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丫脊送懈！MAT，暑假过后立即办理去美国探亲，同时申请明年的MBA入学。从此我们就不会分离啦！”
他的眼中，流露着一种非常罕见的特大幸福感。
我突然有点嫉妒这个小伙子！他可真是什么都有啦！这么好的太太，这么好的家庭，而且还有这么好的感情，这么好的计划……
我真希望，他暂时去不了美国……人不可以这么完美的，否则别人怎么过！
我立即对自己的嫉妒心发出了嘲笑，于是风度翩翩地向他和可黛再次表达了祝贺。
在可黛和她丈夫对我依依惜别的挥手中，我告别了这对幸福成功的夫妻，也告别了四年来使我自己的生活充满美丽期待的一个不断变幻升华的梦影——这个梦影，就是所有在人生道路上追求奋斗的学生、就是无数个可黛……男孩或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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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黛的故事（4）
告别他们，我马上想到了我自己不断被《新东方英语》催稿的悲苦命运。写点什么呢？我的心马上就沉到了谷底……
写于200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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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命运交给陌生人（1）
四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去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同班同学王次炤夫人魏室丽女士的葬礼。
次炤夫人魏室丽是中央广播乐团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因病华年早逝。遗体告别室内，没有播放哀乐，而是播着魏室丽生前一段哀婉动人的歌声。参加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参加的葬礼不多，但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葬礼。
老同学王次炤，带着女儿和亲友和前来送别的人一一握手。我走过去，次炤和我握手拥抱，并对他正在上大学美丽可爱的女儿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这就是徐叔叔”。
次炤的女儿学英语，我给她做过一些间接的指导，但一直没有见过这孩子。我握着她的手，用父辈最真诚的慈爱对她说：“有任何事情来找我！”
走出告别大厅，来到春天的阳光下，我有些感伤。忽然想起了和次炤相处的一件往事，心里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以此作为我对次炤兄的一种慰问。
这件往事，几乎已经被我忘却了。但在这个时刻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突然让我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寓意——
原来，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竟在一个致命环节上，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孤零零来自上海外地考生的帮助！这个外地考生，就是此刻正在亡妻的歌声中克制着悲伤、保持着风度、接受着亲友悼唁的次炤兄！
不同的是，当年那个外地考生次炤兄，今天已经成为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领导着这个世界一流的也许是获得国际大奖最多的著名艺术学府。
……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泰兴家乡来到上海赶考。
在一个亲戚家里安顿好，然后就随着滚滚的人流、天才的洪流，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我至今还栩栩如生地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看见一个在那里登记名册的女老师，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从乡下来的我看见那老师白皙的皮肤，修长的手指，卷曲的头发，当时就流口水，心想：这个老师肯定天天用牛奶洗澡，听着小夜曲睡觉……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我不甘心，继续看，看到最后，终于看到了“徐、小、平”这三个汉字了——但不幸它们并不连在一起，而是被残忍地分裂在几个不同的名字里面——我知道我不能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归纳成一个，当作我的名字参加复试。
我记得，当时那复试名单就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音乐学院的院墙上，一个个考生，怀着生死存亡的紧张心情，仰头追逐自己的名字。遥想当时的情景，在形式和内容上，和一千多年来赶考的那些穿着长袍、戴着方巾的书生有什么区别呢？邓小平恢复高考，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开科取士。当然，他老人家可能想得更远：正是这次的恢复高考、以及后来的派遣留学生，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拓宽了青年人追求前途和成功的通道……
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姿态，但老呆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我的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嘱咐了我的亲戚。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次炤兄。
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终于赶上了邓小平恢复高考。当时的他，已经29岁，属于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他们心中的压力，显然是我这个也已经22岁的大龄考生无法想象的（22岁的我，入学后发现自己居然差一个人就是全班最小的弟弟，可见当时社会之异常！）。
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钟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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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命运交给陌生人（2）
我对复试并不抱有希望，但不抱希望并不是我不希望，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十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我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后，次炤兄会当上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成为这个中国最高音乐圣殿的掌门人。但当时的我知道，他肯定会及时把复试的消息安全及时地传给我——假如有的话！
在1978年5月这个美丽的早晨，在洒满阳光的上海音乐学院大墙外，当我把家庭地址留给次炤时，我的心里真是溢满了那句千古绝唱的精义：同是天涯赶考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留下微薄的希望，带着无限的苦涩，我离开了上海。
……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人的一生总是要经历挫折的。得不到某种你为之付出很多、期待很高的东西，比如高考，当然是一种特大的挫折。虽然从一生远景来看，一城一池的得失未必决定我们一生的幸福成功——比如俞敏洪老师就参加了三回高考——但人们当然还是希望在每件事情上都“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的。
从邮局出来，手上没有电报，心中没有底气，头顶没有光环，我郁闷地走到附近一个朋友家里去，想寻找安慰。到了那里，朋友就问我有没有考上，我说“没有”……“没有”一字说出口，我就立即感到我的朋友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哼，他积压了很久的对我狂妄竟想要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反感，终于得到了伸张！须臾之间，他对我的口吻变了，对我的眼神变了，对我的态度变了，甚至，从他背对着我的屁股的扭动中，我都看到了他那抑制不住的蹦迪般快感节拍！
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的朋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完全彻底是我自己心虚过敏。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心态决定一切”的生活中，所感即所得，我当时确实就感到了这种糟糕透顶凉透了心的落榜情节。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至少也已迟到。当时的我虽然也没有绝望，因为紧接着提前招生艺术院校考试，七月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考，我还有机会！考不上中央音乐学院，大不了我就上北大呗！但毕竟“中央音乐学院”这么响亮的名字，还是我梦寐以求的心灵归宿啊！
我们全家对眼坐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待着太阳落山，等待着黑暗降临，等待着明天，等待着把今天的失落覆盖，重新开始新的追求。Life goes on，考不上梦中的大学，生活还要继续！
当然，也等待迟到的电报的最终出现！
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幸运敲门声！电报，电报，小平复试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我的兴奋就不用说了。但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八点就开始考试的，是离家二十多公里的长江边上，还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父亲帮我找了一辆货车，把我像一头猪那样拉到了江边，客轮停泊在长江南岸江阴黄田港（二十年后我知道，那里就是俞敏洪的故乡），我又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对面的渡轮，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启航的客轮。
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除了听不到人的音乐，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八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飞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恨终身了！这要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把命运交给陌生人（3）
后怕之后，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是谁？
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封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
家里人于是嗟叹人心险恶！并夸奖我好聪明，还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双重保险！
Well，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兄——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花了宝贵的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
而我的亲戚，后来则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去看榜，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了离家不远的音院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什么也没说，亲戚是个老人家，他也不欠我什么，倒是我欠他很多。我不能责备他！但我的心里，立即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无限感激！因为，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
进了音乐学院，我和次炤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有另外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同屋里面，诞生了两位音乐学院院长——另外一位是担任过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戴嘉枋兄，两位国家级乐团队指挥（高伟村、王诺文）、几位系主任和研究所长（修海林、郑祖襄），以及也许为新东方增了光、但肯定让音乐学院遗憾的我老人家。
当时的我，虽然自己有着伟大理想，想做文化部长——我是最早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一毕业，就担任了文化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