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军走了，我的精神头又回来了。孟总送的花篮就摆在我的床头，我看着这些花在病床前争奇斗艳。其中的香水百合香气扑鼻，那种香气很是艳俗。我听过一首歌，歌名叫做《花开不败》。我想生活就是这样的艳俗：生生不息，庸俗而艳丽，迷茫而沸腾，那么我，有什么理由会败？！
那些艳俗的香水百合激起了我的斗志，我不败的斗志。我这不是活着、生活着，一切都伸手可及一切都真切可靠吗？那么，就来吧，就让一切都来吧！我扛得住！
我带着必胜的信心迎接即将到来的手术。
当天夜里，我在病房借着楼道的灯光，在日记本上写下：我发过誓，要让儿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幸福的童年，怎么能没有妈妈呢！
妹妹（1）
2004年6月2日的中午时分，我已经基本进入了临战状态。也许是因为我曾经在学生时代练了若干年长跑的原因，和别人相比，我比较容易进入临战状态。临战状态就是关闭所有的心思，关闭所有的往事，关闭所有的忧伤或者焦虑，关闭所有的牵挂，然后用一颗最坚硬的心去迎接将要到来的战役。
这一天，从早上开始我就在一步一步地做着战前的准备：
首先是备皮。当护士小张叫我备皮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要把我臀部或者什么部位的一块皮肤取下来，以备不时之需呢，这可真是望文生义。直到来到治疗室开始备皮了，我才明白原来就是剃毛啊，术语叫：腹部会阴备皮，同时进行会阴冲洗和阴道灌洗。
之后是抽血，做交叉配血；再之后是做皮试；皮试20分钟之后，是给我体内输入一种名为安灭菌的消炎药，同样是为了明天的手术作准备。
输液的时候，一起走进病房的有好几个护士，穿粉红色护士服的是实习护士。一个戴眼镜的“粉红色”小姑娘熟练地拿起输液针，走到22床，22床连忙躲开，“我不让实习护士扎，小张，你来给我扎。”
小姑娘干在那，左右为难，还有些委屈。
“她是最好的实习护士，没问题的。”小张解围说。
“那也不行，别拿我做试验。”22床很坚决。
“那你先给我输吧，我血管粗，好扎。”我解了小姑娘的围，小姑娘充满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小张虽然年纪不大，却以老护士的口吻对我说：“您放心吧，我们都盯着呢。”
我笑笑，没说话。做试验就做试验吧，至少说明我还有利用价值，我倒不以为意。
输液一结束，护士小张就开始向我宣教手术须知，宣教的内容包括：为什么要备皮？为什么要导尿？为什么术前要做肠道准备？为什么要做阴道准备？术后要准备什么物品？术后为什么要系腹带？为什么要积极翻身？为什么要坚持热水泡脚？口腔又该怎么护理等等。
这些宣教的密集程度让我感到窒息，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这是战斗，不能随便就缺氧！
“有什么食物或者药物的过敏史吗？”小张又问我。
我回答：“没有。”
“这是两盒恒康正清，分别于今天的17点30分和19点用1000ML开水冲服，并且自己要观察大便的性状和次数。”
我接过两盒药，冲小张使劲儿点头，那感觉是战前的准备让我异常充实，我不用担心我所关闭掉的那些心思会一不小心跑出来。
护士小张离开病房了，我终于能在我的床上坐下。这时候我才发现，同病房的22床和23床竟然是用充满了羡慕的眼神在看着我。
我想起来，22床和23床都因为病情严重而无法实施手术。于是，我因为能够接受如此重大的手术而成为病房里被人羡慕的对象。
我向她们笑笑，张了张嘴却说不出什么，她们也笑笑，想说什么也终于没有说出口。
我们就分别安静地呆在自己的床上，我梳理着自己染成棕褐色的长头发，头发上有好闻的香波的味道，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有些眷恋头发的湿润和清香，我似乎隐隐感觉到不久后我这一头好看的棕褐色长发会一根一根掉干净！
有饭菜的香味儿一阵一阵地裹着初夏的风飘过来，一点点冲淡了头发的清香。又到了该吃午饭的时间了。
22床和23床就无声地起床准备去门口打自己的饭菜。
她们都看看我说：“打饭去吧！”
我说：“你们去吧，我今天没定。”我们终于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这时楼道里传来“嗵嗵嗵”的有力的脚步声，很快，脚步声在我的门口停下，陈卫东来到了我的床前。22床和23床不约而同地冲我笑笑离开了病房。
我们来到门口的小饭馆。医生让我术前不要吃荤食，我们点了一份疙瘩汤，陈卫东点了两个自己爱吃的菜。然后我大口大口地喝起汤来。
妹妹（2）
陈卫东没有动筷子，他用他右手那几个粗壮但是灵活的手指头轮番在餐桌上敲击，发出“嗒嗒嗒”的声音。
一般，陈卫东做出这个动作，就是有非常正式的话要跟我说了，我等着。
果然，他开口了：“我昨天晚上在家考虑了一晚上。”
我抬头直视我的丈夫，我想他考虑什么竟然考虑了一晚上呢？难道我的病情真的关乎生死，医生还有什么瞒着我的？我自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我期待答案的同时竟然有了些莫名的紧张。
“我觉得这么大的事儿，无论如何还是得告诉你们家人。”
为什么呢？我们事先不是商量好了不跟我家里人说的吗？
我问陈卫东：“你怎么啦？”
陈卫东笑了笑：“我怕你俩妹妹回头把我给吃了，如果，万一，你要有点什么事儿的话。”
然后我们同时沉默。
然后我们又同时说：“那就先跟小缨说吧。”
我们家姐妹三个，依次是洪小冰、洪小缨、洪小蔷。
洪小缨是典型的白领，就是那种拿英文当普通话说的外企员工；洪小蔷是个法律工作者，加上我这个文字工作者，我们仨谁都没有继承父母理工专业的衣钵。
从被确诊为一个癌症患者开始，我就从心里把我正在经历的、将要经历的抗癌历程称为战争，我这种看起来好斗的性格，真不知道跟我出生在“文革”初期是否有关系。
据爸爸说，我出生的那一天，七机部（现航天部）武斗打响了第一枪，在枪声中诞生大约造就了我倔强的爱憎分明的个性，而我成长的年代又恰逢英雄辈出：刘胡兰面对铡刀面不改色心不跳，邱少云烈火焚身岿然不动，还有黄继光奋不顾身堵枪眼、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以及视死如归的江姐……童年的烙印，使我始终怀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
我很喜欢自己的名字，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常常在学雷锋做好事之后大声地说：“我是红小兵，就住在中国！”那时候，是我洪小冰最得意的时候。
而妹妹小缨虽然只小我不足两年，却跟我的性格有天壤之别。在她的身上你全然看不到英雄主义的痕迹，小资小调的东西却披披挂挂了一身。她天生就灵活乖巧，就擅长察言观色，就心细如麻。到今天，她的家里关于餐饮就备有三沓名片：一沓是餐厅，一沓是酒吧，一沓是茶馆，她总是有条不紊，总是能给所有人以最熨贴最舒适的安排。更关键的是小缨长得还颇为妩媚：身材清瘦又不失性感，面庞清淡却藏着些浓艳，林黛玉似的低眉顺眼、轻言细语的风格，但又没有黛玉那一脸的愁容和紧蹙的双眉，更没有林妹妹那叫人无所适从的自怨自艾。
SARS过后的那一年初夏，解除警报的人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开始过节似的满街游弋。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小缨也挽着我的手臂，在街上享受劫后余生的喜悦。
那一天，小缨穿着一双非常考验脚力的黑色高跟鞋，让本来就苗条的身体似乎又齐刷刷地长出了妖娆的一节，身上则是一条灰白色的有着蕾丝花边的连衣裙，而偏偏，这一黑一灰的端庄之中，小缨梳了一头爆炸式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栗色的长发，长发衬托着她白皙而颀长的脖子，一款酒红的珠宝项链随着小缨的步伐轻轻地在她的胸前跳跃。
熙熙攘攘的街头上，迎面走来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这个朋友自然是男性，他一边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嘻嘻哈哈地寒暄着，一边用一种雾气朦胧的眼神儿不停地扫描小缨。那男性朋友远去，我不由得对小缨说：“你瞧！我的强项是能很快跟异性处成哥们儿，而你的强项就是开不开口，都能让男人想入非非。”
我的手机响了。我看见手机屏幕上出现“小缨”的字样，我想着这么些年来我和小缨性格迥异却情深似海，想着我们之间种种的生活细节，想着前不久在香港小缨对我身体的那些怀疑，我看着手机在响，没有接。
妹妹（3）
我看看陈卫东，他也正看着我。
我说：“你走吧，我去后花园打电话。”
午饭过后，正是医院里最安静的时候，除了个别还在进行的手术外，所有的治疗都停止了，整个医院都沉浸在一种昏昏欲睡的气氛之中。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终于拨通了小缨的电话，她此刻还在香港。
“你在哪呢？干吗不接我电话？”小缨上来就说。她说话一向柔声细气，很少见她这么急的。
我说：“你听清楚了，别着急，我现在在妇产医院我得的不是子宫息肉是恶性的我明天就要做手术。”我一口气说完，生怕一停顿就说不下去了，而且，我坚决地不说那个“癌”字。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一会儿，很快就传来了小缨呜咽的声音，很快，呜咽声渐渐成了肆无忌惮的号啕大哭。
我无能为力，除了让手机听筒离我稍稍远点儿以外，我无能为力。
这时候听筒里小缨开始泣不成声：“我就知道有事儿，实话告诉你，自从你们离开香港之后我就知道要出事儿！你总是这样，洪小冰你总是这样，什么都不在乎，大大咧咧的。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回好了，这回好了，这回事儿大了！”
这时候我特别想拍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小缨，告诉她没事儿，真没事儿，我好好的呢，可是我的小缨离我却又是千里之遥啊！
听筒里似乎有人在用英文问小缨什么，小缨哭着跟人说：“xiaobing got a cancer！cancer！”
不用说这个人一定是小缨的英国丈夫chris了。
因为要应付chris，电话那端小缨的哭声有了一些停顿，我终于可以插话了：“我这是早期，可以手术就证明没事儿！你放心，我不会那么轻易就死的，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别以为我好欺负，大不了鱼死网破吗？”
“这是毛主席说的么？”洪小缨破涕为笑了。
“这是毛主席的红小兵说的。”
我笑着说，可是眼泪终于没能忍住，落了我一脸一身。
我忘了我和小缨是谁先挂的电话，又是怎么挂的电话。我只知道在2005年1月份我濒死的日子里，小缨寸步不离日夜守候在我的身边，我要告诉大家，我能活过来，和我的这个妹妹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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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一枪（1）
24小时不关机是我多年来的一个习惯，倒不是说我真的就日理万机到了那个地步，我只是养成了时时刻刻揪着心的习惯。公司里、我自己的小家里、我的父母家里、我的朋友那里似乎都有没完没了的事儿需要我操心。可是细想想，所有需要我揪着心的任何事任何人里唯独没有我自己。
2004年的6月3日凌晨4点，我迷迷糊糊地不知道是梦还是醒，手机在我的枕边一遍一遍地震动，直到我彻底清醒过来。我伸手拿过手机，一看是小缨，忍不住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老替我揪着心的人里，我的这个妹妹首当其冲。
听筒里的小缨压低了嗓门：“你这是睡了一觉了还是根本没睡过啊？”
我反问她：“那你呢？你睡没睡？”
小缨说：“我睡不着，过会儿你就手术了，我也过不来；我已经告诉小蔷了，她已经请好假中午过来陪你手术。”
我说：“你别瞎操心了！我没事儿的，小蔷忙就不用来了。”
小缨在电话那头一定撇着嘴：“得了吧你，你就别管了。这次该接受教训了吧，别什么都不当回事儿，你还以为自己是运动员呢。”
我说：“就算是那也是业余的啊。”
估计小缨嘴撇得更厉害了：“业余运动员也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还吃老本儿，老本儿早都吃光了。”
我有点儿兴奋起来：“哎呀，我这不正准备手术恢复之后就健身嘛，我们这些常年坐办公室、常年打电脑的知识青年们，早该运动啦！等出了院，我就策划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知识青年上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