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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先生讲完了以后，有媒体记者提出了质疑。问舒先生，您有证据吗？这么说的理由从何而来？舒乙先生说，萧乾夫人文洁若先生可以作证。因为文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这件事。而且文先生还曾亲口向舒乙老师和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老师都提到过这件事。于是记者拨通了文先生的电话，向她核证此事。核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二天报纸登出来，题目是《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文先生先是提了上面的一个说法，然后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但是，虽然她没有证实，但她在里面也提到了另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叫艾迪的挪威人曾经到家里跟萧乾说过这事。对吧？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文先生自己否定了自己。刚才那个文章中，她说“不予证实”。口说无凭，但白纸黑字的事情总是可以确定的吧。文老师确实写过这篇文章！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她的白纸黑字是这样的：“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我们看，一个人在写这样的回忆文章时，时间地点都叙述得如此详尽，让你似乎挑不出一点点的疑点。
下面又是文老师的话，“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哪一年，我们后面来看），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你看，这个证据又可以支持前面那个证据，证据累积起来之后我们就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错。但它可能是错的。文先生写到，她“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后边，文先生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你看，她不相信是1968年）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可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她如果记的是1966年的话，这个是对的吗？这是绝对错误！因为川端是1968年获的奖啊！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4）
最有意思的事出现了，发表文先生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很聪明，很机敏，对这个事情做了调查，做了核实，在发表时最后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是这么写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有意思了吧？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舒老师说，文老师是这么说的；文老师说，我没这么说过；文老师之后又写了文章，文章中说是艾迪跟萧乾说的；记者又去采访艾迪，艾迪说我没这么说过，我说的是沈从文。这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了做好这个研究，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我的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您是不是1978年跟舒先生那么说过？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我摘出几句跟这个事实有关的话。我们看这个人的记忆：（信中划着重线部分，为藤井先生所加。）：
冈田祥子先生
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可是，时间上并非“1978年或79年”，而是1981年4月。（从时间上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春秋时候的孟姜女的原型）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我们看，口述史和历史的书写，都牵扯到人们的记忆。而这个记忆是常常出错误、出偏差的吧？或者说，我们现在向人们描述几十年前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考虑到当年的某种角色不光彩，或者考虑到我要为当时的某件事情做一些修正，做一些遮掩，把记忆改编了？）“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他提到的是什么啊？是他听朋友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们看，层累的这种叠加的说法，经过了歌手的几次传唱之后，已经变成了真实的史实传唱出来，并把这个史实传唱成为神话。而我们大家在听到这个神话的时候，很多人是愿意相信它的。我们的世界观经过很长时间，好像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固化的东西，愿意相信神话，不愿意怀疑神话，更不愿意打破神话。
他下面还有一句话讲到这个，他说：
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
你看，日本人肯定了自己的这个记忆。他曾经向舒乙先生说过的这件事情——我们注意是他记忆中的这件事情，而不是舒乙先生传出去的那件事情——是不会错的。然后舒先生在跟外界说的时候，也说，在他记忆当中，这个日本人曾经告诉过他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出在两个人的记忆上！日本人的记忆和舒先生的记忆出现了落差。而这两个记忆的问题，带给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在认识上的不同。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有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你看，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是老舍研究会的前会长，而是关西老舍研究会的一名委员）而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又往前推了吧？孟姜女在春秋时候的那个原型在哪儿呢？
这些证据还没完，还有。而且这个证据只要一看，可能更愿意相信它的权威性。因为这个证据的说者是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当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先生。他是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年龄已经很高了，大概80多岁了。他50年代在中国曾做过瑞典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刚才说到《明报月刊》刊登了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那篇文章，同期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文中提到，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和他的妻子是我“当年的亲密知交。”你看他这样说。而我们从后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不是亲密知交，就像束星北谈到的那个“熟识”问题。文章还提到，由于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因为诺奖评委会有一个规定，一旦当了院士，成为评委，就要守口如瓶50年，直到档案揭秘。在此之前，任何一个评委都不能向外透露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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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5）
“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Paul 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我们看，一个后来的诺奖评委，在他回忆1966年情形的时候，又是这样的一种记忆。
然而，他在文章中透露，因为“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使他“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1988年沈从文先生去世之后——当时国内也一片惋惜——这个人因为理解中国人的诺奖情结，所以他违背诺奖评委的诺言，就1988年的事情做了一个披露。我们注意他言辞的表达，他说，“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可能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他并没有把话说死。因为每年的诺奖要在锅盖揭开以后才能知道那个人是谁，评奖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后在这儿，我们再看另一个有趣的现象。马悦然的文章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也就是她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件事相吻合。我到现在，唯一没有找到的，估计也不可能找到的，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但是，我从常识性的外交礼仪来推断，瑞典大使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可能不会那么说。大家想一想，瑞典驻日本大使有可能在向日本人祝贺日本作家获得诺奖的时候向日本人说，这个奖原来不是给你的，是要给一个中国伟大作家老舍的。这个可能性大不大？他如果这么说，是否违反了外交礼仪？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违反外交礼仪的言辞是真实的，那前面的那个叙述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我找不找这个瑞典大使也就无所谓了。
然后，再来看那个马悦然。他说他是老舍夫妇的“亲密知交”。然而，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1956年至1957年间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英文短信，只有一句话：“‘I am not Cao Yu；I am Lao She；且不一一。’译为中文的意思‘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意思是，我不多说了，你们找错了人。就这么简单。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多亏有舒济女士的注释，就能明白这句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注释说，“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疑问是不是又可以出来了？如果马悦然和老舍夫妇是亲密知交的话，他难道不知道住在那个胡同里的是老舍而不是曹禺？这个历史也就非常有意思了，对吧？
最后剩一点儿时间，来不及梳理很多，就引两个西方有名史学家的话来结束，并让我们多元地来认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