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叔叔的孩子，他又帮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叫我弟弟彭康智回老家去看一看，看看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弟弟到那儿去了之后，说没事，没有什么人再来过，也没有贴过大字报。搁到那儿我也就放心了。
记者：这份手稿您是什么时候又带回北京的呢？
彭梅魁：1969年回老家，我让彭康智把那些材料给我，他从枕头底下把材料拿出来，我就拿回来了。拿一个帆布书包包着，放到我专门做的一个樟木箱的夹层里。
记者：您拿回这份手稿离您交给中央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您是怎么保管的？
彭梅魁：一开始放在那个樟木箱的夹层里，1976年地震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箱子放到书包里，背着上班，晚上睡地震棚也背着它睡觉。干什么都随身带着，就怕丢了，那个时候也不能放家里了。
记者：那后来您是怎么把这个手稿交给黄克诚，又交给*的呢？
彭梅魁：那时候我看报纸，倒不是说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就是看看那些老同志老领导，谁出来了，谁有病啊，谁怎么的呀。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7）
1978年，我看到黄克诚出来了。因为我伯伯说过黄克诚是个很好的人。我想去看看他，但那不容易啊，我跟黄克诚没见过面，也不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找到一个人，他就带我去见黄克诚了。但那次我没有带着那包材料去。
去了以后，我说我是彭梅魁，彭德怀的侄女。当年伯伯曾嘱咐让我来看看您，还让我去看一个长胡子的肖劲光。他问我还有什么事吗，我说伯伯让我保存了一份手稿，这个手稿可不能弄到外国人手里去。这个该怎么办才好，是我自己保存呢，还是上交。黄克诚说还是上交好，自己保存难。他说，我可以帮你交，你跟我一块儿去交给*。但是他现在比较忙，有空的时候叫我一块儿去。我说：“不，黄伯伯，您替我交就行了，我信任黄伯伯。”后来黄克诚就帮我交了。
当亲情遭遇威吓
在吴家花园，彭梅魁看着伯伯蒙受着不白之冤，经历着情感上的打击，内心无比焦虑，她只能尽最大努力照顾这位日渐衰老的亲人。
面对着造反派的棍棒，梅魁没有写一个字的揭发材料。
记者：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罪人”。由于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时期有没有受到牵连？你们厂里的那些造反派是不是也逼您写揭发伯伯的材料？
彭梅魁：受牵连是肯定的。1967年9月的一天，有两个人要我到一附件车间二楼的一间屋子开会。我去了发现那里没什么人，后来来了两个女同志，让我写交代材料，揭发、批判彭德怀。我拒绝了，我说这个我怎么能写，彭德怀的问题是党内的事，军队的事，我做这种工作跟他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可交代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他们造反派的人手里都有一尺多长的棍子，其中一个女的就打我，把我打倒了，我就爬起来。她们还要我写，我坚持说没什么可写的。当时我想，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打死也就算了。我们厂当时已经被打死一个了。
记者：当时他们好像还说您拿手表去收买审讯的人，这件事是怎么回事？
彭梅魁：我上厕所的时候，碰到他们那一派的另一个人也在厕所里。我说你帮我把这手表保存一下吧，我怕他们给打坏了。她可能就把这件事向上面汇报了，说我拿手表收买她。他们说，你再有多少钱，多少东西，我们也是收买不了的。我就跟他们解释，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当时只是怕打坏了手表以后没法看表了。
记者：他们当时打您的时候，您感觉他们下手重吗？
彭梅魁：那棍子打得挺疼的。尤其是我这个肩膀，以前长了一个肉瘤给割掉了，这一块没有肉，打到这一块特疼。打了一阵，后来我又被打倒了一次。我心想，倒了我就多躺一会儿，坐着也挺累的，我就躺那儿。他们说，你起不来呀，不起来就再打你。我也不说话，就自己爬起来。就这样打了半天。我们5点半下班，下了班他们叫我回去了。
记者：听说当时您连后事都安排好了，告诉丈夫不用管您妈妈，不用给彭老总送东西，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彭梅魁：我当时回家跟我爱人说，我这次要死了，我妈妈你就不用管了，叫我弟弟去管吧。那时是1967年，我们还在给伯伯送东西，我就问我爱人，这东西还送不送？他说，他不是你的伯伯吗？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不送不合适啊，我要送到底。我爱人挺坚决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8）
记者：因为您跟彭老总的关系，“*”中您受了牵连。对待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您却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甚至在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您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他？
彭梅魁：伯伯没儿没女，他要是有儿女，我不会抢着去照顾他。我从来没有跟伯伯要过半点东西，他给钱我都不要。那时候我们俩都挣钱不多，伯伯的工资比我高，要给我些钱，我说我够花。伯伯对我们不错，是他把我接到北京来上学的，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识不了几个字。现在他有难了，我不能不伸把手，我不能不管他。
批斗会上的探视
“*”中，彭德怀被监禁，家属不能探视。梅魁要看望伯伯，只能去他的批斗会现场。看到伯伯被批斗、挨打、游街，梅魁心如刀绞。但是她也亲眼目睹了伯伯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他从没有向邪恶势力低过一次头，没有对党有过一丝的动摇，梅魁被深深地震撼了。
记者：“*”的时候，彭老总被红卫兵关押，不允许家属探望，听说那时您要想见见伯伯，只能到彭老总的批斗会上去看一眼。当时批斗会的情形您还有印象吗？
彭梅魁：1967年7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园的南墙看见一张海报，说什么时候要在什么地方批斗彭德怀。我就戴了个大口罩，骑着自行车去了。那次人很多，操场上都站满了。我挤进去站在中间，我能看见伯伯，伯伯却不可能看见我。
批斗的时候，我看见伯伯弯着腰，手被人向后拉，伯伯已经是60来岁的人了，这种姿势太难受啦。伯伯说他要喝口水，休息一下，人家不给水喝，还向他吐唾沫，打他。张闻天和他在一块儿。大概斗了两个多小时。
批斗完了，就要他们上车。伯伯不肯上车，他说他要喝水。大家向他吐唾沫，使劲地压他，都压得摔倒了。摔倒了又拉起来，让他把手背到后面，拿个板插到背上，翘得老高。当时在那看得我心里是直想哭啊，但哭不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上了车，我就骑着车子追，可是汽车走得快追不上。听说汽车游遍了全北京。
记者：您一开始相信党的话，认为伯伯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时看到伯伯遭受这种折磨，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彭梅魁：他们这么折磨他，作为晚辈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觉得我伯伯不应该遭受这种罪。我想国家怎么搞成这个样，就我所知道的，伯伯他干了不少好事啊，他干的都是对人民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没有坏的。
伯伯跟我说过，让我千万不要因为他就对党有动摇，他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会总结经验，总结教训，不断前进的，有挫折也会转过来的。我跟伯伯说，我不会的。
记者：您恨那些当时打您伯伯的红卫兵吗？
彭梅魁：恨有什么用啊，我不怎么恨他们，这些人没有知识，反正是上边让我斗我就斗呗。都是军管会支持的。
在伯伯最后的日子
“*”开始后，彭德怀被造反派监禁起来，彭梅魁再也没有办法看望伯伯。几年中，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着相互之间的牵挂和惦念。直到1973年4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住进医院，彭梅魁才再次见到了他的伯伯，并陪他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
记者：1973年彭老总得了直肠癌，医院要给他做手术，可彭老总一直不肯动手术，专案组特意找您去劝他，劝他动了手术？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9）
彭梅魁：1973年专案组来找我，说我伯伯病了。我去了，见伯伯在床上躺着。我喊了一声伯伯，伯伯说，梅魁你来了，就跟我说了这一句话。因为有两个大夫在旁边站着，所以没说别的。
记者：彭老总得了直肠癌，老是便血，可是他坚持要先见毛主席再接受手术，当时您是怎样劝他的？他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吗？
彭梅魁：伯伯得的直肠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伯伯说他便血，血是鲜红色的。我就劝他说，你还是做手术吧。他说：“我这肠子里长了一个东西，我不想做手术，我要先见毛主席，和毛主席讲清了再做手术，要是一上手术台我死了，那我就不能再说话了，我现在要尽最后一点义务，要把我这事跟毛主席再一次谈清了再做手术。”我就劝他说，你现在要见毛主席能见得着吗？你还是要先养好自己的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多活几个年头，将来不是还可以说吗。你现在不做手术，那很快就会有危险，你走了你还怎么说，你不就说不了了吗？
第二天，就是4月25号，专案组又打电话要我去给他做工作。在车上，一个人拿出一张条，说是周总理批的，要他做手术。但是他没给我看一眼那张条。我就跟伯伯说这手术你一定要做，不做不行。26号我又去了一次医院，伯伯就去做手术了。
记者：彭老总做完手术后，身体情况怎么样？
彭梅魁：手术做完后，恢复得挺快，他也挺高兴。后来他说我现在自己要学会护理自己，学会了以后就能自理了。这种情况大概好了一年左右吧。
记者：彭老总做了这次手术后，大约一年后就去世了，去世之前你们又见过面吧，那时他情况怎样？您还记得见面的情景吗？
彭梅魁：伯伯1973年4月26号做的手术，1974年9月左右就昏迷了。昏迷的时候我去过，他有时候认识我，有时候不认识。有一次大夫给他扎针灸，我正好去了。大夫说，你看，那是谁来了，认得吗？大夫是想看他还清醒不清醒。伯伯说，她是我的大侄女，也是我的女儿啊。这是伯伯第一次说女儿这两个字，那是以前没有说过的。
记者：彭老总是1974年11月29日逝世的。他去世的时候有亲人在身边吗？您去医院了吗？
彭梅魁：1974年11月29号，下午4点，我正在上班，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死了，你来一趟吧。”去了以后，他们在开大会，说是怎么抢救的，怎么就死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怎么抢救。我27号去的时候，看到伯伯已经昏迷了。
我当时很难过，但是根本没有哭。伯伯以前跟我说过，哭是软弱的表现，所以我轻易不哭，即使哭也不能在那些斗我们的人面前哭。我走到伯伯面前，看了看他的脸，他很安详，很瘦，我为他整了整衣服，然后向后退了几步，给伯伯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
回到家里，我终于憋不住了，眼泪不听话地顺着脸不停地流下来。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伯伯了……
历史终于走到了1976年，中国人民迎来了欢欣鼓舞的日子。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昭雪。三天后，彭德怀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30年已经过去了，正如彭德怀所坚信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已跨过了那段扭曲的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早已深入到每一个生活在不断改革开放的中国公民的心里。
年逾70岁的彭梅魁依旧平淡地生活着，她时常翻阅有关伯伯的一些文字，翻阅那段遗憾的历史，每当这时她就能感到伯伯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为民请命、直言不讳的顶天立地的高尚人格。
后记：2005年9月13日，彭梅魁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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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不完的父亲…采访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1）
采访时间 2002年9月
采访地点 北京空军指挥学院
采访对象 刘太行（时年63岁） 刘伯承长子
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少将
采访记者 王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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