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之间把整个欧洲弄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个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移」（The Great Migration）来。没有民族大迁移，哪有中古和现代的欧洲呢？所以历史家如果说，只有现代的欧人东侵才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那就昧于古史了。
四、五世纪时欧洲，为什么闹得那样天翻地覆呢？曰：「中国扩张主义」西进之后果也。「中国扩张主义」为何物也？威尔斯（H。 G。 Wells）教授所谓「Chinese Imperialism」也。所以「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大致可以说是「同义字」。至于十三世纪的蒙古西侵，也可说是「Chinese Imperialism」，因斯时的东方政治哲学尚无国际平等之概念（equality of nations），蒙古人所服膺者仍是儒家传统之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彼以少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其性质正如满族之建立清朝，亦天下共主之一朝而已。
所以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盖亦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派别的历史学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的。
可是本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受害者」（victims）的欧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扩张」起来呢？而近代欧洲扩张主义又是个什么性质呢？为着一般中文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中西史籍对比着看，将这桩史实，简单地从头叙述一遍，再及其他。
封建末期的解放运动
笔者于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一千七百余年，在性质上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结果导致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终于孕育出一个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等彻头彻尾的「解放运动」——它也是我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史实。可惜这个光辉灿烂的运动，最后竟以最惨痛的「焚书坑儒」的方式结束了。自此以后，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将相和儒教圣贤，牵着鼻子，一牵两千年。所以汤恩比大师说，中国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原也是辉煌灿烂的。不幸他们于四、五世纪之间，为「民族大迁移」所腰击，竟被诸蛮族入侵（亦如我国史上的「五胡乱华」），弄得四分五裂。可是这些西方蛮族，一面虽毁坏了罗马文明，另一面却又自身「罗马化」——其情亦如我国的五胡汉化。值此扰攘期间，那原为罗马时代旁门左道的「基督教会」乃乘虚而入。其情况亦如佛教大盛于我国南北朝之间也。经过数百年之混乱，整个欧洲终于被基督教所征服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基督世界」（Christendom）。（在东方，佛教便没有这项福气了。）
在这个基督世界里，那些流窜蛮族（今日欧洲白人的祖先）逐渐定居。其罗马化、基督化了的酋长们也就逐渐地落实他们部落的统治而变为（与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封建诸侯了。他们各自霸占土地、豢养农奴、组织庄园，不断地增进生产以自肥。而与他们平行发展的「基督教会」除霸占土地之外，还兴办教育、建筑教堂、规范文化、包办上帝以自尊。这样便形成了他们「政」（state）、「教」（church）两头大的「中世纪文明」（medieval civilization）了。
因此，就中世纪文明的本质而言，无封建诸侯与封建生产制，则蛮族社会便无法安定，原始农业便无法增产。无教会与上帝，则诸蛮族各「拜」其「拜」，小拜拜拜大拜拜，亦不成其为宗教、不成其为文化。所以封建诸侯与教会司铎在中世纪亦各有其文化任务与历史功勋。双方配合适度，亦可使庶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安居乐业、弦歌处处，煦煦然，固亦有三代之遗风焉。已故吾师中古史权威之艾文斯（Austin P。 Evans）教授，总以中古社会生活为人类社会生活之理想境界，良非虚奖。君不见马丁路德乎。路氏对教会腐败，虽恨不得与之偕亡，而对封建诸侯则颇能曲谅，亦自有其卓见也。
但是历史毕竟是随时间移动的。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封建制、庄园制、基尔特制，虽俱有其历史任务，然任务完成，时移势异；时势变而制度不变，它们就成为进化的绊脚石，历史的反革命了。此吾友严家其先生于最近神游罗马参观「异端法庭」（Inquisition Court或Holy Office）之后，便与其誓不两立，亦职是之故也。
中世纪封建文明，以善自培植而达于饱和状态，一个「解放运动」（如中国古代之「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就应运而生了。可是中西封建社会之崩溃却同源而殊途。我国的「诸子蜂起」，终以诸子同坑而结束。欧洲则因为出不了一个秦始皇，收束不了这个「处士横议」的局面，因此现代欧洲为反抗「政」、「教」两大桎梏的「解放运动」就像一窠蜂子，向四处爆炸了。其出现方式如「宗教改革」、「商业革命」、「方言文学」、违反教义的科技探讨、规复原本为基督徒所不悦的「罗马法」之研究与施行等等总之一个广义的「文艺复兴运动」，乃如野火之燎原，一发而不可收拾。欧洲的天地太小了，它们火花四射，很快地就烧遍五大洲。它们结束了欧洲的「大黑暗时代」，便把人类的文明自「中古」推入「现代」。因此一部三百年的「现代世界通史」，就变成一部「欧洲的扩张主义」的历史了。
「扩张主义」的「两面性」
所以现代欧洲的向外扩张是有其善恶的两面性。其「善」的一面，则笼罩由西欧开始的「现代文明」各方面（various aspects）的向外传播。其形而上各方面或可概括之为「德先生」（民主和相关的观念）；其形而下者，便是「赛先生」（科学）了。
而「扩张主义」的「恶」的一面，则是欧西白种民族国家利用其先进科技成果，向落后地区奸掳焚杀，作其赤裸裸的掠夺、侵略和侮辱。
因此，这一现代的欧西扩张主义，其「善」的一面的传播，虽非其原来的「动机」，然其「结果」则不无可取。例如上文所举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小例子「刷牙」。无「西风东渐」，让我们「洋化」一番，我们早起不刷牙、岂不难过乎哉？这一点我们就要拜侵略者之赐了。
可是这一类「原本无心」的「牙刷主义」的传播，终抵不掉他们那「存心作恶」的炮打火烧、走私贩毒、「华人与狗」等等罪恶行为。这「恶」的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Colonialism）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那些来自西方，本质上大同小异的什么「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得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们如只为感情所驱使，而把「帝国主义」看成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这多少也有乖史实。因为它在枪杆、鸦片之外也还有些好东西。君不见，我们今天搞得轰轰烈烈的什么民主、人权、妇女解放等等，不都与「帝国主义」同船光临的吗？否则我们还不是在搞那个倒楣的「三从。。。
【台版原书亦缺第171页，不知何故。至为遗憾】
其纵深蜕变的程序的。此一时可作其大恶，彼一时为其本身利害之需要，或亦有若干善果，凡此都不可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也。
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通性为何呢？简单地说来，则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不择手段，绝情寡义。这条通例可以说是自一四九三年西、葡两国经教皇敕令（Papal Edict）中分地球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后日本投降为止，通用于四百五十余年之间所有的帝国主义而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在十五、六世纪之间，西葡两国开始向海外扩张时，就是滥用暴力、追求暴利的。当时的受害者便是中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非洲沿海的黑人。西班牙人为掠夺土人，寻找金银，曾有「吃人肉」的可怕纪录。葡萄牙人在非洲沿海，绑架土生黑人，贩卖为奴。其行为又岂止「绝情寡义」而已哉？迨达伽马（Vasco da Gamma）于一四九七年绕过好望角，直航印度两年后归来，获暴利六十倍，真是羡煞西欧朝野。
西、葡两国是西欧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但是地球毕竟太大，两邦实在太小。两国向相反方向发展，主宰了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终于一五二一年由麦哲伦之绕地球航行而会师于东南亚时，已负荷太重。其后当地土著及东南亚华侨，虽受祸弥深——一六〇二年西班牙人曾于菲律宾之大仑山（San Pablo del Monte）一举屠杀华侨两万四千余人；一六三一年于加拉巴（Calamba）再杀我华裔两万有奇——然其对中国大陆本土则始终末敢过分觊觎。葡萄牙人虽于一五五七年（明嘉靖三十六年），潜入澳门建小货栈，并于台澎外海瞻望宝岛而惊其「福尔摩莎」（Formosa，葡语「秀美」也）。然限于国力，亦无法强占。
迨荷兰人于一六〇二年（明万历三十年）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pany）向「东印度群岛」（今之印尼）发展时，曾一度乘机占领台湾之一角，然终于一六六〇年（清顺治十七年）为郑成功所逐。
所以上述一二个海权小邦，虽曾于十六至十八世纪之间，把整个东南亚（亦多为中国之旧藩属）弄得天翻地覆、海啸山崩，但是他们却始终未敢侵掠中国大陆，因此我大陆上明清两朝自郑和七航（一四〇五～一四三三）收帆之后，便龟缩神州，睡其呼呼之大觉。对大门之外的西洋海盗，毫无所知，亦未加闻问。如西班牙所操纵，以华裔海员为基础，独占亚美两洲的太平洋直达航运二百五十年之「马尼拉邮船」（Malila Galleon，1565～1815），我国官书竟无片纸记录，酣睡之沉，亦可惊矣！
我国明清两代朝野，黄粱一梦四百年（一四三三～一八三九），迨鸦片成患，西来毒贩欺人，一觉醒来，已景物全非矣！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毒枭」
若论欧西各国东向扩张之先后，英国实在出道甚晚．但是英国却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全面、最耐久，最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不拘一格、花样繁多而后来居上的帝国主义。事实上，一部晚清中国外交史．便是一部「中英外交史」。俄、法、日附庸而已；美国则英之尾闾也。
英人作有计画之东侵盖始于一六〇〇年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pany； England）之创立。该公司为一私营之商业组织。然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特有的和衷合作、窝里不反的民族精神，竟能使该公司拥有政治权力与英国之国家武力相配合，全面向外扩张。其第一目标盖为印度之「蒙古王朝」（Mogul Empire，或译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也。蒙古王朝斯时已弱点毕露，治下诸侯林立，内讧不已，乃予英国之东印度公司以可乘之机。其时入侵印度除已式微之葡萄牙人之外，原有英法二强。然两雄相争，法人终非敌手。笔者今犹忆及数十年前在大陆上初中时，老师教世界历史课，曾大谈「英国小将克乃武（Robert Clive）大败法国老帅杜普雷（Dupleix）」之历史故事；有声有色，至今不忘。杜普雷于一七五七年被克乃武逐出印度。印度乃为英国所独吞，一吞二百年，至二次大战后始恢复独立。
英人东侵之第二主要目标厥为中国。然其时正值我国乾隆盛世。中央权力方浓，沿海诸省亦无懈可击。中英交往乃限于国际间之贸易。唯英国此时尚处于工业革命前期，钟表、呢绒等少数制造品之外，无太多商品足资供应，而我国之丝、茶、瓷器则可无限外销。因此中英贸易初期，英方「逆差」殊甚，全凭金银硬币，以为挹注。
不幸我国之「顺差」贸易，不数稔便迅速逆转。至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monopoly）之后，我国顺差瞬即变为逆差，以至一泻如注，不可收拾。
鸦片原产于南洋、印度、波斯、土耳其等地而以印度为最佳最伙。明季列为藩属「贡品」。盖鸦片原为极有效之药物也，清初南方沿海始见「竹管啖烟」之陋习，盖亦传自海外，鸦片遂成为毒品矣。
顺康之间（一六四四～一七二二）满族入主未久，朝气蓬勃；而中土于大乱之后，人口大减，物阜民殷。政府亦能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北京；朝廷政令颇能一竿到底。烟毒初现，政府即申严禁之令，故亦不足为大患。不期嘉道之际（一七九六～一八五〇），清朝之盛世已邈，衰竭之周期将届，朝政不纲，地方官吏之贪污腐化尤不可遏，鸦片禁令乃渐成具文。
其尤不可抗拒者，则为大英帝国挟其吞噬印度之余威，官商一体，揖帆东来，载其印度之高级鸦片，在我沿海作武装走私。其囤集走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