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孩子也将遭受到我女儿将遭受到的。”她向群众控诉战争的残忍。
1970年1月3日，克里正式向施莱克请求准许他提前辞职，这样他就可以以反战为背景来竞选国会议员了。“我就对海军上将说：‘我必须离开。我必须要做我回到这里要做的事，那就是结束战争。’”克里回忆道。这个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克里光荣地辞职了，他说这离他服役期满还有六个月。
几年来，克里一直梦想着进入国会。当他与朋友和家人提及此事时，他们都争论克里是应该以越战英雄还是反战英雄的角色去参加竞选。现在，他密切注视着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竞选。
现在看来，克里试图进入政界的第一次竞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仅仅在马萨诸塞州长到七岁，此外还有在牛顿学校的一年时光，以及在亲属家中度过的一些暑假。克里希望从第三选区竞选众议员，部分原因是他想取代来自克林顿的现任议员菲利普·J。菲尔宾的位置，他是一个71岁的保守民主党人，是对越战持强硬态度的鹰派人物。当时，克里持有激烈的左派政治观点。他对《红色哈佛报》（Harvard Crimson）《红色哈佛报》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所办的一份日报，职员为两百五十多位热爱新闻与写作的历届哈佛学生，红色是哈佛大学的标志颜色——译者注记者说他想要“取消中央情报局的所有活动”，还想把“除美国本土以外的驻军全部遣散，除非联合国需要”。但是一位强大的竞争者——罗伯特·F。德里南牧师——却极受反战民主党人的青睐。作为前法律学院院长和波士顿大学教务长，在第三选区，德里南更被看好，也相当受大家的尊敬。而克里才刚刚试图去了解这个选区。
1970年2月22日，在波士顿郊外17英里处的康科德卡莱尔高中礼堂中，一个2000人的政党选举候选人大会召开了。这些人里有852名市民符合投票条件，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一个反战民主党候选人去挑战菲尔宾。刚刚从海军离任的克里“用自己的演讲震动了与会的代表们”，杰罗姆·格罗斯曼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他当时任德里南的竞选主席。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2）
“与德里南不同，克里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年轻，也很温文有礼。”
随着投票的进行，克里从其他那些被淘汰的竞争者那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格罗斯曼回忆道：“演讲和投票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晚上6点半。在第四轮投票之前，我看到德里南的支持者们准备离开了，这时，我使用我们市长德雷的策略，把这所高中所有的门都锁上了，不许任何人离开。”
这个策略奏效了。在第四轮选举之前，克里撤出了，并公开声明支持德里南，以免这次初步选举陷入僵局——他此举赢得了广大与会者的热烈喝彩。“我走到他的跟前，然后我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做的。’”格罗斯曼回忆道。他也信守了他的承诺：他和其他一些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人都将在以后的竞选年里支持克里。
3个月后，也就是1970年5月，克里和他相处了六年的女朋友朱莉娅·索恩结婚了，她是克里的密友大卫·索恩的妹妹。由于克里是福布斯家族和温斯罗普家族的后裔，早已树立起来一个完美的贵族形象，因而他在这场华贵的婚礼上更加引人注目。
《纽约时报》这样描述道：“朱莉娅·斯廷森·索恩小姐——她的祖先在美国建国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与约翰·福布斯·克里——这个期待重现家族荣耀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于今天下午在索恩家族在长岛200英亩的土地上举行了婚礼。”
这篇报道提及，索恩小姐在婚礼上穿着的奶油色的婚纱是她的祖先凯瑟琳·皮尔特里·史密斯曾穿过的。凯瑟琳嫁给了伊莱亚斯·布迪诺四世。联邦党人文集中记载着，伊莱亚斯曾是大陆议会的议长。“在那次婚礼中，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担任伴郎，总统乔治·华盛顿也出席了那次婚礼。”“今天的婚礼是否将会成为历史的再现，这将取决于新郎，作为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和一名参加过越战的老兵，来自于马萨诸塞的克里一直在考虑竞选国会议员。”（这篇文章并没有提到克里不久前在竞选中落败退出。）婚礼后，克里选择了一个美丽的、意义深远的地方度蜜月——潘兴家族在牙买加的故乡。在越南的水田里遇害之前，理查德·潘兴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朱莉娅也已经从一位社会名流向一位社会激进分子转变了，在反战运动中，她支持克里要更加积极，更加激进。克里曾写过一封自己称之为“写给美国的信”，其中的内容主要是他在越南的所见所闻，他把它“卖”给许多杂志社，但是却从未能够发表。
1970年劳动节的那个周末，克里加入刚刚组建的越南老兵反战组织（VVAW）在宾夕法尼亚州弗吉谷（Valley Forge）的一次反战集会，并进行了他在马萨诸塞州以外地区第一个获得广泛关注的反战游行演说。那天，在弗吉谷的第一位演讲者是简·方达，她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同时也是积极的反战活动家。在那时，她一直在为VVAW调查在越美军暴行的计划募集资金。最后一名发表演讲的是克里，他说：“让美国人为这个错误而牺牲并不是一种爱国精神的表现。”这也是他随后将要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的前奏。
克里的演说给方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当时我在想：‘哇，这才是真正的领袖，一个具有林肯风范的领袖。’”简·方达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她还喜欢克里演讲时的文风，她认为，与那些激进的老兵相比，他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更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她不记得当时曾和他交谈或与他握过手。实际上，她说直到若干年后，他成为了一名参议员，他们才交谈过。但无论如何，她将在克里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直以来，方达都在全国各地进行演说，在她所进行的24场演说中，她把每场演说募集到的2000多美元全都捐赠给了VVAW，以资助VVAW对美军在越暴行的调查。1971年1月，调查美军在越南暴行的为期三天的“冬日战士”听证会（Winter Soldier hearings）在底特律拉开了帷幕。克里和方达都参加了这次听证会，但是方达说，她不记得曾与克里见过面或是和他交谈过。克里并没有在公共场所表态，取而代之的是他听了大约150名老兵令人惊悚的陈述。
在大多数生动的陈述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出自中士斯科特·卡米尔之口，他描述了一系列断头和其他暴行。“两个人的头被砍了下来，并被放在了树桩上，然后插在了田地的中央。”卡米尔证实。
这些事件不久后便被拍成了一部名为《冬日战士》（The Winter Soldier）的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有一个片断是克里在越战老兵详细描述他们的暴行之前与他们交谈。影片播出之后，一些批评家质疑部分老兵以及他们所作陈述的真实性，而后，国内对有关暴行程度的争论又持续了数年。方达说所有老兵描述的暴行都被证实了。无论如何，作为《越南：一段历史》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后来回顾过去时说：“暴行具有它的两面性。这就是战争。”
克里不仅相信支持他的老兵，而且在后来的参议院发言中，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以这些老兵的陈述为基础。“那真的震惊了他。”方达在提及老兵的陈述对克里的影响时说道。但是她说，这场听证会没有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真是令人“非常悲伤”。正是克里坚持要把这场反战运动移到华盛顿，来到国会前。“这就是为什么当克里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以后，‘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去华盛顿，在国会前进行我们现在的行动。我们都知道克里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家伙，他想让每一个人都从他们的行动中获利，他在国会中有一些朋友，这正是VVAW所需要的。”
“他们的证词很震撼，我彻底震惊了。”克里回忆道，“我认为这次听证中的许多证词都是合法的。”所以克里私下向这个组织的领导者提议，他要在华盛顿组织一次游行。“我们已经初步决定去华盛顿时，是因为我感觉底特律不是一个适合集会游行的地方我认为在这里举行集会游行不会获得太多的人对我们的关注。除非在人们有机会加入的地方举行游行，否则我们将不会成功。去华盛顿是我的想法，在那里游行也是我的想法。”
尽管这个反战组织中有一些人把克里看成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但还有一些成员认为克里——这个博学的贵族青年——是对那些对反战人士持有片面论点的人的挑战，很多人把这个反战团体看成是一群叛世的嬉皮士。
反战领袖反战领袖（3）
当克里于1971年4月18日到达华盛顿时，他几乎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子。确实，当时最新一期《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是简·方达，还打出了这样的标题：“忙碌的叛逆者，简·方达，理想的推动人。”这发生在方达对越南河内的访问之前。当时由于攻击美国对越政策的公路旅行演说，方达已经成为了一名全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当方达未被准许在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军队前演讲时，她走进了“当地一家美国兵咖啡馆”。据《生活》记载，在充满了士兵欢呼声的房子前，方达开始了她的演讲。
在《生活》中，凡是有关反战运动的文章，没有一处提到过克里的名字。但是他即将成为这个组织的代言人和新闻官，他至少暂时抢了方达的镜头。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募集购买巴士的资金，而这些巴士将成为老兵们的交通工具。克里回忆起了他的朋友瓦林斯基，瓦林斯基并没能成功地竞选到纽约州首席检察官，但他拥有完美的金融关系。在纽约的希格拉姆（Seagram）大厦，瓦林斯基安排了一个有希望捐款者的会议，与会者包括首席行政官埃德加·M。布朗夫曼先生和纽约的其他20位商人，他们都反对战争。克里发表了一个低调的讲演，其内容主要是说明让越战老兵加入到反战中的重要性。然后每一位商人都被要求站起来宣布他们将捐资的数额。
“我们大概募集到了5万美元，”瓦林斯基回忆道，“仅仅用了一小时。”
克里不仅帮助募集了捐款，他也好好地上了一节如何募集资金的课程，这对于若干年后想成为政治家的他十分有利：呼吁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当然还认识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联合起来，并告诉他们，他们的贡献将会改变美国的命运。
就在克里正准备动身去华盛顿前，一件事情点燃了反战的燎原之火。1971年3月29日，陪审团指控海军上尉威廉·卡利杀害了22名越南平民，这也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美莱大屠杀。尼克松命令卡利放弃他未决的上诉。随着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人们纷纷质疑，美军究竟犯下多少类似美莱惨案的大屠杀。1971年4月18日，在到当时为止克里所接受的最大的国家性媒体的采访中，他出现在了NBC的《与媒体面对面》（Meet the Press）访谈节目中。在访谈过程中，他就美军在越南犯下暴行的程度进行了讨论。在幕后，白宫一直试图去质询甚至干扰他的言论。在科尔森的备忘录中记载道：“大量有关VVAW尖酸刻薄的问题都被准备好了。”
在这个节目中，克里被问道他是否也曾犯下过此类的暴行。克里用一种浓重的肯尼迪口音，坦诚地回答他做过。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始终如初。
“这有很多很多类型与性质的屠杀，我必须要这样说，是的，是的，就像千千万万其他士兵一样，我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屠杀），我也曾在自由交火区开火。我也指挥部下去骚扰村庄。我使用过50毫米口径的机枪，这是我们被批准、被命令使用的武器，是我们抵御敌人的惟一武器。
我们参加过搜查和毁坏行动，在一片火海的村庄我相信，那些策划了这些的人，那些制定了自由交火区的人，那些命令我们战斗的人，那些用无线电指挥空袭的人，按照法律，按照审判上尉卡利的那条法律，他们都是犯下战争暴行的罪犯。”
克里这颗媒体之星开始绽放光芒了。几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对克里的人物概评，题目是《愤怒的越战老兵：约翰·福布斯·克里》。《纽约时报》引用了克里对自己的描述：“仍然性情温和。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是一个激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