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下，又有一批喽罗，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今天说这个是共产党员，明天说那个有共产嫌疑，因此被*，甚至被*致死的同学（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思想左一点）不知凡几。我也是被检举有共产嫌疑的一个，但是我却因祸得福，我考陆军大学时，是用黄埔五期毕业的学历，但同学录上无名，又未登记。不知是哪位同学为我作了“好事”，他检举我与傅秉勋有共产嫌疑，陆大考试委员会审查，反而因此反证，证明我是五期学生，准我考试。从这以后我的“黄马褂”（泛指黄埔生）才算正式穿稳了。
蒋军后来戏称陆大毕业的黄埔生，为“绿头巾赏穿黄马褂”，这种人比较行时，官运亨通？只绿不黄，只黄不绿都略逊一筹。蒋军有嫡系、准嫡系和杂牌之别。全部军官从上到下，一律是黄埔师生的称为嫡系；军官约半数为黄埔生的，叫准嫡系；地方军官多的部队，则称为杂牌。所以同是蒋军，黄不黄关系重大，“天子门生”、“黄虫”的称号，不是无因的。
黄埔的海潮依旧，革命高潮退了，黄埔精神消失，黄埔历史影响犹在，我从思想到遭遇都逃不脱黄埔的影响，往事如烟，使人感慨系之。
退学回国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征服全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计划，于9月18日，令盘踞我东北境内的关东军炸毁了长春至沈阳线上的柳条沟一段路轨，诬我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我沈阳北大营，挑起了“九一八”事变。这时，我们正好要结束联队生活。9月20日前后，日本报纸大登北大营事件，工兵大队官兵都作了传达，他们见到我们中国留学生，都投以蔑视的眼光，我愤恨羞愧得无地自容，出寝室门便低着头，再不愿碰见日本人的目光。可就在这时候，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等总来讲“日支亲善”，说局部地区的误会，很快就会过去，劝我们回到东京，不要“喧哗”（闹事），好好完成学业。这种一面打耳光一面甜言蜜语的亲善，便是傻子也会知道是什么用意，只要有点爱国心的中国人，无不想奋发图强，湔雪国耻。九一八的炮声，也惊醒了我在日本“学点本领”的梦幻，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不允许中国自强的。日本并不是“避难者”的乐园，除了归国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不允许我有任何其他选择。
9月底，我同在第三师团工兵大队队附学习的其他四个中国士官候补生离开丰桥，井上辰雄中尉和冲野少尉还到车站送别。我们当然也“感谢”一番，就上火车没精打采地回到了东京。这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纷纷请愿退学。我们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二十四期的学生，也纷纷到中国青年会馆开会，决定申请退学。面对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中国驻日大使汪荣宝却传达蒋介石的旨意：留学生要安心求学，不要闹事，要相信政府能解决“中日争端”。可是我们很多士官同学，不听这一套，自发成队地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数人乘马前来驱散学生，中国大使馆也派了一个姓丁的参赞来劝学生回校，我们坚持不走，宪兵扬鞭跃马，冲进学生队伍，一时秩序大乱，新闻记者摄影机的灯光闪闪，人们的喊叫声高响入云。丁参赞怕次日的报纸登出他的“玉照”，以袖掩面，高呼“回去吧！”这一屈辱的场面，我至今回忆起来还不胜悲愤。幸当时我们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才派人出来说：“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我们大叫：“亡国奴才再回来。”于是大多数人都办了退学手续。我本来在日本就深感屈辱难忍，所以这一次我是热心的退学鼓动者。我认为要退就要全部退学，才足以显示中国人不可欺侮。我在中国青年会开会时，就竭力宣传“日军进攻锦州，两国宣战。如果我们不走，就都会成为俘虏。”想把所有的学生都鼓动*。遗憾的是，竟有十来个人不愿退学，而且以后退学回国的人，也有再去日本复学的。至今五十年过去了，我还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该这样没有爱国心，干这种有损中国人的尊严，叫外人鄙视的事。
11月，北风怒号，海水呜咽，我们一群中国留日学生愤然返回祖国。由于大家都是穷学生，坐的是普通客轮。离日本上船时，中国人在日本受歧视、遭侮辱的利种情景，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心情十分沉重。这时我一只脚站在岸边，一只脚踏在船头，将一块石头扔在海里，内心发誓说：“我们不打败日本，成为一个战胜国，我就决不再到日本来。”
我们士官学校退学的二十三、二十四期学生，一到上海，便在上海青年会礼堂开会，决定每期学生推举代表两人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请求：允许我们投考中国陆军大学。我是二十四期学生两名代表之一。
我们四个士官退学学生代表，到南京后，求见了许多日本陆大或士官学校毕业的先辈，请求为我们投考陆大说情。他们口头应允，实际没有行动。主管此事的关键人物是训练总监部副监周亚卫先生，他一见面便责怪我们不听政府招呼，不能沉住气在日本完成学业。我们只好说：“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广大土地，我们激于爱国义愤，实在忍无可忍，呆不下去了，才退学的。既然已经回来了，请政府想办法安顿我们学习！”
“不听命令，怎么能安顿你们呀！”周先生板起他那哭丧面孔，毫不留情地说。
我们慑于威势，有求于人嘛，当然就低声下气地再三请求：“我们不回来倒也算了，既然回来了，如果政府不管，弄得一些人又跑转去，就有辱国体了嘛！还是请副监想法吧！”
他沉思片刻说：“不能准你们考陆大，你们二十三期的，去中央军校八期报到，二十四期的去第九期报到，继续学习！”
“像我这样黄埔五期毕业的，似乎不好再到九期学习了，还是请准我们考考陆大试试看吧！”我以为又抓住理由了这样说。
“那么你们军校毕业的自行去投考吧！”
我们再三请求无效，只得回来劝所有同学照周副监的决定去中央军校报到，千万不要再回到日本去。还鼓动说：“不要看眼前吃亏，从长远看，取得黄埔资格也可能有好处。”
结果二十三期同学无一人报到，各自散了。因为他们离毕业只有几个月，认为不须再学就可工作了。二十四期同学，如蔡文治、林同门等，都进了中央军校第九期。还有少数几个人又转回日本士官学校去了。
我虽然以黄埔学历可考陆大，但初试期过了。恰巧郭汝栋保送的两名初试及格的学员中，有一个人是四川陆军测绘学校毕业，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需选员递补。林泽仁返回郭妆栋的四十三军后，任参谋处长，见机就为我寄来密封空白试卷，令我把试卷答好，连同保送公文，一并向参谋本部投递。这时我走投无路，不愿回日本，也不愿到湖北阳新郭汝栋部，因为他们正在“剿共”。找共产党嘛，正当革命低潮，一时也找不到，于是决心潜心求学，待毕业再作打算，因此我按林泽仁的办法做了，这样我便取得入陆大的复试资格。
陆大的性质和简况（1）
陆军大学经历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三个时期。它是仿德国和日本陆军大学兴办的。目的是培养高级指挥员和参谋。我在陆大学习时，听德国教官说：“普鲁士高级将领，多系王亲贵族，他们在作战指挥时常因侦察敌情、地形和传达命令指示，分身不过来，就常派自己的子弟和身边亲信去干。这就要求这些皇亲国戚子弟和亲信们须具有绘图能力和熟知战略战术及参谋业务等本领。为了培养他们，老毛奇元帅就在参谋本部兴办测绘学校和陆军大学。所以，以后测量局和陆军大学一直属于参谋本部。”1930年至1931年，我在日本学习和1932年至1937年在蒋军陆大学习和任教时，见日、蒋都是仿德编制——测量局和陆大归属于参谋本部。
陆大校址初在北京，后迁南京，抗战又迁到重庆山洞。据说：陆大第一、二、三期，是草创时期，陈调元是第一期，我在陆大学习时，日俄战史教官黄家濂是第三期。第四期以后“人才蔚起”。蒋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徐永昌、林蔚、周亚卫（以后又入日本陆大）、阮肇昌、贺国光、熊斌、王泽民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陆大学员。七期以后，东北军入关，张学良办了一个时期。所以，第七、八期学员，多系东北军军官。张学良易帜（改五色国旗为国民党政府的*，与蒋委员长合作，时人称为易帜），蒋介石接办陆大，先后派黄慕松、周斌等任校长、教育长。八期、九期，特别班三期同时在校，这是陆军大学在北京时最盛时期。开办特别班，是因为蒋军中许多高级军官都想入陆大旁听，但是每期能批准旁听的人数有限，蒋介石便开办了一个特别班，招收这些人入学。入学考试不考普通科学，只考军事学。我所认识的蒋军高级军官如卫立煌、黄维、夏楚中、郗恩绥、温鸣剑、张秉均、戴之奇等，都是特别班或第九期的学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卫立煌师侵入红军四方面军的七里坪、金家寨，蒋介石特别赞誉卫立煌，说：“我送卫立煌去陆军大学学习，这几年学得不错。”这也为陆大提高了身价。八、九期和特别班毕业后，蒋介石把陆大迁到了南京。
1931年11月陆大在南京招收的学员为第十期。这时，蒋介石声称“九一八”国难当头，要求两广和谈，已略有眉目。所以陆大第十期第一批只招收八十三人，为两广留二十来个名额，表示和解。
陆大招生办法，完全仿效日本陆军大学。即报考生须受过正式养成教育的军官学校毕业（还规定从某期起至某期止的年间限制），任主队职军官二年以上，经过资格审查合格，才能参加考试。当时承认由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西北军校、商震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阎锡山办的太原军校、日本士官学校等军官学校毕业者，才有报考资格。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在行营或各军举行，中央各军事机构及中央军校（即黄埔）高级班等，在军校礼堂举行。各师可保送两名初试及格学员。连同初试试卷送南京参谋本部，经审查合格后参加复试。复试由参谋本部组织的陆军大学考试委员会主持，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试卷均密封。军事学考应用战术、基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军制、交通等教程。应用战术为考试重点。第十期第一批复试考的应用战术，想定是一个有骑、炮、工兵加强的步兵支队的遭遇战，地点是在秣陵关附近。基本战术、兵器等考试题目，已不记得了。这一期因规定投考学员要有二年主队职经历，所以没考实兵指挥。普通科学考语文、政治、高中数、理、化、史、地及一门外国语。我是选日语参加复试的。笔试之后，还要口试，我幸被录取了。 。。
陆大的性质和简况（2）
第十期原定1931年12月1日入学，后因“一二八”上海抗日战争爆发，推迟到1932年3月1日才开学。校址在南京薛家巷（后改称汉口路）屈子祠（军政部旧址）。编制很小，校长、教育长之下设有教务处、编译处、骑术处、秘书室、医务室、总务组等。教务处之下有印刷所和图书室。学员不编队，无队长一类管理人员。
陆大招收的第十期学员中，有旁听学员五人，即钱卓伦、李及兰、何绍周、甘丽初、吴斌，他们是蒋介石特准的，没有参加考试。入校后同样受教，同样毕业。十一期也收有特准旁听生。以后要求特准入学的职级较高、资历较深的军官增多，于是招收特别班第二期，加以容纳。因第十、十一、十二期都是每年招生一次学制三年，加上特二期，所以，我在陆大时，共有四期学员同时在校。
第十期第一任校长是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以后因蒋介石要“作之君，作之师”自任校长。杨改任教育长，但校务实际仍由他主持。他是日本士官学校及日本陆大毕业（在士官学校曾与蒋介石、张群同期，在日本陆大与熊式辉、陈仪、张亮卿等同期），战略上见识高远，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考试，名列第一。1936年，两广反蒋介石，蒋的谋士们多主张用兵，他反对。他以当时两广反蒋的形势为背景拟成想定，要求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研究员们战术作业提出作战计划。我们都忽视了想定上日本正窥视中国的背景情况，答案都是攻韶关，下南宁。他讲评说，这样日本就胜了。他的原案是大军压韶关桂林；以共同抗日为理由，与两广协商，政治解决，我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