦缠绕，生不如死，心理防线濒临崩溃，终于还是投案自首，正是一理。区别在于，东史郎晚年觉悟，这觉悟却要远远高于普通杀人犯。为什么呢？他后来很好地生活在日本，时过境迁，世界上已经没有法律再可以制裁他。然而，他难受内心的煎熬，寻乞良知的归宿，因为他需要释放，解脱，打开灵魂深处的枷锁……他到底选择了自愿接受良知的制裁——自裁——也就是接受道德之裁，接受正义之裁，并且尽量做一些将功补过的赎罪的事情。赎罪的过程即是自我救赎的过程，亦是由魔鬼变回人的过程。他的觉悟，深刻体现在希望自己以人的身份而不是以魔鬼的身份度过晚年直至死去。所以，他明明可以一如既往地过下去，但是他选择了出来，说两头不讨好的话，做两头不讨好的事——日本右翼，中国的伪愤青，都在辱骂他，甚至恐吓他的全家。他在日本本土的屡屡败诉，激起了彼岸的中国人神共愤，而他义无返顾地坚持着著书、鞠躬、谢罪、讲演……他当然无所畏惧，他有什么理由畏惧呢？毕竟他已经做到了战胜自我，成全自我，也如愿以偿地赢得了宽恕，更警醒了青年。
如果说忘记就意味着背叛，那么，东史郎背叛了吗？他背叛了谁？他背叛了什么？
想到李敖。李敖在《写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一文中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站在人的感情角度；李敖的说法一时或可理解。冷静结论，理性分析，却完全是误导。又有人为李敖辩护说，我国政府领导人为什么不去祭拜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什么不把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阵亡将士的名单镌刻立碑作为爱国英雄同等对待？那么我告诉你，这是两码事。一个民族不拜英雄，不尊重英雄，甚至近年网络上频频出现“恶搞“英雄的事件，固然是可哀可怒的。然而矫枉过正，误拿战犯当英雄乱拜一通，则尤其不妥（特注：靖国神社供有很多战犯，近现代的简称二战战犯，古代的简称民族英雄——另，非战犯的真英雄可能也有，可考证）。东史郎的出现，正是揭示了这样一个主题：正义还是爱国？我的意见是：背叛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统治政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背叛国家，背叛正义。
由此想到另一个人物——佐罗。佐罗故事无论是否出于虚构，早已深入人心。佐罗当然不是魔鬼，毋须悔过，可是也同样面临着“背叛”的考验。一个人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异国农奴，不惜处处与本国殖民官方作对，自然会被视作背叛了祖国，背叛了贵族，背叛了阶级。然而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佐罗决不是叛徒国贼，而是永远的侠客英雄。佐罗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对的，是佐罗的国家做错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如果你的国家正在进行非正义的殖民侵略扩张，那么即使你是一个士兵，也应该拒绝上前线，那叫真爱国者。即使由于不服从命令而被处死，也是问心无愧的死，死得其所，死得光荣，否则才叫助桀为虐。军纪与人性，两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关系。为什么当年共产党能够取天下？因为我们官兵情同手足，军民一锅吃饭，军爱民民拥军，队伍不断壮大，正义之师才能所向披靡，打垮等级森严武器先进的国民党反动派……不过，客观看到相反的情况也是有的，而且还很不少。邪恶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历史上比比皆是，譬如秦始皇、成吉思汗、多尔衮之流。更为可怕的，是邪恶之后的善良，残暴之后的温和，就好比“康乾盛世”的出现，使问题变得是非复杂，使爱国者们哭笑不得。烈士已矣，民族融合，以至数百年之后的戊戌变法时代，竟有谭嗣同的“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因变法而流血”。谭的慷慨赴难，总结教训，是为满君而死，也是为汉民而死。有词为证：“身先南海证佛灯，悲智兼酬侠烈风。仁者唯识殉大乘，竟颅崩。月闭棋格、误复生？”谭真乃顶天立地的第一等好汉义士也，谁也不会认为谭是汉奸。在之前的《明末清初之名士系列：烈士、汉奸、还有孬种》一文中，我强调指出：今天蒙、满、汉、藏、疆等族如今早已血脉互溶，凝成一体。谁敢再议即是煽动中华民族分裂的反动罪魁，何其当诛！但是，这话又得分两说，我们不能因为暴君们当年赢了，甚至天下竟能迎来另一番太平气象之后，就对过去的滥杀屠城之举大唱赞歌（曾记否？史载清时多铎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