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乍暖还寒，我在全国政协会上小组讨论之时接到一个电话：“我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军，想约您一部书稿。”“好，约个时间见个面吧。”这漫不经心而又可有可无的约会，想不到竟成了一诺千金和著书立说的一步活子。
说时容易而做来难。总之，从无到有，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岁月随想》，经过八个月的写作，书稿完成。我和陈军都没想到以后将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如果不是陈军，这本书也可能时至今日还是幻影。我不是不能写，但不是陈军的催讨，不知会拖到哪天哪月哪年。他从沪上赴京后干脆住在央视西边的水利招待所，一住五十天，不理发，不刮脸，一位清秀的沪上中年男子，变成了一个蓬头络腮的都市鲁滨逊。
在那之前，我没见过这样的编辑，在他之后，我也还没再接触到这样的人。
毛主席诗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果真如此，理应如此。
1995年，是我工作最多的时候，白天工作，晚上加班，没有节假日这一说，其实电视人的工作节律和公务员8小时坐班本就不一样。工作就是命令，白天，黑夜只要有任务就要全力以赴，而我们的单位就是为这种态势而设的。
干完了一天的活儿，很乏力，把攒足了的精、气、神已经一股脑儿都用在话筒和镜头前了，回到家里，想无思无虑的放松一下，可一想到陈军就扎营在我家西边儿，说心里话，没陈军在那儿盯着，我绝不会深更半夜拿起笔来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写下去。我至今仍和也许不多的老同志一样拿惯了笔而不敲冰冷的电脑键盘，在思绪的散漫游走和情感的跌宕起伏中，手上的劲儿时松时紧，笔与纸的摩擦时快时慢，时轻时重，甚至时工时草，早已形成了一套“模式”，这运笔的功夫是童子功，我写完稿子请我组打字员孙立红抽空帮我打出来，我的第三本书《岁月缤纷》已由张美珠替我打印了。
写书很累，很枯燥，以前知道写书难，但读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书，念过几十年数不清的文稿，也写过作文，从小学就开始了，也发表过散文、随笔、诗篇和学术论文，我在北京广院读新闻编采专业时交的毕业论文，据教我的陆锡初教授说，他给我的分数是他教书以来给过的最高分——97分。
按说和我的专业最贴近的技能和工种就是写作和编辑。写几段串词发表几篇文章并不难，而且一如既往地在做着呢。但写一本书，就不容易了，何况当年我认为写一本书要是少于实实在在的二十多万字真拿不出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几度风和雨 新枝欲出墙（2）
于是在玉渊潭畔的家中，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的灯光下，我伏在茶几或靠在沙发上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去，提笔不久，便觉只有如潮的情思和仿佛在目的历历往事，欢欣失意、成败喜忧围绕着我，听得见的是笔在纸上有节律的簌簌声和偶尔感到自己呼吸的深重……也许有一声叹息。
开笔时先感到压力，枯燥，无法集中注意力，但逼着自己写下去，就渐渐地有了意趣、有了兴味，有了在其他时空中少有的惬意和一吐为快的倾诉感。像气功的入静一般，一旦抱元守一，“来者不拒，去者不留”，杂念渐消，身心舒泰。“文无第一”，书好不好主要由读者，几代的读者评判。作者只要真心实意，真情实感地写下去就是了。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很少考虑到日后读者会如何评判，当然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书，但当时我废寝忘食地写着就顾不上日后的口碑了，更何况我完全没想到能拥有几位读者。
书稿基本完成，大约三十多万字，于是我与陈军都松了口气，出书是没问题了。接下来讨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给书起个名，叫什么呢？二是三十多万字不好放进一本书中，按现今的排版那是三本书的量，我们反复讨论对有些篇章和大段文字忍痛割爱，有很多内容此次拿下，日后也不大可能再进入其他书中了。梳理一遍拿下约十万字的文稿，在通稿时，按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内容是回忆往昔的经历和播音主持之路，可称“岁月篇”；第二部分内容和以往职场的经历联系不多，归结为“随笔”；第三部分是我在业内学习班的学术讨论中的发言记录，内容大多是探讨播音主持艺术，就称为 “谈艺录”。我说：“这样好不好，把这三部分篇目的分称，放在一起组合为总称，当书名吧。陈军也觉得说得过去，于是我当时把这本书起名叫《岁月·随笔·谈艺》。俄国作家爱伦堡有一本书就包含岁月二字，因此这书名还不俗。第三个问题十分现实，印多少册，我怕印多了卖不出去，对出版社和我个人都有压力，虽然我觉得这本书，思想性还算可以，趣味也不低俗。有可看性，送送朋友，同事，也算挺体面的。但放到书店去卖，有人买吗？这本书既不是小说，又没故事，更比不上朱自清先生那字字珠玑般的散文，当然更不是鲁迅先生的如匕首般的杂文，同时也不是学者专家的专著，不是诗歌不是剧本，写了点往事，可也称不上自传，在文学作品归类上，不伦不类，算什么呢？后来这类书有了称谓，统统叫“名人出书”，先按下不表吧。
基于种种思考，我对陈军说：“印三千本，你看如何？”陈军说：“三千本太少了点，这样吧，印一万册，我们的努力也算没白费，不过，我必须回上海跟社里商量一下再定。”
就此一别，他回沪上，我立刻减去了晚上熬至黎明的写作课程。少了劳顿，但也缺了点什么。
然而，当时我们双方都没把最应该做的事完成。这就是一纸合同。他们出版社不让我自掏腰包印书，我觉得这些上海人够大方了，夫复何求。如果他们真印个几千本并能再给我一二百本折价书就很好很好了，更夫复何求了。
又过了几天，陈军来京，带来了样书，当时还没有封面不过就是一沓打印张，我说：“既然封面还没印，再把书名改改行吗？”陈军说：“没问题，改成什么呢？”我说：“我觉得第三部分‘谈艺录’的文字在全书中较单薄，也不足以代表我的学术观念，和前两部分不成鼎足之势，不如把‘谈艺’去掉，就留前面四个字《岁月·随笔》。”陈军说：“好，这样更像书名，《岁月随笔》不错。”我说：“陈军呀，要是大作家、大文豪写成随笔拿来发表，那还行，我来个随笔那更无人问津了，再说这些文字，虽说水平不高可也来之不易。你看把这‘笔’字改成‘想’字，称为《岁月随想》是不是更灵动飘逸一点？”陈军立刻表示赞同。于是我的第一本书《岁月随想》就这样面世了。万万没想到这本书很快就引来了始料未及的反响，有了巨大的销量，带来20世纪90年代的名人出书热，带来了热情的赞许，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不过从此以后，写作进入了我的人生，或说我已迈进了写作的群体，同时从这时起我和过去从没接触过的“官司”也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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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文思动 凭谁论短长
从此文思动 凭谁论短长
“人生识字糊涂始”，“人生写作麻烦多”，再好的书都会不断有人挑毛病，搞批判，进行颠覆，实行人身的、人格的、人品的异样解读和掀起种种昨是今非的考证，出了名的作者和出了书的名人都要永久地应对如潮的评议。当然如果什么议论都没有，就跟没人看的演出一样，这样的冷落更不堪承受。
写书不但耗时费力也需要有点勇气，因为书不总藏之深山，是要发表的，是要给人看的，是要允许大家讨论的，觉着写得再好，也要让人挑毛病的。如果你不想面对这一切，那就别费心费力了。
话说，1995年10月我接受陈军邀请携书稿去了郑州。那是1995年下半年全国图书订货会，这是另一个“世界”，和我所在的话筒前、镜头前、舞台前后完全不同的地方。图书订货，不需要化妆、灯光、摄影、音响，只需要白纸黑字的篇章和文稿，也不太相信一厢情愿的炒作。我完全不知道离开演播厅，我还有什么能耐在不同的时空中如鱼得水般地遨游。
在一次晚宴上，多位图书发行的主管们济济一堂，我位列其中，想的是多让别人订一些书。入座不久，一位河南老总端起酒杯郑重地对我说：“赵先生，您这部文稿我拜读了，浏览一遍，文笔不错，有文化气息，但……”他看了我一眼停顿一下说：“这本书应该没什么销路，这年头儿读者哪有闲心去读散文呀，写得不错，但销路我不看好。”这借着酒意的快人快语，并不使我尴尬和难堪，我先于这位仁兄早就有了这种相同的“见地”。大约这就是现实了。
“屋漏更遭连阴雨”，陈军当晚来我房间，神色不对，他悄声说：“书稿丢了！”我十分平静地说，“找得着就找，找不到就算了，千万别惊动任何一个人，你放心，不会有盗版。”要是《哈里波特—5》丢了书稿，那才好玩呢。不过那会儿罗琳大约还没构思呢吧。
河南订货会平静的留在我身后，我想这个图书出版界大概也只有陈军一个人不屈不挠地逼要我的书稿。
一天晚上，陈军从上海打来电话，“赵老师，”上海人对邻居都称老师，对邻居们的妻子都称师母，就像二十年前的北京，如果不称别人同志，就叫师傅一般。“ 你还记得沪所的曹经理吗？”“啊，在郑州见过的那位上海发行所的曹经理。”“对，他今天跟我们社签了协议，他们包销《岁月随想》18万册！”
我半天没作声，没敢高兴，反而觉得有点恐怖。陈军继续说：“真的，他有眼光，有经验，有办法。”我开口了：“陈军，好事自然是好事，要是人家卖不出那么多，赔了，咱们怎么过意得去呢？那岂不成丑闻了吗？”
我眼前浮现出曹经理那和善的笑容，在河南他们沪所没说过什么，我也没向沪所表示过任何推销之意。但曹经理无疑是伯乐，是老江湖，是我的贵人。而且从那时起，好梦一个接一个，《岁月随想》在图书市场火了。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以这句老话形容我的出书，应该还算贴切。1995年3月决定出书，当年9月书稿完成，10月到河南，被泼了一头冷水，哪知这一盆冷水却浇旺了《岁月随想》的一路向前。
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第一次拿起印好的书时，感到很温馨，很知足，封面设计也很简洁，不张扬，不俗气，送给友人很雅致得体。这是1996年元月在沪上的日子。
上海人民出版社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首发式，只请了几位沪上学者和几位记者，在一个长条桌两旁大家对面而坐，随意交谈，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震耳的音响，连会标的惯用横幅也没拉。这个小小的首发式上几位出版社邀来的专家在发言中，给了我这本书不少的肯定。这个首发式和我原来的想象很近似，但我的同事和朋友东方电视台的曹可凡却不很满意，我说：“可以啦。”
这本书就此宣布诞生了，个中艰辛和完篇的忐忑，不足与外人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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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唯挥泪 难酬父老心（1）
感动唯挥泪 难酬父老心
1996年春天，《岁月随想》签售正式开始，陈军安排我去南京签售。我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抵达目的地。我刻意安排在周一与读者见面就是为的在上班时间去书店的人会少一些，我并不希望人多，有几十个人买我的书就很好了。我提出在周一的上午签。书店经理说：“那不行，大家都在上班，本来周一书店里就没几个人来的，多等等，等到下午吧。”他执意安排在下午签书并把我签书的位置放在书店的门外，我再三说这样不好维持秩序，他说：“你一百个放心，我们有经验，前不久几位当红明星在大门外一字排开签得蛮好，我担心的是人太少了，冷落了赵老师。”
我无言以对，人家当红明星都这么签了，老赵年过半百，就像我书中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昨夜星辰昨夜风”了，只要不落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就好。
但，那一年的那一天的情景出乎预料，我以剪报作为岁月留痕吧。
来南京前夕，1996年1月28日（星期日），南京《金陵日报》在第四版用一小篇幅发了一条消息。
“赵忠祥明来宁签名售书”邮票那么大的一个预告，我想能看到这个消息的读者不会太多。
而我与当地新华书店老总商议早签为好之际，怕冷落我的经理大概不知道，位于南京中山路的新华书店内外已有了不少读者等着签书。临近中午经理接我们了，不是签书而是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