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 第31部分

　　谁换到你妈的位置上坐一坐，想一想，都是这个道理。

　　人不能不讲亲情和社会责任，否则就没人性，只有*。动物也有责任心，你看那些蚂蚁、蜜蜂、大象！”

　　这两年，漫长的躲武斗生活，使助教这个年轻臭知识分子的脑瓜子里，产生了不少古怪的、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国策大相径庭的危险思想。这些思想，平时在他心里憋得十分难受，这下可有了发泄机会了。

　　他舔了舔嘴唇，低沉着声音，好象又上了久违的可爱讲台：

　　“人类总骄傲自己比动物幸福，其实不一定。

　　动物的灾难哪有我们人类多。它们只是单纯对付猎杀、饥饿、伤病、严寒酷暑、灾害。而人类，除了这些，还要承受战争、苦役、压迫、囚禁、刑法、逃亡、各种大规模的社会灾难，凄惨无奈得多。”

　　他停下来，观察黄成的眼睛，担心黄成听不懂高深的口头论文。见黄成瞪着大眼望着他，他放心了，但突然又想起了什么，起身走向门口。

　　他把刚才未关严的门窗全关上，以免声音不必要地传出去，还在门后站了一会儿，试听外面和隔壁的动静，确定了都没人，然后回到坐凳上，小声而稍微激动地，将他入魔走火得来的厥词，向家乡来的可靠小兄弟一吐为快：

　　“动物死亡时，主要是肉体上的痛苦，精神痛苦不大。

　　可我们人就不同了呀，除了肉体上的痛苦，还有精神上的各种东西。受冤屈、遭*，担心亲人受株连，啥子没有？有时精神痛苦比肉体痛苦还大，所以说有些人要自杀。作为生物来讲，人真是最倒霉的了！

　　就是肉体上，人也比动物惨得多。

　　动物总不会被活埋、活煮、活烧烤、活剥皮，不会被凌迟挨千刀万剐，不会象戚夫人那样当‘人彘’，也不会活生生地被陪葬，更不会一个人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给他修坟墓而累死、苦死。

　　动物被猎杀的死亡时间，顶多就一个小时。人就惨了，比如你说的那个探子，从被抓住开始，挨捆、挨打，受污辱折磨、恐吓，一直到被枪打掉进长江里，可能不只一个小时。

　　问题是人的很多搞法，是故意要人尽量慢、尽量痛楚地死。比如明代武宗正德年间，宦官刘瑾，挨了四千七百刀，连续割了三天，清朝崇德年间，郑鄤挨了三千六百刀！外国一样骇人，他们的历史上，也有多得很的各种杀人名堂。

　　动物哪会这样干？所以说，人是最可怕的！”

　　助教东拉西扯，被自己口中的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史”，说得动了情。在那里头，他好象很去过一些地方：

　　“你看看西藏农奴社会罪恶展览：那些人皮头骨和刑械具！看着就吓人。那些比牲口不如的农奴！

　　唉！日本鬼子，南京大屠杀，一次就杀了我们三、四十万！

　　新倭寇、老倭寇，隔那么远，根本招惹不上嘛！老是跑到我们中国来杀人放火，还不准我们不同意。我看了点资料：在云南腾冲、他们还把中国人的肛门旋下，拉出肠子，拴在压下来的高树枝上，树枝弹回去，靠肠子把人吊拉着活活痛死！

　　亏他们想得出来，最可怕的真是人。

　　其实很多战争，都是少数人甚至个别人，为了个人的利益挑起来的。

　　比方说有些人搞侵略、搞分裂搞独立，说是为大家，实际上是自己想当大霸主、当小皇帝，做现代酋长或者新教皇。他们口中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宗教、党派、团体或派性权益，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其实只是些*布和*棒。

　　而下面的群众，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宣传和驱使，被蒙蔽胁迫利用。‘一将功成万骨枯’，双方老百姓都要大量死人、吃大苦，倒霉的是双方老百姓。

　　有人还死得很踊跃，尤其是小青年，最好煽动利用。古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不长，才一、二十岁，可能这也是个原因。所以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人都太可悲了。”

　　助教说得口干，端起已凉了的茶杯，仰脖喝了好几口。黄成立即用大搪瓷缸给他添上，并用温水瓶给缸里再满上备用。

　　黄成自己也凑趣地喝了两口，夸家乡的茶香。那一大钵肉片汤，几乎全在他的肚子里，他当然不渴，只是一阵阵地想抽烟。

　　他的衣兜里，廉价的“地球”牌烟盒内，还有三支纸烟，那是他拼命省下来的，因为怕到了成都万一找不到助教，就再不敢用最后的几角钱去买烟了。

　　现在没有了这个后顾之忧，可以抽了，可是他发现，已出门好多年、而且有钱有身份了的助教大哥，居然没有这恶习，他也就不好意思当面抽了，怕老大哥内心反感，更怕因此而影响“借”钱的事——说自己还有闲钱抽烟——便使劲地熬着。

　　助教哪知道黄成此时的难受，他只是暂且忍住话头，感谢地看着黄成斟水，并满意地用手指背轻轻弹了弹搪瓷缸。

　　顿时，他觉得嗓子眼不干了，便赶紧又回到那没个完的历史长河中，这次他到了欧洲：　

　　“你再看德国鬼子的集中营：把犹太人、战俘、平民，成千上万地杀，那种规模和残暴手段，不得了！整个民族都要消灭，太极端了！

　　那么极端反动，当初还有不少人支持它，否则的话，一个人或少数人是干不起来的。有它的迷惑性，有它的伪装。

　　极端主义的东西，可能都是那样成反比例：旗号很神圣，所以能迷惑人、吓唬人；行为却不择手段地卑劣——好象动机伟大，代表天命，就任何伤天害理的事都可以干了！

　　动机真正好不好，其实不能由自己说。

　　比如你们搞武斗，个个都说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那么你这次又去前线、又去杀人，或者又去拿给别人杀，也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他老人家，需要你这样的保卫吗？”

　　他停下话，直看着黄成问。

　　连自己都操心不过来，正被烟瘾折磨着，哪有心思去操心古今全人类的黄成，在助教莫名其妙的滔滔不绝中，早已走神了。

　　他疑心助教是做不成学问上不成课了，抓住机会在这儿过瘾和卖弄。他想，真正的知识分子，原来竟是如此地好为人师危言耸听，如此地主观霸道。蓦然听见助教又扯上了他，才赶紧收回注意力。

　　见黄成尴尬地苦笑着摇摇头，助教满意了，自信地还要对牛弹琴。他快意地觉得，今晚自己好象成了诗人：

　　“人类的历史那么漫长，不少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牛马，任人宰杀。你我碰巧生活在今天，真正是天大的运气，上亿万分之一的降生机遇，你说是不是？够幸福的了，要珍惜，还去搞啥子武斗。

　　老是相互残杀，那么人类进化了半天，跟野兽有啥子区别？比野兽还残忍，比野兽还自取灭亡，叫啥子进化？越打越穷，我看谁也富不了。

　　你想想，一艘军舰要造多少辆自行车？如果科学家都来研究造房子种粮食，大家都来搞民用科研，全世界是啥子样子？你我早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日子了。

　　几十万年了，人类还这么穷。世界上好多国家，都在搞粮食和生活用品配给制，因为没东西。

　　没搞配给制的国家，也不是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的，穷人多的是！”

　　说到穷人，助教又想起了黄成的妈：

　　“你妈那么穷，把你带大真不容易。街坊上的人哪个没亲眼见过，你三、四岁前，你妈经常把你背在背上打草鞋，辛苦得很！因为把你一放到床上你就要哭，晚上不点灯也要哭。你小时候也是怪。”

　　“林场那些人还关着的吗？”黄成想转移话题，他不喜欢这些危言耸听的可怕理论，尤其不愿听自己的妈如何辛苦带自己的封建说教。从助教没完没了的奇谈怪论中，他嗅到了反对阶级斗争、类似苏联修正主义想搞“和平竞赛、和平演变”的气息。

　　他心里诧异，才比自己大五、六岁的助教，多读了几年书，就变得这么反动和怪异了，但在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怪不得要搞“破四旧”，要搞“触及人们灵魂”的*。

　　助教沉默了一会儿，不情愿地收回了思路，回答说：

　　“那些知青啊，大概是我走的前几天吧，已把他们转移到城关二小，去办学习班去了。县革委知道了他们没枪，不跟他们计较了。

　　我看他们其实比在林场还舒服。有时候晚上都请假出来，在酒馆里划拳，右手打着石膏，左手在那儿比画，撑拐杖的，也围着桌子在那儿乱跳，那帮子人！”

　　面对黄成，一谈到家乡，助教就总要想起黄成那可怜的母亲，想起那卑微坚韧和慈祥忙碌的身影。他忽然觉得：作为儿子，黄成这个人也够可怕的了！

　　他沉吟着，对儿时的“麾下”说：

　　“林场那些人都没事了，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去。听你那些同学说，自从上山下乡，你就没回过一次家，信也不写，连春节都没一张条子，有点过分。这不影响你干革命嘛。”

　　黄成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又生起了对母亲的气愤。这些年，母亲在拿自己没办法了时，常将家中的矛盾，向一些她以为能影响黄成的人说，而一切人又全同情她，弄得黄成满腔怒火。出于忤逆的天性，黄成猜测，这次助教回去，肯定又听她说了些什么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悻悻地回答：

　　“回去也回不了家，群专部等着我的。”

　　助教的语调坚定起来：“那就看你自己咋个办了。跟你在火车站的事一样，老老实实开诚布公反而没事。这样吧，我给李副主任写封信，你带回去。”他说的李副主任，即是他那位已当上了派革委副主任的老同学，一个正在县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黄成立即同意了老大哥的安排。

　　他不是听从了老大哥的说教，而是怕得不着老大哥尽量多的钱和粮票（没有它可不行）。他虽然对人有点慷慨，但更喜欢慷慨地享用亲人朋友的血汗，对他越好，他越狮子大开口，越心安理得，还自尊心强，不能忍受拒绝。这个只会应变不会反省的家伙看出来了，如果坚持要去前线，助教便不会管他。

　　而且，真的去前线也不是那么轻松：一是有躲避吴玉兰的尴尬，二是自己在县里主持过联派的“立新功”大会，绝对不好解释的。前线都是本县人，知根知底消息灵通，不象林场泸州知青好欺骗。

　　助教对黄成的意外听话颇感动，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的那个光屁股小弟弟。怀着旧时的那份温馨，他带着黄成玩了两天省城，使黄成遂了小时候唱的：“胖娃胖嘟嘟，跟着老汉（爸爸）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萝卜炖嘎嘎　（肉）。”　儿歌中的夙愿。黄成儿时常常惆怅：老汉到远处找钱去了，自己啥子时候才能上成都。

　　那时他全然没有想到，身边所有老汉在家的小朋友们，也没一个去过成都的。相反，他们反而羡慕自己家里有个好玩的木头机器，常在自己的安排下，围着那机器参观各种草鞋的诞生。

　　几天后，黄成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回了县。县革委和群专部大吃一惊，他们觉得，黄成肯定是有恃无恐。

　　他们一面暗中监视黄成，准备应付他可能来头不小的一击（例如将中央给他的批示抄贴到大街上去），一面惴惴地等待着，看上面是否会传达下来有关黄成的麻烦指示。

　　不料一等就是一、两个月。不知什么原因，黄成既不回生产队，赖在城里也没什么举动，上头也不下达任何有关他的通知。

　　县革委最后想好了：就算来个什么通知，也是山高皇帝远，顶多由群专部叫公社给他补贴点工分了事，“赔礼道歉”都不用，因为没谁把他打成反革命。他公开主持了全县联派的“立新功”大会，早就被团结过来当了革命派了，他写下的那两大摞反戈材料，完全可以雄辩地自我证明这一点。

　　如果他不吃这一套，便将那两摞材料给他抄贴到街上去，让广大革命群众看看，他究竟属于哪一派，是个啥子人！

　　黄成真的不知是个什么人了：联派如此地提防他，而红派么，则更是十分地疏远了。

　　在县内度日如年的红派人物们，在街上与黄成相遇了，连招呼也不敢打，一旦看见就转开了目光，更别说同他联络联络、搞点什么活动了。

　　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红派流亡队伍，固然有情报来源及时地知道县内的动态，但他们早已把黄成看成了一个叛徒、一条不可打交道的小变色龙、一只不值得同情的丧家犬，丝毫没将他的情况放心上，他们在异乡径自过着自己的自由生活。

第二十八章
二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