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先生对第五选区所能给予他的——也就是说，一个众议员席位——格外关心，远远超出他对能给予第五选区什么的关心。他需要一个全国的声望和政治权力，这样就可以推行他在《著作和演讲》中宣扬的激进观点，而第五选区的发展和选民的利益则被放在了第二位。”
11月1日的报道是《克里的钱》。
“资助克里竞选第五区国会席位的最多金钱来自纽约。数目第二多的钱来自波士顿很显然克里先生的意图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淹死克罗宁，从而夺得席位。
克里先生的忠诚和责任是不是要在服务第五选区民众前先要效忠于纽约派克大街、第五大街、斯卡斯代尔、韦斯切斯特街区的富人呢？这一席位是不是要被纽约的百万富翁们物有所值地反复利用呢？”
科斯特洛在11月2日，大选前五天发出了最后一次攻击——《克里的华盛顿》。
“有人能想像一下尼克松政府会怎样接待克里吗？我敢说，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各个部门都会冷冷地拒绝他。
事实上，克里今天已经是尼克松政府极端厌恶的眼中钉，因为克里先生总是对政府表示强烈的反对和不满如果约翰·克里的名字是华盛顿总统脚下的烂泥，我们可不希望看到这团烂泥糊在第五选区选民的脸上。”
这番尖刻的、体无完肤的批评被比做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出版人威廉·洛布鼎盛时期的极端保守日报《联合领导人》（Union Leader）的一贯尖刻风格。“也许只比那个（Union Leader）差一点。”肯德尔·M。华莱士说，他在1972年是《太阳报》城市版的编辑，现在是该报出版人。“如果没有那种激烈的批评，我想克里肯定会当选议员。”
初涉政界初涉政界（5）
克里后来写给捐助者的信中也这样说：“整整两个痛苦的星期里，他们叫我非美国人、新左派反战分子、非爱国者，用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非’、‘反’的贬义字眼儿来称呼我。很难相信一份报纸竟会有如此力量，可他们确实如此。”
这场口诛笔伐的闪电战给克里带来致命的打击。他的反对者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克里深受“《太阳报》和窃窃私语的伤害”，卡梅伦回忆道。“约翰·克里是那种剪纸人物，”卡梅伦说，“在这样激烈的唇枪舌剑攻击下，第五选区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投票给他。”
朱莉娅被激怒了。“《洛厄尔太阳报》叫约翰“左”倾人士，”她回忆道，“这简直是造谣。我真不敢相信会有人那么卑劣地中伤克里。”
在大选前四天，克里的竞选再次遭受打击：罗杰·德金，这个独立的候选人和前保守民主党人突然放弃参选，转而支持克罗宁并谴责克里“危险的激进主义”。德金的突然退出真是优雅的一击。就在大选前两星期，《波士顿环球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德金的得票率为13％，名列第三位。克里以27％的得票率领先于克罗宁，而大选前四天他的得票率已经降到了10％。
尽管对于德金的退出没有任何明显证据，但克里坚信尼克松的政治顾问是德金在最后大选来临之际突然退出的幕后主使人。“德金绝不是自动退出的。”克里最近说道，他一直认为他当时陷进了尼克松肮脏的政治圈套。克里说当地的支持者告诉他“总统办公室来的人到了洛厄尔”。
克里认为查尔斯·W。科尔森参与了他所说的阴谋。科尔森在马萨诸塞的温斯罗普长大，是尼克松的红人，他后来也是水门事件的共犯之一并被监禁。科尔森在1993年以及最近接受了《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他承认曾经试图抹黑克里的反战成就，但是断然否认了用阴谋干扰国会选举的这一“无稽之谈”。德金后来搬到波士顿经商，他也断然否认了自己是共和党人利用的工具。最近接受采访时，他说当他发现他的参选将确保克里的胜利后，他“采取了自杀式行动”。
克里确实是白宫希望击败的目标，至少对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来说是这样。他亲自来到洛厄尔为克罗宁打气助威。但考克斯又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少许别扭，因为他是克里的妻子朱莉娅的远亲。考克斯的妹妹梅姿（Mazie）嫁给了朱莉娅的一个表兄。考克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来在洛厄尔的地区检察院实习，他显然要帮助尼克松竞选连任和共和党人克罗宁取得胜利。考克斯说他对尼克松政府试图暗中破坏克里选举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一切就是谣言，也不记得尼克松曾经谈论过克里。但当克罗宁胜出时，考克斯相信这对尼克松的对越政策相当有利。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即使在马萨诸塞的洛厄尔，在这个工业萧条的地区，‘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支持总统的。”考克斯说。如果克里无法利用反战纲领取胜，考克斯认为这意味着广大民众还是支持尼克松总统的战争政策的。克里没有在反战情绪高涨的时候赢得议院席位，考克斯说道，等到克里最终赢得选举时，战争也早就结束了。
在竞选期间的最后一个周末，卡梅伦·克里回忆道，他在劳伦斯游说拉选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选举“溜走了”。“很多人对我们有敌意。”他说。毕竟，越战和流产是能够引起强烈支持和极端反对的两极分化议题。
最后，大选结果出来了，结果并不激烈。在207 623张选票中，克罗宁以多出18 123张选票击败了克里，几乎领先了9个百分点。这位共和党人——他死于1997年——在那年的大选中赢得了洛厄尔、劳伦斯以及22个城镇中的19个。克里只赢得了来克星顿、威尔明顿和比尔里卡。当天晚上，在安多弗饭店挤满了支持者的竞选晚会上，克里回应了科斯特洛以及其他质疑他爱国热忱的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仍会在华盛顿，同越战老兵待在一起。”他说。大卫·索恩——克里在耶鲁的老友以及他1972年竞选管理人回忆当时说：“那是很惨痛的失败，就像美梦轰然破灭一样。我们输了，那本不应该发生。”
30年后，克里能更清楚地看到当年的自己，他承认他在当时作为一个候选人的缺陷。“我没有根基和关系网，没有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没有高中母校，没有那些说和我一起踢过球的人。”他有了后见之明。“我所缺少的就是关系。我冒失地闯进来那是一场基于一个理念的冒险，这个理念就是结束战争。”
克里现在也承认，他当时没能平息《太阳报》对他的中伤也是竞选失败的致命之处。“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克里说，“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这是个深刻的教训。”他知道以后再也不会重复这个错误。
十年放逐十年放逐（1）
洛厄尔市拒绝了克里，但他并没有立即离开这里。就在选举前，朱莉娅卖掉了他们七个月前在伍斯特买下的房子，赚了4500美元，然后以她自己的名义花了51 000美元买下了贝尔维迪尔区好莱坞大街的一处豪宅，该地区是洛厄尔最显赫的富人区。
可是此时，克里，这个外来的初涉政界的年轻人却欠下了一笔竞选债务，还没有工作。他在他选择的政治天地中被击败了，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的朋友和熟人都说他此时一蹶不振了。克里的弟弟卡梅伦说这段时间是他“十年放逐”的开端。
“他灰心沮丧，失利后似乎毫无目标。”《洛厄尔太阳报》记者弗兰克·菲利普说，他曾全程报道过竞选，后来还在克里的新居拜访了他。菲利普记得克里告诉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遥控的直升机模型。
而且，据菲利普所说，克里仍对“洛厄尔水门事件”的阴谋和谣言耿耿于怀。随着华盛顿水门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尼克松和白宫的政治破坏阴谋也逐渐显露。“水门事件几乎波及全国，到处都能挖出肮脏的圈套。”
在洛厄尔，菲利普也追踪着华盛顿来的官员，跟踪调查本地饭店的入住登记和电话记录，试图找出共和党人的活动计划——包括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他在竞选末期来到此地帮助保尔·克罗宁——这次国会选举共和党的候选人，最终击败了克里。
“不仅仅是竞选失利的问题，”菲利普说，“并不是战争或是阴谋让约翰·克里失利，而是等级问题——等级和憎恶。他让本地人民有一种气愤感，一个外来人来到这里在民主党预选中击败了保尔·希伊。”后者是洛厄尔获预选提名的民主党人。
克里表示，说他一蹶不振颇有点言过其实。“我很失望，我的意思是这（失利）让我很难过。”他回忆道，“我并没有一蹶不振，我还要继续考虑下一步要怎样做。但我记得我当时感觉无能为力似乎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围绕着我，我却无力回击或控制。”在1974年的采访中，克里坦率地说他当时由于失利而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感：“那次失败确实让我很悲观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原本以为很不错的能力，就像在越南一样。”就在克里默默忍受失利痛苦的时候，他在白宫的老敌人也都一个个倒下去了。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共和党人在1972年6月潜入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竞选委员会安装窃听器这一事件也许部分是因为民主党与反战运动联系紧密，而反战运动无疑会影响共和党政府对越南的政策。
水门事件对1972年的大选没有多大影响，直到1973年，民众才知道水门事件的内幕，就在这一年4月，总统的两个高级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和H。R。霍尔德曼引咎辞职；随后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也因为另外一件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丑闻而辞职。
就在同一年，克里用了几个月时间外出为国际救援组织（CARE Inc）募捐筹款。国会仍然对他有莫大吸引力，克里再次考虑在下一年的众议员改选中挑战克罗宁。
1973年夏末，克里甚至委托了一个民意测验来探测竞选事态走向。但是松加斯——洛厄尔出来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专员，也决定参加竞选并来到克里家里了解克里的想法。就在两人会面不久以后，克里决定放弃1974年竞选并把他为竞选所准备的“完全政治计划”交给了松加斯。松加斯借着水门事件后民主党人大受欢迎的东风击败了克罗宁，赢得了第五选区的国会席位。此时，克里正为适合自己政治雄心的事业而准备——他准备去上法学院。“我知道我不想在十年或十五年后慨叹‘岁月蹉跎而去了，我还没有一门职业。’”克里说，“所以我决定去法学院。”他还说他“想学习辩护的技巧和法律知识，通晓法律，从公民政治的角度知道整个立法过程”。
就在他国会竞选失利后的八个月，克里的生活揭开了新的篇章。9月5日，朱莉娅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拉。几天之后，克里就进入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学习，该校位于波士顿郊区富裕的牛顿城，以培养出众多政治领袖而闻名。就在克里在课堂上忍受长达数小时的高强度学习时，朱莉娅也在家中忍受着由于本地居民对于克里的反感而带来的孤单和恐惧。“就在1973年秋天亚历山德拉出生后不久，一块大石头从窗户扔进来，正落在她的摇篮旁边，摇篮就放在客厅中晒太阳，当时我独自在家。”她回忆道，“你能想像当时的情景吗？我感到非常无助、恐惧。”
尽管朱莉娅家里很有钱，可是昂贵的新居和克里在法学院学习的费用也让这个三口之家捉襟见肘。“我们入不敷出。”朱莉娅回忆道。她不得不在波士顿当代艺术学院找了一个助理主管的工作，一直工作了两年，直到第二个女儿出生。这段时间内，一个换工住宿的人帮忙照顾亚历山德拉。
在法学院，克里作为一个全国人物，一个比大多数同学都大好多的“过来人”而显得分外突出。“我记得上课时我环顾这群一年级的学生，只见坐在那里的一个成年人就是我在电视上看过的人，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还参加国会竞选。”托马斯·J。凯里说，他是教过克里的教授之一。
即使现在是一个在校学生，克里仍然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兼职做WBZ广播电台一档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而且，从1974年5月到10月，克里还是MassAction的执行理事，该组织当时正在揭发国家财务总管（state treasurer）罗伯特·Q。克雷恩草率的现金管理政策以及与银行的暧昧关系。这显然不能与领导反战运动同日而语，但至少它保证了公众知道克里的名字。
1974年，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