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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魔术”小组每天截获的日本与驻国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往来的外交信件，就不难理解海军OP20G 克雷默少校手下七名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和陆军逼信情报处威廉·弗里德曼上校手下同等人数的小组所面临的问题了。他们不得不查看截至一九四一年年底所截获的一万零五百二十八页信件。平均每周略超过二百页，而实际上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周，外交活动频繁，数量当然还要更多。与此同时，其他单位还将破译出的德国和俄国的外国信件加进萨福德中校为海军情报局，奥蒂斯·萨德勒上校为陆军情报局查看的材料中去。除此之外，还有迹象表明——虽然在国家安全局迄今已公布的材料里仍然很少见到——美国人也在泽读英国的外交和军事密码，其熟练程度不亚于他们监听轴心国的通讯，更不必说他们对此的兴趣了。
现在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美国军事情报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何以会是由于工作量过大，无法从事充分的评价工作了。吸取了这些教训，这两个军种的密码分析、译电和评价人员的队伍在一九四二年迅速扩大，人员训练虽然需要时间，但是海军部队达到了这样的高效率，使他们在六个月之内就为中途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陆军也在次年春天做到破译了日本陆军密码。海军和陆军部帮助建立了一些单位，使用英国提供的密码饥，监听德国埃格马密码通讯，盟国在战场上的胜利由密码破译者取得的部分，伦敦公共档案局和华盛顿国家档案局的架子上现在堆积的大批材料就是衡量的尺度，“尤尔特拉”——英国和美国都这样称呼他们的最机密的情报——在战时起的主要作用现在已经清楚了，其中也许要以不列颠之战、中途岛、大西洋之战、阿拉曼、进攻欧陆日和新几内亚为最辉煌的成就了，但是历史学家还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耐心筛选这些现在可供使用的记录，才能揭开情报工作在大西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的总前景中到底起了多么重大作用的令人神往的细节——迄今一直归功于最有成就的军事指挥官们的功劳，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应该属于“尤尔特拉”情报小组。
这些情报材料数量极大，内容广泛，虽然是最近才公布的，还经过仔细的审查，在必要的地方又作了删节，却足以说明必然会给珍珠港这样的“热门”话题提供一个耳目一新的内幕，这个话题已经被冷落了四十年！的确，引人入胜的是在斩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份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备忘录，题目是：《为制止未经授权擅自透露通讯情报活动需要制定新的立法》。其中回想起赫伯特；亚德利一九三一年泄露了他在陆军的“黑室”从事的密码工作造成的损失，提到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五月日本人曾怀疑他们的外交密码被人破译了，指出了报界透露所以能在中途岛取得胜利是由于太平洋舰队发现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一事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个文件建议要有立法，提出对非法走露消息要严加处分和确保战时情报工作永远不会撤销保密的步骤。假如不是为了需要保护美国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不受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指控，“魔术”情报小组本来肯定是不会在一九四五年就透露出来的。尽管显然一定会存入曾经诱使某些英国人士暴露他们战时密码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信守诺言和公事秘密法使密码工作的真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以前得以杜绝泄露。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部能使走露情报而不致为人发觉，其有力的论据之一是，在充满了紧张气氛的冷战岁月中，那些主要的外交和军事渠道多年来都是使用密码机器，据认为应该是安全通讯。英美两国对于他们的情报机关破泽密码的高超技巧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都不愿意仗俄国人过于知情。虽然后来的电子学革命，为密码工作者提供了计算机和卫星这样厉害的新工具从事密码工作和传递通讯，同时也为破译密码工作者提供了同样的方便，可以收集和窃听无线电通讯。
偷阅别人的信件——按字面意义解释——加上间谍活动，新闻分析和外交人员的报告成为政府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多种情报网的又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无线电情报的无上作用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之确立的。不论破译窃听到的情报用的是当时那种搭搭作响的紫色密码机，还是如今这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高效能的电子计算机里一声不响的集成电路板，重大情报的最终形式是相同的：一份打印的”书面材料”，送交作为决策者的人去评价和采取行动。消息灵通和精明的分析是非常需要的，用来对照其他证据，衡量所获情报的意义，并且断定作出怎样的对策（如果要采取对策的话）才是适当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前的最后几周，美国所缺的正是这部分工作——尽管这时传递和搜集情报的办法越来越先进了，分析资料的这个关键过程却仍然是老样子。以前决策者可以有好几天的时间来思考和采取对策；如今，洲际弹道导弹的行动比航空母舰的出击力量要快好几千倍，把作出反应的时间减少到几分钟，如果还不是几秒钟的话。正是这种由人作出反应的时间受到极大的压缩，使得一次“珍珠港核袭击”场面的前景如此令人惊恐。
情报估计是情报系统的全部工作中最关重要的部分，所以在送到档案局之前，被删得最多的材料就是“魔术”小组每天的简报，这是并不奇怪的。只是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后，这些逐日的报告才开始表明陆军和海军的情报官员是怎样分析情报的，因为这时才有可能把他们作的估计与这些估计所根据的原截获材料相对比，对这些原材料也作过仔细的审查，档案库中现存的文件上，所有提到传递这些材料用的日文原电密码部作了仔细删节，只留下空白。部队的指挥部、舰只的名号、两个字母的地名代号往往部被删上——虽然这么苛求的理由是难以理解的，因为现在谁都知道，AF 就是中途岛。
读完这十三万零四百零一页日本海军电报的译文，你就能跟踪太平洋战争每天的进展，就象从那些作出战略决定取得胜利的军官眼中看到的一样。从这个材料来源，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事实的一些新的详细情况，揭穿围绕着中途岛战役的美好传说，从袭击珍珠港时被击落的一架敌机上缴获的文件，为刺探日本海军的作战密码提供了第一批线索；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截获索取澳大利亚地图的消息，曾是发现进攻珊瑚海的重大线索；五月五日向，联合舰队索取加油管的命令是把作战行动转向中太平洋的表示；五月二十二日自中途岛发出著名的“供水信号”提到被认为是缺乏饮水的动物，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海军情报局被日本五月二十八日改换密码蒙蔽到了什么程度，那时正好是在美国海军采取那次决定性的行动发动攻势之前；以及新的作战密码迟迟不能破译又怎样促成三个月之后萨沃岛战役的败北；还有日本人如何在无线电报上欺诈变得更加狡猾了。当看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截获电文的原件时，那是山本大将的死亡证书；以及发现美国的计划在时间上必须多么准确，因为山本的大部分视察将是乘坐扫雷艇；这些可并不仅仅是使人产生一些敬畏之感而已。
所以，对截获的几千页日本陆军材料细加研究，同样会对缅甸战役的后几个阶段有新的了解，还会说明麦克阿瑟将军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时，对敌人的部署为什么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军事领导人都更要消息灵通。一九四五年夏季截获的一些日本外交电报——把这些电报排列起来，再把其中使人感兴趣的空缺仔细用恢复原样的办法填补出来——就会看出，为什么那些本来有希望改变历史过程的和平努力后来却一事允成的全部经过，有关战争的其他引入入胜的枝节问题也要加以探讨，如美国陆军情报局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秋季粑“魔术”情报小组有关轴心国在印度从事颠覆活动的报告看作是“英国在‘搞鬼’的产物”。
审查与颠覆
这些无线电情报资料提供的许多新的内情是由于材料来源是直接的，以及密码员用铅笔在空白处写的注解（有许多注解后来被删去），这些注解和日期与时间的标记表明，消息是何时收到的，何时由何人泽出的。这些情况对于正确评价情报材料的重要性，以及某个信息怎样对事态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往往是不易做到的，因为看来国家安全局审查文件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隐瞒作出这种估计的过程。这一点对“魔术”的简报特别明显仍但是难以理解的是，例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海军情报关于日本航空母舰在何处的估计报告中，有关敌人主要打击力量的（c）段为什么全部删去了。
严格的审查（有的时候整页整页地被删去，只留下一个页码）使人猜测，如今看不到的材料在一九四一年时必定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在四十年后还被认为是如此机密，必须在复制的过程中用纸条遮贴的话。正如莱顿中使对珍珠港事件调查团说明的那样，如果日本航空母舰在出动袭击的前几周曾经有人用任何信号同它们联系过的话，这些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台始终保持沉默，他当初一定会立即大起疑心，所以“魔术”记录中引人注目的空缺，向历史学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报，由于向总统、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情报的材料数量极大、渠道众多，作侦察性的研究往往可以发现经审查人员的手放过而失去的证据的一些线索。
“魔木”小组截获的一九四一年日本外交信件现在第一次可以按顺序从头到尾查阅了——尽管有大量删节——使人极为诧异地看到，从官方立场说来是守中立的美国，尤其是华盛顿。原来已经变成了阴谋诡计和间谍活动的中心，看来罗斯福政府最内层的圈子里，有那么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东京和柏林当作是珍贵的情报来源。谁是那位神秘的“J 某和w 某”呢？据日本大使报告说，他们都是可靠报信人，因为他们“同总统和总统夫人有来往”。谁是那五十万美元的获得者呢？这笔钱是驻华盛顿人使馆的特务头子寺崎五月份“为开展情报工作”领取的。同样引人入胜的可能性是，在寺崎产明他的布朗大学同学国务院欧洲司的w 某和参议员G 某是五月十九日截获情报的来源后，他们就被用来向驻美国的日本间谍头子“输送”情报了。寺崎给东京的电报还透露，他如何培养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黑人领袖”，希望能引导种族不满情绪去“挫败美国为国防和经济制订的计划，也是为了从事破坏活动”。可以推测，罗斯福决定把“二世”①居民拘禁在中西部的营房里，就是根据“魔术”小组截获的外交信件提供的证据，说明寺崎在“我们飞机工厂的第二代工人”中有广泛的情报人员网。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截获日本大使馆的武官们从华盛顿和柏柞提出的大量报告。一九八一年春季才第一次可供公开查阅的这些电报提供了从日本人和德国人的观点看待情报方面的令人着迷的详细记录。虽然很清楚这些电讯在一九四三年以前不是当天破译的，但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截获的那些材料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到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才最后破译出来。所以其中的消息是美国情报机关在珍珠港事变以前那段重要的时期所不曾知道的。这些材料提供的证据为重新作出历史估计开辟了新的视野。
武官的报告很清楚地表明，关于希特勒将在一九四一年夏季进攻俄国的计划，东京先期得到证据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此外，日本人得到德国人的通知——由丘吉尔内阁内部人士走漏的消息——说是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决定最后终将放弃远东。这些电讯透露了柏林强迫东京参加反对俄国和英国的战争达到了何等程度；德国人透露了红军沿西伯利亚前线布防的详细情况，还根据文件说明美国并不情愿为保卫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领土而参加战争。东京在整个一九四一年多么不愿意考虑同美国作战也是很清楚的。日本人怀疑德国的动机。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帝国参谋本部副统帅要求他的驻华盛顿武官“对德国武官的真正意见作一次认真细致的调查”，事先柏林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