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离开家自由自在地生活，随心所欲，可以在外面呆得很晚，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开心而没有父母和亲戚们时时关注我。同时，我的本能也告诉我，离开我的那些工人阶级的朋友、我的玩伴们对我有更多的好处。我的许多朋友毒瘾已经很深了，还不时地做一些轻微违法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希望上大学，更不要说追求职业生涯了。我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上大学不仅仅能让我实现梦想，更是我的出路所在。
我拿到了花园之州项目奖学金（Garden State Scholarship）上了大学。奖学金不仅包括我的学费，还能支付我的生活住宿费用，这样我说服了我的父母让我去念离家50公里的拉特格斯学院（Rugters College）。实际上拉特格斯学院离我家很近，但是我的家人们都觉得我好像要去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每次探望我时开来的雪佛兰羚羊汽车里都装满了食物、啤酒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就像朝圣一样，似乎我确实是去了另外的世界。
上大学只是许多事情的第一步，每次我生活中出现新的事件时，我的父母总觉得我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甚至当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只要坐上火车就能回家，可在那五六年的时间中，他们两次长途跋涉到大苹果（纽约）来看我。现在他们已经去世了，他们可能只去过三个州，却没有一次是乘飞机或者是体面地旅行。旅行很费钱，旅行就意味着要把钱从其他更要紧的东西上抽走，同时也意味着离开家庭和家人，而家是我的父母希望呆着的地方。
我的父母可能很快乐，他们难离故土，而我则四海为家。通过努力工作，他们在纽瓦克购买了一套小房子，这样他们的经济地位就从工人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中低层。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地理上的迁移，我不可能去研究生院，最后成为教授和作家。尽管没有听过经济学的课程，我的父母非常明白留在原地和四海为家各自的利与弊。
2007年伦敦大学经济学家那塔乌德？鲍德哈维（Natt*udh Powdth*ee）用调查的数据来估算经常见到朋友和亲人的货币价值。研究表明，每天见朋友和亲人的价值几乎比6位数的额外收入还多。例如，鲍德哈维发现，如果你从一个你能经常见到家人和朋友的城市搬到另外一个不能常看见他们的城市，你需要多挣13万3千美元来弥补由于远离这些人所失去的幸福。鲍德哈维很明确地指出；每个人对于时间都需要做出慎重的选择。他这样写道：“要获得更高的收入或者是维持与他人稳定的社会关系都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每个人的投资决定都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比如金钱或者是友谊，他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会对他们的幸福产生更好的影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四海为家与故土难离（5）
我觉得很难给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贴上精确的价格标签。但是，按照鲍德哈维的计算，我欠我的妻子拉娜一大笔钱，因为当我们结婚时她离开了五个姐妹、双亲、很多侄子侄女，还有数不清的亲朋好友。
许多人选择不离故土，甚至当搬到别处从经济上而言是可行的时候。可能他们本能地知道密切的社会关系的经济价值。许多人离开家乡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家乡。家乡的吸引力如此强大——家庭的纽带，照顾年迈的双亲或是帮助孩子们，希望靠近毕生的朋友。在我的研究当中很吃惊地看到，我为这本书收集的大约200个具体的地点变迁案例中，许多换了很多居住地的人在晚年选择居住在家乡附近。
例如，琳达？马圭尔（Linda Maguire），一位才华横溢的歌唱家，她放弃了在多伦多极为成功的事业，回到她在弗吉尼亚州的家乡。“我已经过够了难以置信的充满艺术、创意和学院气息的生活，这要感谢政府对我演唱事业的支持和我作为顶级专业歌手的经历，”她接着写道，“我必须要回到我永远不能回避的一点——我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美国人。再次回到家乡的感觉真的是无与伦比。”
还有韦洛妮卡？艾斯科巴（Verónica Escobar）；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年轻、充满活力的政治领袖。她离开家乡读研究生并寻求职业的终极目标。我在她参加我们的“创意城市领导者项目”的时候见过她。我的团队对她欣赏有加，我们建议她作为这个项目在其他城市的推动人员和我们一起工作。“我希望离开是因为我知道在埃尔帕索没有什么东西适合我。我觉得我在那儿找不到工作、职业或者是未来。我知道其他城市更有吸引力，更有趣，更喧闹和更加激动人心。”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去了纽约，作为学生她很喜欢那个地方。她写道：“谁会生活在其他地方呢？我想我会在拿到硕士学位后去旧金山，因为在旧金山海湾地区我能够继续读博，而且在那里也有着和纽约一样的高质量生活，有着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在她去西部的途中，她在埃尔帕索停了下来，她立刻发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她写道：“当地的作家群体正在壮大，政治也在升温。”她很吃惊地发现自己和家乡重新联系到了一起，这是她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埃尔帕索突然变得像一个全新的地方。我开始和政治运动人士还有文学组织交往起来，我的世界开阔了。我意识到，在一个边界小城，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多么令人兴奋！我和像我一样的人们决定回来，住下来，在这儿工作，为我们的城市努力奋斗。”看来即使是流动性最强的人们，也不是总能抵御家乡的吸引。
伟大的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是走是留。赫希曼1915年生于柏林，在纳粹的年代移民美国，并在二战期间在美国军队中服役，随后他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在1970年的经典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一书中，赫希曼认为在面对令人不满意的状况时，我们可以“退出”或者是“表达”不满，我们越是觉得“忠诚”，就越有可能采用后一种方式。就地点而言，我们决定是否离开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忠诚度，还有我们的社会关系。
但是，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正在拨动这一敏感的天平。随着聚集的好处不断增加，世界变得更加不平坦，更多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得不迁移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收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成为全球游牧一族。迁移的确关乎我们潜能的发挥和幸福，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点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对我们的选择进行权衡，并在需要时搬到别的地方。
聪明人都去哪儿了？（1）
为了找到食物，逃离战乱，躲避宗教和政治*，或者寻求经济机会，人类经常迁移。纵观人类历史，人们生活的区域还是相对较小的。《经济学家》2007年的一篇文章这样总结了人类迁移的长期轮廓：
无论你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伊甸园，还是分散在今天东非大草原一带，很显然智人并不是一种天生的城市动物。初期人们的居住地最重要的是能满足找到食物的需要，而打猎和寻找吃的都得在农业区域。直到最后一次冰河时代快结束的时候，大约11万年以前，人们才开始建设可以称得上是乡村的东西，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12万年了。大概又过了6000年，也就是今天被称为古代的时期，才出现超过10万人的城市。甚至在1800年，全世界也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而在未来几个月中，这一比例将超过50％，即使现在还没有达到。不论是对是错，智人已经成为“智城人英文原文为urbanus，为根据智人的英文创的词。——译者注”。1
这一趋势远没有结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将有超过2/3的世界人口（44亿人）生活在城市中。2
有些人说自从1960年以来，人口迁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正在从城市和市区中心迁往郊区。这些人认为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离开城市已经改变了农村迁往城市的浪潮。的确如此，因为郊区有更新的住房、更新的基础设施和更好的生活质量。3这毫无疑问加速了阶级和种族的重新划分，使人们更加依赖汽车，也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全球的城市化浪潮，以及美国出现的显著的回归城市的浪潮。中产阶级化的强大过程已经席卷了城市，把阁楼、公寓、历史遗迹保护、新的餐馆、零售店和夜生活重新带回城市。有些人预言这一趋势将会退潮，因为最初推动中产阶级化的人们已经买不起那儿的房子了。
根据顶尖的人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浪潮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根据价值观、文化和政治重新“分类”的过程。最精确地捕捉到这一矛盾的人可能是大卫？布鲁克斯（D*id Brooks），他使用了两个象征性的美国人物来说明：一个是喝卡布奇诺的“布尔乔亚—波希米亚族”（也简称为波波族），另一个是郊区的“院中人（Patioman）。”
才能迁移
2006年，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世界正在进行更为重要的人口重组：拥有高技能、高学历和高薪的人大量移居到少数大都市区域，与之相应的，传统的中低阶层则从大都市迁出。这种人们根据经济收入潜力在地理上的重新分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我称之为才能迁移，把吸引这些人的区域称为才能都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聪明人都去哪儿了？（2）
才能迁移最好的证据是大学毕业生在地理上的分布日益集中。根据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Berry）的研究，1970年美国人才资源的分布相对平均。5全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1％拥有大学学历，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城市中，这一数字都在9％到13％之间。这一数值最低的城市是克利夫兰，只有4％；底特律和圣路易斯稍好一点，都是6％。这一数值较高的城市是旧金山，而华盛顿特区以18％排在第一位。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的比率翻了一番还多，在2004年达到27％，而这一增长并没有平均分布。例如，超过半数的旧金山地区居民拥有大学学历。全国有五个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比率都超过了45％。在华盛顿特区，几乎所有人都有大学学历。然而像底特律和克利夫兰这样的地区并没比三十年前好多少——分别是11％和4％。2004年，全国有12个大都市区域的大学毕业生比率小于20％，其中的几个地区甚至小于10％。
研究生的分布也有相似的趋势。2004年，在华盛顿特区和西雅图有超过20％的成年人口有研究生学历，克利夫兰有5％，底特律有4％，纽瓦克只有2％。在繁华城市的闹市区，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集中趋势更为明显。2000年，芝加哥中心区域和曼哈顿的中心区域有超过2/3的人口有大学学历——这一水平通常在发达的郊区才能出现。6许多更老的工业城市的郊区和农村落在了后面。更为明显的是，单身人口正在加速涌入这些才能都市（这些地方聚集着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收入的人群）。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过得很寒酸，直到获得成功或者是被高昂的生活成本逼得离开。
才能迁移也体现在地区收入差别中。过去的一二十年中，高收入家庭急剧地向才能都市集中。200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的中等家庭收入是86 638美元，华盛顿特区是78978美元。相比之下，新奥尔良和俄克拉荷马城的收入则低于50 000美元。如果再看看人口少于100万的城市，那么差异会更加明显。得克萨斯州的麦卡伦的中等家庭收入是28 660美元，布朗斯维尔是27 672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生活在才能都市中。确实，很多才能都市都是令人愉快的地方，那里风景美丽，生机勃勃，充满乐趣，但同时也很拥挤，人口稠密并且物价很高。
这种情况有基于经济方面的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原因。最有才华和抱负的人越来越需要住在才能都市之中来实现他们的经济潜能。有才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聚在一起会产生强大的创新和增长的效应，本书第4章将会说明这一点。能够把各种有才华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它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加速。许多企业家、投资家、工程师、设计师和其他聪明有创意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会碰撞出商业创意，这些创意被细化之后得以实施，而且如果成功的话，将会被推广普及。人们越聪明，联系越紧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