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设计第一人徐小平:仙人指路- 第1部分

给母亲的礼物（1）
1994年秋天，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刻之一。
　　1993年9月到1994年8月，我应国内朋友之邀回国创业，想发挥我的音乐特长，搞一个音像公司。一年下来，出了一盒磁带，是我在海外创作的关于留学生活的歌曲，叫《洋插队情歌》。当时以为一个大陆的罗大佑胜利诞生了，就志满意得准备迎接订单铺天盖地地到来，还摩拳擦掌准备打盗版。不幸的是，街头不仅没有出现盗版，连正版也没有见过——因为没人订货，唱片一出厂，就直接进了废品回收站。
　　没有赚钱，没有出名，没有做成自己想做能做的事情，没有实现我预想的创业计划，什么都没有。如果我坚持下来，工作也是有的，但显然无法支撑我两个孩子、一个太太，以及一双父母日益增长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两个孩子在父母那里抚养了两年，我已经不能再让他们操心了。太太一直在加拿大挣钱养家，更不可能一个人边工作边带两个孩子。于是，肩扛幼小的孩子，背负父母的黯然，心系妻子的失望，带着失败，带着贫穷，带着失望，也带着全家，我仓惶离开北京回到了加拿大，另谋生路。
　　虽然那次回国奋斗失败的体验，为我1996年再次回国成功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在1994年的秋天，当我抱着儿子，告别父母，愧对妻子，登上北京去温哥华的飞机时，我心里充满了凄凉和迷茫。
　　父母这个时候已经日益看出苍老衰弱，爸爸妈妈都曾经有过突发急病送到医院急救的经历。做儿子的我在将近四十的时候还让七老八十的父母为我担忧，为我出力，为我心情低迷，为我不能骄傲，他们不说，我也知道他们心里期待的我，显然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太太在生了两个孩子、独自工作支撑家庭好几年之后，也渴望我能分担她的压力。太太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人，当时三十四五岁，正处在女性人生迎风怒放的盛夏时期，但在我多次失败的重重打击下，生命虽然不至于如秋叶般凋零，但至少也没有夏花之璀璨。她对我的信心，正在迅速流失。
　　压力是可怕的。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对我恨铁不成钢的太太。我这个本来应该是家庭中流砥柱的人物，却不知将被命运冲向何方。当时的我，虽然对自己并没有失去信心——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现实是，我在加拿大做过的最伟大工作，也就是一个自封的第一送（比萨）饼师。我不仅不能让我的祖国自豪，我连我的父母太太儿子也无法面对。
　　（所以后来我知道了，欲让你的祖国自豪，先让你的家庭幸福。）
　　太太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她工作的离温哥华一千四百公里的城市。我一个人来到温哥华找工作，住在一位好朋友家里。这位朋友曾经有过一个做过舞蹈演员的妻子，一到加拿大就把他甩了，嫁给了一个比她矮一头的富翁（我经常想：怎么搞！），于是他又单身。朋友见我来到，无限亲切——一个已经被太太抛弃过，一个正在被太太抛弃中，两个四十不立的大男人，真是英雄哭英雄，猩猩惜猩猩！
　　……对了，当时我的哥们，和我一样，也没有工作！虽然这个朋友后来创业成功，成了一个百万富翁，但当时和我属于同一阶级——有知识无资产阶级。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男人有什么家！我住在他那一居室的客厅里，天天聊天说法，想着赚钱发财，越想越饥渴，越渴越急迫，越急越绝望，越绝望就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孩子太太还可以等，我自己再苦再累也不要紧，但父母这个年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在我能够尽孝之前就带着对儿子失败的无尽遗憾撒手西归，岂不给我留下一生难以弥补的创痛！
　　妻儿嗷嗷，自身难保，还要为父母尽儿子的孝道，尽量让他们高兴开心起来，以帮助维持父母的身心健康和晚年幸福，这是我最为烦恼头痛的事情，成为我精神崩溃的诱因之一。中年男人的所有艰难，在这一时刻几乎把我压垮。
　　但我发誓要让我的母亲高兴，要让她感受儿子对她的孝敬，要让他们知道，小平我即使再难再穷，我也要和他们分享生活的喜悦，让母亲感到儿子的孝心！
　　接近我的朋友，经常有人问：你怎么开口闭口都是母亲母亲，怎么从来不提你爸爸？我不担心我爸爸！我爸爸也是一个男人，虽然当时已经70多，现在更属于80后，但我从来不担心他老人家——男人，生来就是受折磨的，哪怕你是我爸爸！再说，爸爸爱着妈妈，妈妈眼中洋溢着幸福时，爸爸心里也就感到了欢乐啦！
　　

给母亲的礼物（2）
但我能为母亲做点什么呢？没有钱，却要尽孝。人在加拿大，还要往中国送爱心。左右为难的我，想到了红楼梦里，贫寒的史湘云为轮到她做东宴请大观园姊妹们犯愁，但后来终于办了个物美价廉螃蟹宴解决了问题的故事。我的螃蟹在哪里？
　　有一天，我终于有了一个创意：朋友家里有中文版的美国《读者文摘》，里面有订阅广告，只要买个汇票寄到香港九龙某个地方，并指定寄送地址，受赠人就可以收到这本精美杂志！
　　我眼睛一亮，立即去邮局买了一张汇票，为父母订阅一份中文版的美国《读者文摘》，订阅期一年，似乎是三十六美元。把汇票和订单寄出之后，我立即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1994年还没有电子邮件，通信就是那种贴着邮票的平信，我精心选择了好多张漂亮的邮票贴在信封上，以期待爸爸妈妈眼睛为之亮一亮。我在信中告诉他们，下个月他们将会收到我替他们订阅的、从香港寄来的《读者文摘》杂志了，我希望他们喜欢并欣赏这份美丽的刊物。
　　美国版的中文《读者文摘》，即使出现在今天国内的书架上，也是一种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这份彩色精印的杂志，当时每期封面都是一幅意味隽永的水彩画，每一页都有彩色插图，所有文章，都是关于亲情、爱心、幽默，以及轻松而深刻的哲理。我的母亲先前在加拿大看望我们时曾经读过并喜欢这本《读者文摘》，现在特地为她订阅一份，更显做儿子的用心周到。
　　1994年的中国还相对封闭，能够在国内定期收到这份与众不同的刊物，捧上这本儿子从万里之外特意给他们寄赠的礼物，爸爸妈妈肯定会高兴、欣慰、欢笑。即使不能拿着这本小书向左邻右舍吹嘘儿子如何成功发达，但老人家内心深处一定会感到无比温馨。
　　千里寄鹅毛，礼轻儿意重。我的父母虽然和天下父母一样，也有强烈的物质需求，但我知道，他们更加看重的就是这份心意——这份儿子在自己人生如此低迷潦倒的时刻，依然能够替他们着想、希望讨他们高兴的心意；这份在自己最拮据窘迫的时刻，也要和父母和所爱的人分享爱心的心意！
　　啊，这本将在未来十二个月中源源不断、如期而至的《读者文摘》，就在这个时刻成为我心中无比珍重的鹅毛，送到了万里之外父母的手里，印证了中华民族这条千年以来维系亲子之情的古老家训。
　　寄走汇票，回到住处，我想自己总算为爸爸妈妈做了一件能够令他们开怀一笑的事，感到无比轻松和开脱。趴在桌上，我默默流了很长时间的眼泪，为自己的爱心感动。
　　朋友回家，看见我眼睛红红的，以为我离婚了，就很开心地安慰我。他已经离过婚，希望大家都离，这样他就多了一个难友，少了一份孤独。
　　……
　　2006年。父亲85岁，越活越健康，每次家庭聚会，他都对姊妹们夸奖我，不说别的，只说：“小平是个孝子，三天两头打电话回来给我们！”（好像我给他送的许多脑白金就从来就没有收到似的！）。
　　因为从爸爸妈妈的夸奖中，我听出他们很希望我给他们打电话，所以我无论走到哪里，确实都会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报平安，就为让他们放心、开心——可惜我已经不再写信，和父母交流，再也看不到那种精心贴着各种邮票、恭敬写着父母名字的信封了！
　　这次我回加拿大，抵达三天没有给爸爸妈妈打电话，爸爸妈妈就把电话打了过来，说是没什么事，只是看我没电话回来，不放心，打个电话，“看看到了没有”。
　　我坐的是飞机，如果三天还不到，那就永远也不会到了！瞧这个逻辑！
　　但接完电话我懊恼不已！稍一马虎不慎，我就让父母担忧了！其实父母真会担忧飞机没到吗？但是，他们已经习惯我每飞一地就必然打来问候报安的电话，到时电话铃不响，老人的生活就缺了些什么，就不踏实，就不安心，就不“幸福”。
　　爱是一种责任，爱是一种承诺，爱也是一种生物钟……爱与贫富贵贱无关、爱与成功失败无关、爱与辉煌潦倒无关、爱是一种需要精心维护、持之以恒、不断表达、习惯成自然的行动啊！
　　王子或乞丐、公主或保姆、身无分文或腰缠万贯、安居高楼或流落街头的你，今天，你对你的父母，表达了你的爱了吗？
　　

与一个新东方学生的四次邂逅（1）
一
　　1999年春节过后不久，是一个情人节。我在中关村礼堂做讲座，具体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那天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在我讲到激情深处时，一个男生羞涩地走上台来，送给我一朵玫瑰。
　　同学们热烈鼓掌。这给寂寞的情人节期间的我，带来了一股春风般的温馨。因为我听说新东方老师们总是收到各种玫瑰，据说当时名满京城的GRE老师宋昊收到的鲜花最多，多得可以开花店，但是又据说宋昊在他老婆的管理下，一点也不花心。
　　但毕竟玫瑰象征着爱，哪怕来自一个男生，也是爱的表达啊！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学生的玫瑰。但这珍贵的第一次，却来自一个男生！我更希望是一个女孩……学生们哄堂大笑，接着我又立即重新开讲。笑声中那个身影单薄、面容苍白的瘦削男生姓甚名谁，也就无从理会了。
　　新东方有无数的学生，在春节、情人节这样的良宵吉日还在学习，无非是为了留学、前途和人生梦想。他们把自己强行封杀在世界躁动呼啸的欲望潮流之外，恰恰是为了厚积薄发，等待来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
　　这朵情人节的玫瑰，在我眼前飘动了很久，在我心里散发着持久的馨香。但那个男生是谁，他后来去了哪里，他的命运如何……我是根本无从追想的了。像人生急流里的一朵浪花，他在我眼前匆匆打了一个旋涡，然后又匆匆地流往人生的远方，奔往命运的大海。直到命运把他再次带到我的面前。
　　二
　　1999年夏天，美国签证的旺季，我开设了“美国签证哲学辅导班”，报名者甚众。有几个班几乎达到二百人。签证咨询班上，主要是那些已经被拒签或即将被拒的同学。每年这个时候，美国签证处窗口总是冤魂遍地，黑云密布；而新东方咨询处则总是灌满了学生对签证官的深仇大恨，杀声震天。
　　面对这种情绪，我虽然总想尽一切办法对这些被拒的同学进行鼓励、打气、调解、指导，但自己不免被这些学生的低落或愤怒情绪搞得非常沮丧，感到很累。但在一次课堂上，当一个男生站起来向我提问时，真让我感到彻底地心力衰竭，走投无路：但见这个男生长着一张苍白而瘦削的脸，那脸上布满了杀气——或者说布满了一脸刚刚被人含冤谋杀的怨气和怒气。他说他去美国读MBA签证申请刚刚被拒。
　　他反反复复告诉我被拒签是冤枉。我告诉他“所有拒签都是不公平的”。他说他的拒签最不公平，因为“那个签证官妈妈的实在不是东西”，明明他有足够的钱但还是以资金不足和移民倾向把他给拒了！
　　我向他阐述了我所认为的他被拒签的观点，不是因为金钱不足被拒，而是因为没有表明自己优秀的背景而被拒，但他却生硬地说不同意我的观点，并立即在课堂上和我辩驳起来。占用了如此多的时间，一时间其他学生烦躁起来，底下发出了嘘声。
　　学过GMAT、刚刚从申请MBA的炼狱里走出来的人，狡辩能力和攻击性正处于峰值状态，我当然辩不过他，而且课上还有好多学生，我说，这样，下课和你单独谈吧。现在我要照顾大家的需求。
　　课后这个学生走到我面前。他说徐老师你不认识我了吗？春节时我给你送过玫瑰呢！
　　因为被学生赠送玫瑰的事情就发生过那么一两次，所以，我立即记起了他是谁，并为我的健忘感到脸红。我说：抱歉我不记得你了。因为从你的表情，我看到的全是刺，无法把你和那朵玫瑰联系起来啊！
　　那天和他谈话，我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怒。他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