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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尽管奴隶制时代之诸侯分封制甚至较之封建时代之中央集制权更能保持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控制，但当国君之荒淫无道、巧取豪夺已经严重地殃及到各诸侯国的利益时，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时，则一个王朝的变更也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历史，有着非常严谨的秩序性和严密的逻辑性，有着超乎纯常的延续性。这是中国历史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稳定性和延续性对于促进生产力之发展，对于形成一种稳定的民族心理沉淀有关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可以断言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没有哪个国家象中国这样有着如此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也没有哪个民族象中华民族这样有着如此悠久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古代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民族智慧将激励后人们为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更积极的探索和努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郑庄公评述
郑庄公，春秋初年郑国国君。他对内平定其弟共叔段的叛乱；对外于公元前714年大败南侵的北戎军队，于公元前707年大败周桓王率领的蔡、卫、陈三国军队。公元前７０１年，郑庄公召齐国、卫国、宋国会盟于恶曹（今河南延津西南），几乎当上的春秋初年的霸主。郑庄公所在的时期是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郑庄公事实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春秋争霸的序幕。
一、郑庄公克段
如何立嗣一直是困绕旧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命题，到底是根据惯例直接立长为嗣，还是根据喜好选择自己最溺爱者，还或者是从众多子辈中选贤任能，现实给予了多种的选择性，历史也给出了多种例证。这种种例证有时又是相互矛盾的，同一因会结出多种果，并非呈直线发展，因此让后人困惑不已。
郑庄公之父为郑武公（即掘突），其母为申侯之女武姜。郑武公十四年（前７５７），武姜生长子寤生，郑武公十七年（前７５４），又生次子叔段。因寤生出生时难产，惊吓了姜氏，所以姜氏不喜欢他。次子叔段长得一表人才，且力大善射，武艺高强，特别博得姜后的宠爱。姜后屡次向武公称道次子之贤，应该立为嗣。武公都以：“长幼有序，不可紊乱”为由没有准允。公元前７４４年，武公病重，武姜又多次在武公面前说叔段的贤能，“欲立段为世子，公弗许”。只以小小共城为叔段之食邑，号曰共叔。是年，武公病逝，寤生继位，这就是郑庄公。
庄公虽然继承大位，同时沿袭了周士卿之位。母亲姜后念念不忘的还是如何让自己最喜爱的儿子叔段登上君位。她见叔段无职无权，心中大为不满。庄公元年，武姜先是请求将制地作为叔段封邑。因为制邑地势险要，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要地，遭到庄公断然拒绝。武姜改而威逼庄公把京封给叔段。京乃郑国大邑，城垣高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庄公仍默然不肯。姜氏负气地说：“再不肯，不如将他驱逐到他国以养家糊口！”碍于母亲请求，庄公也只好答应。大夫祭仲进谏道：“京邑比都城还要大，不可作为庶弟的封邑。何况共叔是太后的爱子，如果封之大邑，将产生两个君王共存的现象，国家将陷入混乱不堪的状况！”庄公说：“这是母亲姜氏的要求，我不能不听啊！”
共叔谢恩毕，入宫向母亲姜氏辞行。姜氏屏去左右悄悄对儿子共叔说：“你的兄长不顾及同胞之情，对待你太薄情寡义。你今天这块封地是我再三请求才为你争取到的，虽然他勉强同意，但是心中并不乐意。你到京邑后要积聚自己的力量，培养自己的势力作好各种准备。倘若有机可乘，我会及时通知你。到时你举兵偷袭，我为内应，整个国家唾手可得！”
叔段到京邑后，号称京城太叔。仗着母亲姜氏的支持，从不把尊君治民放在心上，而是招募勇士，加固城垣，囤积粮草，训练甲兵，加紧扩展自己的势力，与母亲武姜合谋，准备里应外合，袭郑篡权。
郑庄公深知自己的继位使母亲大为不悦，对姜氏与叔段企图夺权的阴谋也清清楚楚，但他却始终不动声色。叔段在京城的反常举动引起了人们议论，大夫祭仲劝谏庄公说：“凡属都邑，城垣的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所以先王之制规定，封邑大的不超过国都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您怎么能容忍呢？”庄公似乎很无奈地说：“姜氏要这样，我又能怎样呢？”祭仲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及早给叔段另外安置个地方，不要让他再发展蔓延。一经蔓延就难于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除，何况是您受宠的兄弟呢？”庄公终于说道：“多行不义必自毙，等着看吧。”
庄公一次次的退让，促使叔段篡国称君的野心日益增长。不久叔段竟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接着又把京邑附近两座小城也收入他的管辖范围。大夫公子吕对庄公说：“一个国家不能听命于两个国君，主公究竟打算怎么办？您如果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侍奉他；如果不让，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生二心。”庄公则不温不火地说：“你别担心，不合道义，老百姓就不会亲附他，地盘越宽，崩溃得越快。”公子吕走出朝堂，对正卿祭足说：“主公因为宫闱之私情而忽视社稷之大计，我对此甚为忧虑。”祭足说：“主公才智过人，对此岂能坐视，只因大庭广众之下，不便泄露。你是贵戚之卿，如果私下未求见，主公或许会向你吐露真言。”
公子吕依言直叩宫门密会郑庄公，直言劝谏道：“主公嗣位，拂国母原意。万一内外勾结，变生肘腋，则郑国危矣！”庄公说：“碍于国母，难以定夺。段虽不道，尚未露出叛逆之征，如果冒然出兵*，徒惹人非议。我今置之度外，任其胡作非为，待其造逆，自当明正其罪。到时则国人必不敢相助，姜氏也无话可说。”公子吕则说：“主公欲俟其先发，我倒有一妙计。”庄公忙追问：“计将安出？”公子吕说：“主公可四处放风将往周朝侍奉周王，太叔必定乘国内空虚兴兵争夺郑国。我预先伏兵在京城近处，乘其出城之际占据京城。主公从廪延一路杀来，必使其腹背受敌，大势已定。”庄公说：“卿计甚妙，慎毋泄露。”
翌日早朝，庄公假传一令，使大夫祭足监国，声言自己将往周朝面君辅政。姜氏闻言大喜过望，于是书写密信一封遣心腹送到京城，与太叔约定举兵事宜。在母亲武姜怂恿下，叔段秘密派其子公孙滑往卫国借兵，许以重赂，亲率甲兵万人准备袭击郑都。庄公得到叔段起兵日期的密报，说：“该是动手的时候了！”即命令公子吕率２００辆战车*叔段。太叔出兵不到两天京邑已然失陷。叔段大败溃逃至共城，闭关自守。庄公引兵攻之，如泰山压顶，须臾攻破。太叔闻庄公将至临终前感叹说：“姜氏误我矣！我有何面目见吾兄乎！”于是自刎身亡。
就郑庄公而言在对待母亲姜后要求给予叔段京之封地的问题上存在着多种选择性，一者他可以象回绝制地一样再次断然回绝母亲的无理要求，一者他可以先予之然后象祭仲所奏请的那样为共叔段另外安置一处不能有所作为之地，当然也可以选择象历史所演绎的那样先纵容之，然后再一步步将其弟弟置于死地。郑庄公作何选择一者取决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也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考量。具体从郑庄公所处的历史条件来看他的母亲虽然拥有在后宫的一定权势，同周王朝及申国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但是尚没有达到内外勾结掀起惊天巨浪的情势。当时的政局是稳定的，共叔段的权势完全可以由郑庄公一手操控。至于老百姓最乐见的还是国家政局的稳定，“生民何计乐樵苏”才是他们关心的根本问题。早在郑武公时期便对共叔段先期作出了种种有利于郑庄公的选择。因此郑庄公在对待叔段乱政的问题上是主观因素考虑得过多，反应过了头。他想纵容共叔段使其自取灭亡，以堵悠悠众人之口，反而无端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当然他虽然有玩火之虞，却还算千古奸雄，形势的发展均在其掌控之中，而历史的这种演绎也使得他达到了一桩意想不到的实惠：完全根除了共叔段在郑国乱政的隐患。
郑庄公“克段于鄢”，成功的处理了内政方面的问题，实现了国力的统一，从而为争霸中原奠定了基础。
二郑庄公与北戎之战
在西周前期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北戎都是不可能成其为整个周王朝的外患，毕竟北戎面对的是强大的西周王朝。自从申侯引狼入室，演绎出一场犬戎大闹东京的闹剧之后，北戎军队才忽然发觉原来周王朝并不是他们所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西周所面临的局势与夏或商均不同，夏或商部落本来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因此对整个国家局面的控制力要远强于西周。西周一直面临的是朝小野大的局面，各诸侯国在中央政权尚能控制局面的情势下或许能抱成团来共同抵御外侮，一旦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削弱之后恐怕是只会自保而不会舍身相救的。北戎所面对的正是一个软弱的中央政权和一盘散沙状的各诸侯国。因此面对强敌压境，软弱无能的周平王只能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之策，远避洛邑，采取典型的驼鸟政策。各诸侯国则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既然强大的周王朝都似乎不在话下，北戎是不可能将一个小小的诸侯国放在眼里的。公元前７１４年，北戎部落乘中原诸侯国连年混战之机，南侵郑国。然而野蛮的北戎人却忽视了一个诸侯国自保的决心和力量，低估了郑庄公及郑人的智慧和勇气。面对强敌入侵国家处于危难的生死关头，郑庄公没有丝毫退缩，而是挺身而出，亲自率军抵御。当时之北戎兵骁勇善战，而地形又不利于郑国兵车作战，庄公对此甚为忧虑。他的一个儿子公子突详细分析了戎军“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而不让，败不相救”的弱点，认为应采取伏设诱敌的办法，分而歼之。郑庄公觉得此计甚善，于是分三处埋伏，命大夫祝聃率一支勇敢而不刚强的部队先出阵求战，和敌人一接触就佯败退走。戎兵不知是计，被诱入郑军埋伏圈。郑国三处伏兵把戎军分为几段而攻之，使其首尾不得相顾，祝聃又率部反戈回击，造成前后夹攻之势。北戎后续部队无法相救，遭郑军伏击的北戎前军被全部歼灭。
郑庄公率军大败北戎军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阻止了北戎的进一步南下，事实上既保卫了郑国，也使当时日益衰弱的周朝和各自为政的各诸侯国暂时免于北戎进一步的侵吞掠夺。
三郑庄公与周王朝及名诸侯国的争执
早期的郑国与周王朝之间一直处于一种针尖对麦芒的争执局面。从郑国的起源来看这种纷争在所难免，早在其确立之初便埋下了导火索。
据《史记》记载，郑国的始封之君也就是郑庄公的祖父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庶弟。宣王即位二十二年，友才被封在郑地（今陕西华县）。友能使周朝与百姓和睦相处，深得百姓爱戴。因此随后又被周幽王封为司徒。他在做了一年司徒之后见周幽王宠幸褒姒离弃诸侯，就询问太史伯如果将来周王室出现变故，自己应该到哪里去安身逃命。太史伯建议他迁国到现在洛水东、黄河以南这个地方。郑桓公说：“假如我迁到长江南边去会怎么样？”太史伯说：“不可，南边有楚，楚以后一定会兴起的，楚一兴起，你就没法儿待了。”郑桓公又说：“那我去西方行不行？”太史伯说：“也不行，西方民俗贪而好利，而且秦以后会从西方兴起，你仍旧难以立足。”太史伯又为他分析了其他另两个方向的形势：东方因是姜太公的封国齐国，所以根本无法插足；北方则是晋国的地盘，只有洛水以东、黄河以南一带邻近虢国、郐国的狭小地方尚可能有立足之所。虢和郐国的国君既贪婪又喜好占小便宜，百姓不顺从他们。现在郑桓公贵为司徒，深受百姓爱戴，如果请求住在那一带，会很容易地得到两国国君赏赐的一部分土地。随着形势的发展虢国和郐国的百姓会因离心离德而成为郑国的百姓的。由此可以说郑选择这块地盘乃是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而促成的。在整个西周的地盘都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郑国大概也只能作此抉择了。但也正因这种抉择使郑国处在了四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