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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前大致分期（2）
从青铜器时代开始文明发生了质的改变，青铜这个当时的高科技成为征服其它文化最有利的武器。“三代”携带着青铜来到中国并不令人意外。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居住在东亚的人们很可能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审美偏好、不同的工艺，也有不同的人种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与生活工具。
几个大致分期：
1， 人类起源到“夏娃”的15万年前
2， “夏娃”到10万年前非洲人扩散到东亚
3， 10…4万年前的化石空白期，曾经居住在大陆的人被迫南迁
4， 万年前从赤道附近逐渐回潮北方
5， 约9000年前…4000年前的以仰韶时期为主的新石器时期
6， 4000年前…3000年前“三代”核心时期
7， 秦汉之后封建国家兴起后的封闭时期
夏商周“三代”文明
中国文明主体应该说是从“三代”开始的，并且这个文明以汉字为标志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探索中国文明实际上首先就是要清理“三代”的根源。
当我们在考察“三代”文明时，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当时在中国的部落成千上万，夏商周不过是其中较大的部落而已，他们或许还不能来代替整个中国。但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一个代表来谈。
顾祖禹总结说：“传统的说法是当夏禹在（涂土 ）山召集各邦首领时，有万邦首领携玉和丝绸而至。至商汤受命于天来肩负重任时，尚有3000余国。到了周武王大会诸侯而检阅军队时，还有1800个诸侯。当周王朝开始将王都由镐京向东迁至洛阳时，还有1200个邦国。在从迁都至春秋末期的242年间，诸侯们进一步卷入了相互兼并之战，在春秋经传中仅见到100余国。其中在结盟和征战中记载清楚的是14个诸侯国：鲁、卫、齐、晋、宋、陈、郑、蔡、曹、许、秦、楚、吴、越。另外的113个诸侯国被大国们所征服，将其财产和武装交由大国们处置”。
因而张光直先生说：“尽管夏商周三代中有统治时间较长的时期，然而，三代可能至多是诸多国度中的某几个，在一段时间里取得了统治权而已。但是该三个政权在各自所进行的时期，其文明发展的水平可能高于所有别的国家。”
张先生还明确认为，夏商周的文化有统一性。我在《锁定两海》一书中甚至更进一步试图论证“三代”的同宗关系，比如对于“qi”这位祖先的探讨。
或许仅只是因为这个延续下来的家族特别注重“族谱”，所以我们只留意到同时期这仅有的“三代”，其它的全部被忽略了？比如三星堆文明在偶然发现之前我们就毫无留意，直到他们的青铜器竖立在我们眼前我们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支文明。修族谱的习惯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难道三星堆人仅只是因为没有修族谱的习惯才被中国历史忘记了？
至今在中国境内哪个民族依然具有这个顽强的修族谱的习惯，是仅只“客家人”有此传统，还是其它的民族也有此传统？他们是相互学习的这个传统习惯还是自古就有呢？另外，在中东具有修族谱的除了犹太人还有其它民族吗？这些问题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的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是被一个喜欢修族谱的家族给夸张填充了。
在《锁定两海》一书里我怀疑“夏甲”就是“客家”，至今客家人也有记录家谱的习惯，比如今天南方赣州的客家人竟然可以记录到从1700年前河南颖川南迁的详细事实。当然，中国几个圣家族的族谱就更清晰了，比如孔孟家族。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有其它的国家民族有此习好。犹太人的家谱能力倒是不用怀疑。中亚一些国家似乎也一样有类似传统。
由于缺乏文字，夏朝实际上并没有留下来任何文献，所以有关夏朝可谈的很少，只有传说。而这些传说在中国并未得到有效的清理以区别于真实的历史，估计要很久之后我们才可能继续对夏继续说三道四。尽管中国人喜欢开口就说“夏商周”三代，但实际上西方人并不认同有“夏”这个朝代，他们遵从的是科学原则，我们中国人认同的是情感原则，甚至神话原则，或者干脆就因为夏商周是同宗的，自古就是连同一体的，所以言我中华必从夏始。当然，或许中国人这样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据说“华夏”就是从“夏”开始的。
关注商朝（1）
有较多可谈的是商朝。
商朝公认的发源地是山东，时间则是大汶口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商文化或者说龙山文化逐渐向中原靠近，他们的都城一步步进入黄河中游。最终龙山文化与晚期的仰韶文化在中原河南融合。两种文化典型的混合承担者是夏朝。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或许它暗示了最初的某种联合，这甚至让我们无法判断夏的来路，在东西之间摇摆。
商更明显地指向了东方海上，然而近年来对于商墓中玉器来自西域的鉴定又一次使我们怀疑商其实也很可能采用两条不同的水陆道路，并且迂回了东西两条路线。
假如说周取代了商是由于宗教，那么我假设商取代了夏是因为一种职业性新势力：商业。
我们可以认为在大约3600年前海洋文明击败了夏所代表的内陆农业文明，而这个附带于海洋文化之中的是日渐发达的商业。
再继续进一步仔细分析，商朝内部也发生过大的变化。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商”与“后商”。甚至这个变化之大让许多人诧异地疑问：他们还是一个王朝吗？这个“结构”上的松散其实不由得让人想起来张光直先生对于商王朝政治格局的读解：轮流坐庄制。
张先生认为，可能商王朝并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皇室家族统治，而是由几个大的家族轮流定期执政。这个说法我很欢迎，不仅给“后商”的突然变化做出了合理解释，而且还为我后面一个更大的假设提供了方便的背景条件。只是有一点改动的是，我假设这几个轮流执政的家族都是富商巨贾，实际上类似的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确实出现过。
张光直先生提出的商王的“轮流坐庄”假设是，具有统治权的王族共有十个群体，按照干（支）体系分为十个，每个群体中的王就以他们的群族来命名这个王。如武丁来自“丁”群。这个假设很有创意，如清朝“八旗”有异曲同工之美，也合乎逻辑，不过目前尚需要更多证据。
似乎从“后商”（大约3300年前）开始，发生了某种革命，其标志是甲骨文突然出现，使用龟甲的占卜大规模出现，葬俗也出现了大幅度改革。这些都意味着宗教与政治的剧烈变动。我甚至认为后商与周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但周人或许为了真正的另立江山才彻底推翻了商人。他们之间有联姻关系是肯定的，但之间的真正关系如何，起码不能以封神演义那样的文学作品来论证，因为就这部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文学作品看，周朝与商朝水火不容，不可能是我假设的更为密切的联系。
一种带隧道的王墓在后商开始出现，威望越高隧道越长，国王与亲王之间在隧道的数目上有明显区别。只有国王可以四条隧道，王室成员根据等级不同隧道的数目发生改变，在后世人们称其为“隧礼”。这一情况在中国封闭的学术圈内以为是中国的独特礼制，实际上类似习俗西方早有。在与此基本同期，欧洲远至爱尔兰，近至意大利，德国，尤其是古埃及，只要刻意寻找都有类似发现，只是在细节上不尽相同。尤其是隧礼在埃及这里明白无误出现，并且，隧道越长威望越高，其集大成者在“国王谷” ，时间也与中国基本同期。
在国王谷出现之前，古埃及皇室使用金字塔，他们与中国商周几乎同时改换为有漫长隧道的墓室。中国想必一直同样模仿使用了金字塔，不过质材与大小差别很大而已，夏前诸多传说是“台”。后商开始，隧礼出现，埋在地下，地面上的金字塔形状实质上在中国也维持了相当长时间，据说到宋朝才改为圆形宝顶。中国从后商开始，可能结合了金字塔与隧礼，上有金字塔但却很小，下有隧礼但却短得可以考虑为下葬的通道。古埃及的隧道长度有时达上百米，中国皇室的一般则长十几米，偶尔我猜想这是不是不敢昝越的一种表示，所以后商人把长度加在侧面的几条隧道上，成为一种古埃及人并不使用的“十”字墓地。
后商的诸多变化让我怀疑，是商的统治集团被注入了新的成员才导致了突然的许多变化。我还是怀疑这个新成员或许与周有关。从文化传承上看，后商与周实在衔接太密切了。
商朝各种各样的鸟造型很盛。据说，在中东一带鹰是女性的象征，尤其是女性权威的象征。同时鹰也是王权的象征。由于在奢华的妇好墓中发现了多种鹰造型，我坚持认为，假如妇好不是一位女王那么她肯定具有特别重要的王权身份，她不是一位普通的王妃。假如以后的考古证明她是直接派到中国的某位西方皇家代表我也不会诧异。
有人认为商朝出现的饕餮纹与沿海比如良渚的器物之间有联系，最初我认为这太牵强附会，但后来经过研究后我认同了这个观点，并且我认为他们的相同点是“眼睛崇拜”。良渚玉器中常见的一种是眼睛状物品，饕餮的重要特征也是眼睛而不是其它五官。我希望再把这个“牵强附会”的源头拉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那里去，他们有“眼睛崇拜”。当然，全球眼睛崇拜现象很普遍，只是那里更盛一些而已。比如埃及的“何露丝之眼”，中国夏朝与三星堆器物中出现的眼睛符号，都可以看作是共同的一种眼睛崇拜。
尽管商与沿海许多文化有牵连，并且他们之间的联系超过了与西北仰韶文化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夏商与沿海似乎还并不成为绝对的同一体。或许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是联合结盟了，比如，黑陶、鼎、鬲等属于旧的沿海文明，但外来的“商人”却可以以青铜技术获得与他们结盟的权利。我们不能看到某些文明痕迹在一起就认为他们一定是本来同源的，也可能是外来突然融入的。
关注商朝（2）
中国至今也没有发现青铜冶炼的探索期，应该是有人带他们进来，而进来的新人一定获得了利益，起码在黄河流域就是夏人和商人。假如他们的文明程度远远高出原来的早期土著他们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政治利益。
在长江流域另外有一群默默无闻的青铜携带者，他们或许也有修建家谱的习惯，但是由于南方从来并非帝王所在之地，丛林很快掩盖了他们的身影。北方却由于政治文化的发达，先帝王迹一再得到追寻而强化，所以只有夏商留在史册。
与青铜一样令人怀疑的高科技在中国的突然出现，还有马车的出现。后商非常明确有马车出现，比如在殷墟已经有车马坑出现，有人怀疑夏朝可能也有马车，不过还不肯定。或许我们可以怀疑马车随着青铜器一起进入中国。既然进来一种，何不同时一起进来呢。但这确实还是个疑问。
作为商代考古专家张光直先生的《商文明》影响巨大，他在此书345…346页说：“中国北部的文化发展序列现在已稳固地建立起来，这个很长的文化序列开始于新石器早期的转变，最终导致等级森严、阶级分化的社会和有文字文明能够的产生。应当肯定，这个序列还存在缺环，我们期待着将来的考古资料使这个序列得到充实，但现有的资料足以使研究中国史前史、世界史、社会演变的大多数学者相信中国是‘本地起源’这一基本共识”。
但我觉得这个“共识”来得太早了，正如张光直先生自己在“商与古代社会中的纯洁性”问题所提示的，这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文字的“缺环“就无法从本地内部予以圆满的解释，商文明何以存在于东南沿海也是个疑问，它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并未得到充分的比较与分析。张先生此书尽管有一个开放的思想，但可惜写于近30年前的1978年，距今又有大量的文物与考证出现，许多概念得到根本改变或推翻。
张先生提到的“序列”也是许多本地起源说者所看重的，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序列象一条编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