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己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象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藉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之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藉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e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都是想象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革命团体，而非社会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后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响，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殷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干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干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 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的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的特点约有数端：
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
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
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己，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
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
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鸟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入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 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做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后者则叫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孙文脱颖而出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一九○五年八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帐。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却又如何地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上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着《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应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在十九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mon language）和「共同信仰」（mon 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恕我借用一个共产党名词）。事隔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