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商业创意，这些创意被细化之后得以实施，而且如果成功的话，将会被推广普及。人们越聪明，联系越紧密，发展的速度就越快。这就是聚集力量的倍增效应。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聪明人都去哪儿了？（3）
除了能够靠近聪明人和他们的创意，才能都市相对其他地方还有一个更大更显而易见的优势：高起点。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比如有优秀的大学，才能都市起初有相对集中的人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进来，不仅仅经济总量会增长，而且个人收入和机会也会增多。
当然，机会对于所有人并不是平等的。在人类的历史中，通常人口增长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在农业经济时代显然如此，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农场中工作。在工业经济时代也是如此，人口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工厂中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下，人口增长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意味着机会会增加。
才能移民把长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科技的进步，贸易的增长，以及日常生活外包的可能，使高技能的人们可以更少地依赖缺乏技能或低技能的人。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人们住在哪里，而是最有技能的人们大多住在什么地方。最有能力的人居住在一起的回报实在太高了，而且他们的收入增长很快，所以这些人持继续推高房地产价格（我将在第8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过着传统的中产阶级工人和家庭不能接受的高成本生活。随着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被更小、更高收入的住户取代，即使经济在增长，人口还是可能下降的。美国和世界上最成功的城市和地区中富余的、高流动性的人将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住在远方的下层服务工人会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结果将会是这样：才能移民把世界分割成两类地区，它们的经济前景截然不同。一小部分才能都市将吸引绝大多数的四海为家的高技能人员，他们将发现收入和房价攀升，其他人则要经历完全相同的情况。随着居住价格和生活成本上升，一些今天的才能都市最后可能会落后，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一些城市区域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差异将会继续扩大，甚至还有可能加速，这就是人才汇聚的滚雪球效应。
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约瑟夫？吉尔科（Joseph Gyourko）说：“这种地点上的重新选择”，将会影响美国的根本情况，这种影响将会和19世纪晚期人们从农村涌入城市所产生的影响一样。”7他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未来的社会，人们只与有相同教育、经济和心理背景的人交流。“在都市中，因为收入差异人们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离问题，”他写道，“但如果在大都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我所居住的社区中的人们一样有钱并拥有高技能，情况会如何呢？”
吉尔科的问题，再加上我自己的问题：四海为家和故土难离的两类人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会怎样影响社会结构？如果富裕的城市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是排斥的，我们怎样保持多样性？随着美国变得越来越多极化，一些人向一端移动而大多数人呆在另一端，怎样才能确保美国仍然是一片机会之土？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幸福闪光的地方（1）
仅有金钱是不能够买到幸福的；幸福研究人员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一致。在较为富裕的国家中，大部分公民的生活质量较高，人们通常会从一些相对无形的事物当中寻求满足感，比如个人成就、自我实现、快乐，还有积极的情绪。塞利格曼和爱德华？迪纳（Edward Diener）全面总结了该领域的上千项研究，并予以解释。他们写道：“因为商品和服务很充足，简单的需求在现代社会得到极大满足，所以现在人们能够奢侈地将注意力再次转移到‘高品质生活’上面，即一种身心愉悦、充满意义、丰富多彩、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他们还指出，人们“将幸福感和满足感置于金钱之上，作为人生的目标”，并且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像注重收入和经济发展那样关注人们的幸福。如果存在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一说法，为什么不能有一个GNHGNH是英文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缩写。代表国家幸福总值呢？
毫无疑问，幸福与收入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但是程度有限。发达国家的人们普遍比不发达国家的人们更为开心。但是在跨过某一特定的收入“门槛”后，金钱和物质商品对幸福的影响就减少了。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增加幸福感。美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得到极大的增长，然而其国家幸福感指数实际上保持不变。
与幸福感相关的深入研究发现，一旦年度收入增长到每人10000美元时，幸福感的增长就开始减缓甚至停止。而每年收入10000美元这个数目还不是很大。同样惊人的是，当研究人员关注个人而不是国家时，他们发现幸福感的确是伴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收入达到一定值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联性会减小。
其他的研究表明，一方面金钱与幸福感的关联的确存在，传统智慧却削弱了这种相关性。并不是说越有钱的人就越幸福，而是更幸福的人可能更会赚钱。迪纳与塞利格曼这样写道：“收入与幸福的特殊关联多半是因为幸福感会带来更高的收入，而不是说更高收入能够带来更强的幸福感。相比于不幸福的人，幸福的人能够继续赚得更多。”不幸福的人通常会将时间和精力用于追求物质商品，他们变得功利，忽略了在研究人员看来对个人成就影响最大的人际关系与经历。一辆新车、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杆、一个新的手提包，甚至一套新的房子只能使拥有者获得短暂的幸福感。这是因为汽车可能会有刮痕，手提包可能会过时，新房的地下室也可能会漏水。经历和人际关系即使有好有坏，通常也能够比其他任何物质商品带来更为持久的幸福感。
如果金钱并不能带来幸福感，那么又是什么让我们真正具有幸福感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幸福闪光的地方（2）
研究表明，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就是答案之一。与自己喜欢的人一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种人通常比其他人更快乐。
良好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也可以增加幸福感。毫无疑问，患有抑郁症以及其他心理疾病的人的幸福感要比健康的人低得多。
幸福感绝大部分取决于个人的人际关系质量。与配偶或者恋人，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频繁而有意义的交流，这些对于个人的幸福都至关重要。研究还发现，总的来说已婚人士比单身人士更幸福。此外，宗教信仰也能够给人们的幸福感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幸福与个人的工作相关，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关键在于工作的实质而非工资的高低。
地点与幸福的关联
地点是幸福感研究领域中一条缺失的线索。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因为有太多人都从他们的居住地获得极大的乐趣和满足。绝大部分研究在地点因素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调查了通勤的负面影响。总的说来，通勤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开心的事情之一。
但即使是这些通勤的研究人员也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尽管通勤有许多的不良影响，人们还是得选择通勤。2007年《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在美国，大约每六个工人中就有一个每天通勤要花超过45分钟。“极端通勤者”（即每次通勤单程时间超过90分钟）的人数增长最快。那么人们为什么选择通勤呢？答案也很明显：他们还不能够将房子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或者说他们不乐意这么做；同时他们也不能或不愿意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工作。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很明显，他们都得往返两地。有些事情让这种短途旅程变得值得，比如维持一份好的工作，在自己喜欢（或者靠近自己爱的人）的地方居住，在充满鼓励的环境中工作，与自己年迈的父母待在一起，等等。但是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哪一项研究系统探讨过为什么地点仍然是我们幸福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与盖洛普公司的合作中，我进行的一项主要研究就是我所谓的“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我们把幸福感划分为四个基本范畴。其中有三个是我们从一些主要的幸福感调查中总结出来的，即个人生活的幸福感、工作的幸福感和财政金融上的幸福感。除了这三种幸福感，我们还增加了第四种幸福感，也就是居住地的幸福感。这个调查直接问及人们对于自己社区的满意程度、在社区的一些经历和期望、留下或者搬迁的意向、是否会向自己的亲戚朋友推荐该社区。
随后我们着眼于那些可能影响社区满意程度和人们总体幸福感的地点因素，就当地的就业市场、学校教育、卫生保健、文化艺术、公园及户外场所等其他因素进行提问。最终我们就幸福感和社区满意程度提出了100多个问题，涉及我们所能想到的方方面面。我们进行了预备调查并且对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保证我们最终得出的答案能够如实地反映我们想要验证的观念和理论。在2005年夏季的第一次调查中，美国22个城市中的2300人接受了调查。一年之后的后续调查涉及的群体更广，全美大约8000个社区中有超过27000人接受了调查。这些样本涵盖了各种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年龄阶段、民族种族、家庭类型、性别取向和教育水平的人。 。 想看书来
幸福闪光的地方（3）
我们的研究成果还表明，居住地点对于我们的幸福感极为重要。居住地点、人际关系和工作一并构成我们幸福三角形的三个角。当受访者被要求根据工作、经济状况、个人生活和地点等因素对幸福指数从1到5进行评分时，地点因素共得分，仅次于个人生活因素（分）和工作因素（分），然而却高于经济因素（分）。
为了更加准确地衡量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幸福感的，卡耐基梅隆学院的伊伦？迪娜格里（Irene Tinagli）和我一起进行了多变量数据分析，包括对居住地满意程度、工作岗位满意度和经济状况满意度的衡量，对压力感和安全感的衡量，以及对年龄、民族、性别和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因素的控制变量衡量。
根据迪娜格里的分析，居住地、经济状况和工作满意度在总体生活满意程度变量中占四分之一，这从统计学角度看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并且我们发现包括收入在内的所有这些人口统计学因素整合起来只占总体生活满意程度变量的，因此四分之一这个比例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了。与教育或者收入相比，我们的居住地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明显。
当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衡量幸福时，这一点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更多的沮丧和压力反映出更低的幸福感或者满意程度。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世界各地，压力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受访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表示自己至少有中度压力，有11％的人称自己有“严重”压力。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居住地是压力的来源。当被问及是什么让他们感到压力最大时，30％以上的人认为是工作，20％认为是经济状况，13％认为是家庭，10％认为是健康，8％认为是犯罪，只有3％的人认为居住地本身是生活压力的来源之一。在所有可能导致压力的因素当中，居住地的排名绝对靠后。
迪娜格里和我同时也注意过其他因素，如收入、教育、年龄和性别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于居住地的满意程度的。调查结果表明以下一些明显的趋势：
收入：通常来说，收入在我们对社区满意程度方面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当我们锁定某一特定的收入群时，很明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社区满意程度与收入成正比。在年收入不足2万美元的人中，仅有43％表明对自己的社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而对于年收入在2万~4万美元的人群中，这一百分比上升到了56％；在收入为4万~6万美元的人中有65％；年收入6万~10万美元的人中有72％；而在年收入为10万~15万美元的人中达到最高值——77％，然后随着收入继续上涨，这一百分比开始呈下降趋势。
住房所有权：很有趣的是，一方面绝大部分人认为有房是所谓的美国梦的核心所在，另一方面，调查结果却表明，实际上租房者对自己社区的满意度比有房者略高。
教育：大部分研究发现教育与职业和财务上的满意度密不可分。人们受教育越多，就越容易感到职业和财务上的满足。迪娜格里同时还发现，教育和对居住地的满意程度也存在积极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