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命，自己来砸自己的饭碗那样荒唐可笑。不屑一顾的帝党官僚大抵动一下手指头改良派便难以为继了。第三，不利的国际环境。鸦片战争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支持中国的顽固派反对维新派。维新派希望借助变法使国家独立富强来反对外来侵略，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必然会遭到其强烈反对。
从具体操作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光绪帝和改良派缺乏一定的政治智慧是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失误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没有争取到后党、尤其是慈禧太后的支持
1861年的“北京政变”使慈禧太后事实上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她与一般帝党成员所不同的是她有时不得不从整个民族的立场和全国的高度去考虑和思索一些问题。随着时代的风云变迁，她可能也不得不被迫接受一些新的思潮。纵观她主政期间，中国还是兴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当然这些历史事件都是以是否有利于她的权力的巩固为前提的。慈禧与思想极端守旧、凡事只考虑个人狭隘利益的封建顽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不损害其切身利益不危害到她的地位的巩固，她甚至部分倾向于变法。譬如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期间，她便支持洋务派而反对顽固派。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太后即明确地对光绪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时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因此如果康有为等改良派和光绪皇帝能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变法运动甚或更依照王照的意见，“奉之（慈禧）以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争取慈禧太后对变法的进一步支持，这样更有利于排除顽固派官僚对变法的阻力，使变法得以继续向前推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仅忽视慈禧对变法的赞同态度，甚至把慈禧的赞同视为阻挠，不必要地卷进后党、帝党之争，迫使慈禧太后从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悍然发动戊戌政变，使得变法中途流产，应该说这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当然慈禧太后无论怎么评价始终都是中国封建主义结出的一个毒瘤，对她并不能抱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采取更富有策略性的方式还是应该的，就象两千年之前的范雎所做的那样，在变法未取得任何成效之前尽可能避免节外生枝。
2、没有处理好与洋务派的关系以期统一立场
洋务运动的持续时间从1860年代开始至1895年因甲午战争失利而结束，是当时的一些中央或地方的比较开明的实力派人物兴起的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进而达到维护清朝统治的实业救国运动。必须说明的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艰难形势下，为了保护清朝的统治地位，慈禧太后是依靠和支持这些拥有中央和地方政治和经济实力并得到外国赏识的洋务派的。洋务派与变法一派的区别在于他们长期处在*的第一线，拥有丰富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处事比较务实重利。虽然说当1898年戊戌变法时洋务运动已是昨日黄花，但其在中央和地方还是广有政治和经济基础的。没有协调和处理好与洋务派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未处理好以李鸿章为代表中央当权一派的关系及未能协调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
李鸿章是洋务派在中央的实权人物。他对当时骤然兴起的变法运动是持赞同态度的。变法过程中在他的权限范围内为变法运动的顺利实施是作出了一定的努力的；在变法遭受失败的情况下，他仍直言“捕*之谬”，利用自己的影响营救*成员。当西太后训斥他说有人告发他是*时，李鸿章坦然表示：“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臣无可逃，臣实是康党。”康有为则对李鸿章的有力声援一概回绝，使维新派失去了来自李鸿章对变法的支持与肯定，造成洋务派内部对维新运动的否定和排斥，严重削弱了其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地方上，变法运动甫一开始因为变革主张比较接近，洋务派与维新派之间尚能志同道合，推动变法活动的发展。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维新派的空洞激进与稳重求实的地方洋务派之间也开始产生裂痕。维新派更因不必要的思想争论而与洋务派渐行渐远，使得维新派的势力日渐单薄，最终被时代的浪潮所吞没和湮灭。
3、维新派与民众矛盾的激化
维新派成员多是由旧的封建读书人转化而来，带有十分浓重的旧知识分子的陋习，他们不知道唤醒民众对变法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信任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其激进的变法主张甚至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得人民群众不支持不理解其变法主张使变法失去了群众基础。说起激进，之后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新*主义革命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些革命为什么都能取得成功或不同程度的成功呢？我想这只能归结为群众基础不同，未能真正地唤醒群众也是这次变法流产的一个重要原因。譬如下令禁止在前门大街设摊贸易，将所有摊贩赶至东西两河沿，店铺禁止悬挂幌子，违者受处罚，致使平日熙熙攘攘的大街为之一空。这种过激的做法，直接损害了一些下层群众的现实利益。还譬如改变中国留长辫子风俗的诏令一经传出，旗人的不满达到顶点，引起了部分人民群众的骚动。
4、变法主张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
维新派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骤然产生的，变法之前他们多多少少仅只是十年寒窗皓首穷经之辈，对西方资本主义所知甚少，对政治运作及如何行之有效地推进变法均有欠考虑。他们的许多主张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过渡性，造成社会的恐慌和*，使变法归于失败。
在“百日维新”短短的103天内，光绪共发布各种谕旨三百余件，平均每天颁布三道变法诏令。这些诏令不分主次和轻重缓急，如雪花般地狂泻而下，改革辐度之广涉及到官吏、法律、军事、经济、文教、人才选拔制度等多方面。规模过于宏大，包揽太多，似乎想在一夜之间便完成资本主义数百年之功。一个措施还没有得以认真地落实，尚不知其是否行之有效，另十条上百条措施便扑面砸来。这种如过山车似的变法想成功亦难矣！总之，和两千年前的范雎相比简直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毫无章法、毫无远见，焉得不败？
三、缓不济急
慈禧太后在发动戊戌政变扑灭“百日维新”的火焰之后，终于又走到了政治的前台。她对戊戌变法作了如下总结：“前因中国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看来在政治上她自我感觉要比光绪帝老谋深算得多，因此开始了由她自己所主导的新政，然而在她的新政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犯了同光绪帝所主持的戊戌变法一样的冒进错误。可见在当时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时代潮中，在封建主义的框架内试图蕴育资本主义的火种怎么深谋远虑都是错。无论是否存在着慈禧擅权的现象，也无论光绪帝是采取稳步推进的战略抉择还是采取其他方式，都不可能改变其失败命运。在一个以封建主义为主体的这样广阔疆域内的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怎么改良都将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结束。如果说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的我们还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苦苦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希图处在当时条件下的人们凭着对资本主义的极其有限的了解和极其落后的生产力在一天之内就完成资本主义的全过程只能是无知望谈。
总之，我个人认为戊戌变法是一件极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其历史意义不在于其成功，而在于其失败，彻底的失败，以使前赴后继的中国人产生新的觉悟，从而使中国人民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又一个的新高潮。尽管戊戌变法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说是失误连连，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历史已经无法复制象秦国时那样慢悠悠的按部就班的政治改良运动，当时之中国已并不具备秦时那样的封闭的历史条件。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段，众多列强之新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飞速发展，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其吞并中国之野心不断膨胀。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和灭亡的深渊，形势一日千里，刻不容缓，外部条件并不允许这种慢腾腾的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改良。时代所迫已经容不得中国人在此蜗行龟步，以期在封建主义的旧瓶内着意精雕细刻所谓的资本主义。中国如此漫长的封建主义的影响，如此落后的生产力，而又如此辽阔的疆域面积，人们的思想如此封闭，外敌不断窥视和觊觎着我国的市场和资源，仅仅局限于在封建主义的框架内完成资本主义该是一件多么缓慢而曲折的事情。所以戊戌变法无论成功与否都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需要这样的一场变法改良，较之其成功中国更需要的还是一场以失败而告终的变法运动来唤醒后来者使之沿着前人的足迹彻底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所谓“缓不济急”正是此理也。
当代的诸多人等似乎还在十分惋惜这样一场变法的失败，特别是当他们将其与近邻的日本相比较时更是恨得牙痒痒的，我总觉得这是一件十分搞笑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爆发了旧*主义革命和新*主义之后。说来纸上谈兵之辈，不唯当时人有，今人亦多矣。总之，我肯定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但并不惋惜其失败。就象中国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那样，需要从其失败中产生新的觉悟，从失败中重新傲然屹立起来，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擦干血迹，继续摸索和探求中国之生路，也许这就是中华民族之伟力所在，这就是中华民族虽饱经沧桑而仍然能凤凰涅槃浴死而重生的缘故！
疲于自保的孟尝君
一、也谈《读孟尝君传》
孟尝君在春秋战国的历史人物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四公子，公认以孟尝君为最贤，名气最卓著。后人对其多褒赏有加，在众多的溢美之辞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北宋王安石便对其大谬不然。在《读孟尝君传》中王安石这样评价道：“世人皆言孟尝君善于招揽贤能之士，士人也多依附于他，最后也是依靠这些士人的智慧他才能安然从虎豹一般的秦国逃脱。唉！孟尝君也只配做这些屑小鼠辈的首领罢了，哪里称得上善于招揽士人呢？不然的话，像齐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如能真正得到一个贤能的人就足可以制服秦国了，哪里还需要鸡鸣狗盗之徒来保命呢？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这是真正的贤士不愿前去的根本原因啊！”
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说王安石的这番评价开一家之言，推翻了千古定案。但从现代的意义上来说却有失偏颇。一方面孟尝君是否真的象王安石说的不善于招揽士人呢？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氛围来看，从他对待士人的态度和实际效果来看，他还是善于招揽贤才的。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凭孟尝君之才集中其门下众士人之智是否足以使齐富国强兵乃至令秦国臣服呢，我个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集权制时代，君主往往要比一个臣子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君主的意志更能体现出一种国家意志，更能决定国家的未来。臣子不可能凌驾于君主之上而主导国家的大政方针。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问题在此不妨以商鞅变法来说明这个问题。秦孝公立位之初，秦国还是一个被视为“戎狄”的国家，被拒绝于中原各诸侯国会盟之外。秦国内部篡弑不止，动荡不安，以至于国力衰微，秦国的河西之地，尽被魏国夺去。此时的秦国，只能龟缩在河山以西，凭借高山大河之险勉强自保。为了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使秦国重新兴盛强大起来，秦孝公于是痛下决心毅然颁布求贤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好一个“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可以说没有秦孝公如此大的决心是不可能诞生这样一次轰轰烈烈的大变法的。秦孝公的坚定的执政理念才是这次改革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
不仅如此，君主的意志还决定了主要的施政方向。当初卫鞅也即后来的商鞅仅仅是向孝公推荐自己的才能就达三次之多（有说是四次），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