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钱，如果能幸运抽到，春节带回家，实在也算是很贵重的礼物了。
我手中也拿着一张小纸条，小纸条上写着抽奖号码，如果这个号码和各级领导抽中的号码相吻合，便可以领到奖品。我也很希望能抽到奖，但奖品虽然多，但相对于一万五千名员工来说，也是杯水车薪，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失望的，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
所有的奖品都领完了，然后由主持人宣布节目获奖名单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优胜奖、三等奖、二等奖及一等奖名单相继出炉，但都是榜上无名，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正在这时，主持人再次朗声宣布：“特等奖，表壳工厂冲压三科民族舞《水中花》，请冲压三科派代表上台领奖。”
我激动的同时也一下子懵了，为什么主持人要说上台领奖的是冲压三科的代表而不是领舞杨海燕？这个舞蹈从编舞到排练可是花费了我不少心血呢！还没等我明白过来，就看到庄科长一个健步跃到台上，理所当然地接过奖杯，举在头顶，笑得合不拢嘴。
我努力多日的劳动成果怎么成了庄科长的了？我有一种被人戏弄的感觉，但从小到大，我被人戏弄得还少吗？想到这里，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沮丧地随着人流离开演出现场。
同宿舍的人也陆续回来了，个别得到奖品的兴奋地大声叫嚷着，没得到的只好望洋兴叹。我为她们、也为自己悲哀，我们想要的其实并不多，几十、几百元都能让我们兴奋很久。可为什么想要得到这几十、几百元都这么难呢？而有的人，得到百万、千万甚至亿万都易如反掌？
看我进屋，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纷纷向我道贺，甚至连蓝凤看我的目光也不象以前那样充满敌意了，我心里这才微微好受了些。但对被提拔，己经不象之前那样信心满满了。我委曲地想，难道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吗？真要一辈子做一线工人吗？我一直对自己说，要坚强一些，不要对未来绝望，但这时，我真的感觉到了绝望！
优胜奖有６００元的奖励，６００元要当于我二十多天的工资，当然不算少。但平均到八个人的头上，只能分到７５元。庄科长倒也爽快，分给其余７个女孩各７０元，分给我１１０元。另外，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果真从部门的活动经费中拿出１００元奖励我。如果是我第一次来东莞时得到这２１０元奖金，我会高兴得疯掉的。但是现在，我清醒地意识到，这２１０元只代表今年可以多汇回家２１０元，对我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我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操作员，所以我并没有因此懈怠，反而比以前更加努力操作我的冲压机。
３９９。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厂里放半个月的假，因为有订单要赶着做，不回家的人可以报名加班。假期加班费是１比１。５，正月初一、初二和初三是国家法定假期，加班费是１比３。很多原本准备回家的人为了想赚加班费，就不回家了，甚至有人还退了好不容易拿到手的火车票。
过年开学，海鸥又要交学杂费了，每学期仅学杂费这一项就是一千多，还不包括学校强制购买的“价高物廉”校服、铺导教材以及对学生根本没用的各种读物。所以，我把身上的钱全部寄回家了，只留下５０零用钱。在深圳，我并不认识什么人，连个去处都没有，正发愁怎么过春节呢，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大喜过望，当即报名加班。原想整个假期都加班的，可惜初一、初二及初三因为加班费太高，得不偿失，全厂一律放假，这让我和很多想多赚加班费的人极期失望。
虽然是过年加班，但饭菜却比正常上班时更加粗劣不堪，并且时常是冷冰冰的。对于挨过饿的人，只要有口饭吃，我己经不再挑剔了。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吃饭，肚子会饿，没力气干活。我就学着别人的样子，把菜和饭混在一起，然后用开水泡一下，再放上一大匙辣椒酱，竟然也吃得津津有味，辣椒可真是个好东西。
大年三十没有加班，反而让没有去处的我无所适从。厂里破例加了餐，每人一只鸡腿、一颗苹果、一罐可乐，可惜很多人领了这些东西便三三两两去外面聚餐了。远处的鞭炮热火朝天地响着，益发显出饭堂的冷清。其实如果我脸皮厚一些，也可以找个去处的，曾有好几个女孩子邀请我和她们一起过春节，但我总感觉那些邀请中带着敷衍的成分。这主要是我来樱之厂的时间太短了，平时也不喜欢凑热闹，和她们的感情都很淡。
好在我己经习惯了寂寞，从我出来打工那天起，过年就变成了准备忍受寂寞，变成了对一年碌碌无为忏悔，变成了对新一年的恐惧，丝毫找不到以前盼星星、盼月亮的欣喜感觉了。异地的孤独苦闷再加上对故乡亲人的强烈思念，就象一张巨大的网，牢牢地捆绑在身上，我使劲地用嘴咬、用手撕、用脚踢，最后总是徒劳。
想到这里，我深深叹了一口气。鸡腿是我最喜欢吃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正在我对着鸡腿发愣时，忽然听到有人诧异地叫起来：“杨海燕，大年三十你还在饭堂吃饭啊？”
我抬头一看，是一个相貌平常的男孩，我知道这个男孩同是冲压三科的，但并不知道他的姓 名。偷眼望去，男孩的厂牌很旧，姓名赵震，厂牌号码是２００１０５１９０９３，原来是２００１年入厂的老员工了。只见他手里拿着几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鸡腿、苹果和可乐。我勉强笑道：“一个人打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走后头？”
他老实地说：“不是，我拿别人的饭卡来打的。宿舍几个没回家的人合租了一间房子过年，你要是没地方去，也过去玩吧，都是冲压三科的，还有好几个没地方去的女孩子。”
赵震在车间里既不象化强那样喜欢指手划脚，也不象小志那样活泼可爱，我对他并没有太多留意，正想拒绝，忽然意识到他的普通话中带有明显的湖南口音，于是问：“你是哪里人？”
他说：“我是湖南的。”随即又补充道，“我们一起过年的同事很多，有湖南的、江西的、河南的，还有你们四川的。”
湖南人？该死的齐月升也是湖南人呢，虽然我知道用这种方法找齐月升未免太可笑，但总比守株待兔强得多。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说：“恩，我跟你去。”边说边把还没吃的鸡腿、苹果及可乐分别塞进他手中的塑料袋内，然后小心翼翼跟他出了厂门。
４００。
之所以小心翼翼，实在是深知流言的力量。倘若有好事者将我和赵震大年三十走在一起传播出去，不知道要演化成多少个版本呢。而在这个厂里，随时随地都可能有我的老乡，再传到家乡，我就又罪加一等了。
不能离得太近，但又不能远到让他感觉我特意回避什么，这就要巧妙地保持一定距离，不近不远，不亲不疏，非常别扭。
好不容易走到出租屋所在的路口，见到四个治安员，在路口一字排开，逐个检查暂住证，连挺着大肚子的怀孕妇女都要严格盘查。不远处站满了没有证件的人，另有两个治安员在收钱。不肯交钱或没钱的，就被关押在另一个小过道里，前后都有戴钢盔、手持铁棍的治安员守着。
想起前几次的经历，查暂住证对我来说就象一场恶梦。我头脑立刻空白，腿肚子都吓得抽筋了，再也顾不得和赵震保持一定距离了，赶紧挨到他身旁，沮丧地说：“虽然扣了我的钱，但厂里并没有发暂住证给我，我们还是绕路走吧。”
赵震却无所谓地说：“绕路走太远，年底了，说不定那条路上也有治安员守着呢。我们都戴着厂牌，樱芝厂的厂牌就是暂住证，你放心好了。”
我知道，这个时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是徒劳的。看他说得那样胸有成竹，我只好颤抖着双腿，半信半疑跟在他身后，排在未被检查过的那一字长蛇阵后面。天似黑未黑，很多人都急着回去过除夕，再加上周围此起彼伏的鞭竹声，等待检查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个个牢骚满腹。
“我靠他妈的，大过年的，却天天都要查！”
“就过年才查你，不查你他们拿什么过年？”
“抓了多少人？刚刚警车又拉走一车，现在己经取消收容谴送，听说直接带派出所了。”
“不知道，反正赚得不少，每人２００元呢。”
“厂里扣了我们暂住证费怎么不把暂住证发下来？”
“听说是他们和厂里老板合伙分了。”
“上面总说取消暂住证，可一天都没取消过，孙志刚白死了。”
可牢骚终归是牢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连那些被查到的，还只是用细若蚊虫的声音抱怨几句，然后乖乖地站在一边等候发落。
被查的人如果人跑了，治安员就被拿着铁棍追，追上就劈头盖脸地打，然后不问三七二十一拥进猪笼车；如果不跑，治安员们也并不凶神恶煞，冷漠而懒散，一副例行公事的样子。我实在不明白，这和明火执仗的抢劫有何区别？
这时，又有一个年龄稍大的打工妹被扣住了，年龄稍大只是相对大多数打工妹而言，其实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她哭着哀求：“这里还有小孩等着吃奶呢，让我回去吧。”
两人治安员还是粗暴地把她送上了“猪笼车”，据说这种车是所谓的“五十铃”，但很多人都叫“猪笼车”。
查我的是一个高大壮实的治安员，我赶紧讨好地将厂牌递过去，他翻来覆去的看着，大约感到没油水可捞了，一脸不耐地挥手让我过去了。我如获大赦一般，刚想拔腿跑掉，赵震却在后面小声提醒：“不要跑，你跑了他们不以为你厂牌是假的，做贼心虚呢。”
我脚步一时没收稳，差点儿跌倒。
４０１。
确定安全后我才敢回头，查暂住证的路口再次乱成一团，叫骂声和拍打声响成一片，不知哪个倒霉鬼又被打倒在治安员的铁棍之下了？
我问赵震：“刚才听后面人说起孙志刚？孙志刚是谁？”
赵震想了想说：“好象是一个大学生，２００３年底在东莞被抓，送到收容谴送站被活活打死了。”
我点点头：“怪不得呢，我那时候正好回家，所以不知道。”
他难过地说：“知道又有什么用？其实因为没有办暂住证被活活打死的何止是孙志刚一个人？只不过因为孙志刚是大学生，又正好被报道出来罢了。那没被报道出来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前几年深圳暂住证查得最厉害的时候，装人的‘猪笼车’半路起火，整整一车五六十个人都被活活烧死了，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老乡，那年他才刚刚２０岁，都白死了。”
我叹了一口气，离乡背井，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打工的路上，到底还有多少人生的磨难和岁月的风霜啊？
很快到了出租屋，果然，小小的房间内挤满了一屋子的人，热闹非凡。我立刻认出一个头发掉得看见头皮的中年女人，她叫汤燕英，是我们车间的ＱＣ。其余的我虽然叫不出名字，但上下班经常见面，都很面熟。汤燕英亲热地把我拉到她身旁：“杨海燕，我认识你，舞跳得很好。”
我很羞愧，女孩子们也赶忙给我摆上一套碗筷，男孩们和赵震打趣：“你们真快啊，杨海燕才进厂几天啊？”
赵震赶紧声明只是偶尔遇到我，我冲他感激地一笑。
听说我们被查了暂住证，汤燕英愤愤不平地说：“真是吃饱了撑的！暂住证被查了一二十年了，治安越查越差。有这时间，去多抓几个小偷也是好的。”
一个瘦弱的男孩接话道：“听我一个做小偷的老乡说，小偷就是警察的长工，抓了再放，放了再抓，在这一抓一放之中，长工们的钞票就哗啦啦地流进了警察局的大门。”
他旁边一个年龄稍长的男人叹息道：“做小买卖也是长工，不仅是警察局的长工，还是工商局、税务局、城管的长工，我差点赔得连裤子都没有了。我现在不给他们打工了，又回来给资本家打工了，办暂住证的手续很麻烦。”
我对面一个看上去极精明的瘦高个子抢着说：“一点都不麻烦，深圳有很多照相馆都能代办暂住证，只要身份证复印件就可以了，一个星期就可以拿到。如果用别人的身份证真实资料，去办也能办。”
旁边一个清秀的小女孩怯怯地问：“这样的暂住证有用吗？”
“瘦高个”笑笑：“暂住证绝对是真的，你说有没有用？”
无论持何种态度，关于暂住证的问题，屋内几乎所有的人都深恶痛疾。但一个穿着黑夹克的男孩却笑嘻嘻地说：“你们这些人哪，怎么不想想，政府只让我们办暂住证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居住下来，才花那么一点钱就在这儿住一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