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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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 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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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大河,也不过十米宽。以前更宽些,但近年来,好好窄了许多,因为田地里不断排进来的农药和一些小厂的污染,河水早就不如以前那样清澈了,鱼虾很难生存。虽然鱼虾很少,但河底的淤泥里却有很多很多的小田螺。
  我们村很少吃田螺,因为很麻烦。但麻烦和嘴馋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终于有一天,我穿着妈妈下稻田的长统胶靴来到河边,为防止被别人看到笑话,我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路段,不一会儿就摸了满满一脸盆的田螺。我想起在东莞时看到的那些很美味的田螺,一般都要五块钱一碟的呢。我这一脸脸盆,可以卖多少个五块钱呢。
  妈妈看到这一脸田螺,直骂我没出息。骂倒没什么,关键时她也不会做,这让我很是气馁。我知道田螺肉里有很多泥沙,据说田螺要放在清水里养很多天才能吐尽泥沙。但我馋得不行,哪里能等到很多天以后呢。
  考虑再三,我决定把田螺全部砸碎,然后将碎片扔掉,只留下田螺肉,再再洗净泥沙,最后就可以用田螺肉炒菜吃了。
  这想法倒是不错,可真正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因为田螺太小,要用小锤子才能敲打。但锤了太小,又容易敲到手。更为重要的是,虽然能把田螺壳敲碎了,但碎了的田螺壳和田螺肉抵死缠绵,很难分开。
  因为嘴太馋,我硬是用剔除了半小碗的田螺肉,手指被划破几处。但看着那半碗田螺肉,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谁知,当我把田螺肉洗了几遍再炒辣椒时,尽管放了很多的调料,真正吃起来,不但非常腥,肉还又老又硬,咬都咬不动。并且,放的那么多调料,田螺肉除了腥,竟然一点味道都没有。
  不但嘴巴依然很馋,手上还伤痕累累的,真是挫败!
  就在我快要被钱逼疯的时候,丽娟二嫂终于打电话给我,说有档口转租。这消息让我非常振奋,当天就骑着自行车去县城了。刚进“中兴”市场,远远就看到二嫂隔壁那对姊妹俩的档口前写着“清货”的字样。
  二嫂一看到我,便把我拉进房内,眉飞色舞地说:“她们终于撑不下去了。我己经跟业主说好了,这家档口我租下了,她们的档口和我的档口是一个业主,满口答应。要是你去租,业主肯定要先交订金的。”
  我这才知道,“中兴”市场在动工之前,所有档口早就被那些当官的及其亲属好友以低价买去了,然后再以极高的租金租给别人做生意,业主则只管收租金。要不是二嫂,我根本不知道这些门道,便对二嫂连连称谢。
  二嫂建议道:“以前她们和我一样,是做女性成衣的,但做生意,她们哪里是我的对手。你以后就做童装吧,童装投资少、风险小。”
  我下意识地问:“童装利润大还是成衣利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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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嫂脱口而出:“当然是成衣了。”说完这话,她自知失言,尴尬道,“很多人都想做成衣,其实童装也得有人做,你说是吧。”
  我忽然感觉,她如此热心帮我,是怕这家档口被别人租了去,又做成衣,无疑又是她的一个竞争对手。但我还是很感激她的,她不但让我明白许多做生意的决窍,并且我的钱不多,确实也不想全部投进去。
  我干脆地说:“好,我做童装。”
  二嫂一听,笑得合不拢嘴:“太好了,晚上我和你二哥说说,以后你可以跟他去进货。晚上去进货,第二天凌晨就可以回来,不妨碍卖衣服的。”
  我连连点头。
  二嫂又帮我算了一笔帐,进货、档口半年租金、工商税务、一日三餐等等,杂七杂八加起来也要近万元,这也是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弟弟还要读书,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钱都用来投资。
  那家姐妹的租期还有一个月才能到期,想到一个月后,我就能成为服装店小老板了,我的人生将掀开新的一页,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
  回家的路上,经过农贸市场时,我决定买条鱼犒劳一下。这段时间,真的是馋死我了。
  这时,天己经很晚了,集市上很多人都在收摊。大鱼太贵,我只买了一摊贱卖的三寸来长的小鱼。虽然鱼己经死了,但腥香的鱼味和白白的鱼肚皮还是强烈地刺激了我的神经,我用两块钱把半篮子的鱼全包了。
  天有些冷,我提着鱼,艰难地推着车子靠墙边走。菜市场己经收摊了,人影稀少,地上一地的残叶和水渍。忽然,在菜市场的拐角处,我看到一个黑瘦矮小的年轻大嫂,大嫂眼窝深陷,牙齿突出,似乎不象本地人。大嫂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孩子一哭,她就胡乱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这么冷的天,裸露着前胸,真不知她冷不冷?妇女一边哄着孩子,一边充满希望地紧紧盯着每一个经过她面前的行人,不用说,她希望有人能买她的菜。
  她面前还剩几捆小青菜,一大堆四季豆。其实这些菜我家都有,但看着天这么晚了,买菜的人这么少,她又带着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乡下的家呢。我不由自主地走过去,跟她说:“这些菜我全要了,帮我称一下吧。”
  大嫂眼晴一亮,搓了搓冻得红肿的手,抖抖索索称了一下,非常认真,然后用生硬的本地话说:“青菜四毛,四季六毛,一共一块钱。”
  我呆了一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我们县还很贫穷,但县城的房价己卖到2500元/平方,并且还有上涨的趋势,真不知要卖多少堆青菜才可以在县城买得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大嫂看我不说话,以为我嫌贵,连忙说:“你要嫌贵,八毛钱就卖给你了。”
  我连连摆手,赶忙掏出一块钱递给她。我试探地问:“你好象不是本地人吧。”
  她为难地说:“是的,我是云南人。”
  我立刻明白了。在我们这儿,经常有人贩子拐卖云南或贵州等地的女孩过来卖,买主一般都是那种四十岁以上、残障或精神不健全的人。不用说,她的丈夫肯定也是这三种人之列。但有很多女孩被拐过来后,都想方设法逃跑的,所以买了媳妇的人家,都把媳妇看得很严,根本不可能让她单独出来买菜的。我试探着问:“你丈夫家人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出来卖菜,他们不怕你跑吗?”
  她坚决地说:“我不会跑的,这儿比云南好得多。”
  我惊讶地问:“这儿有什么好?”
  她满足地笑了笑:“这儿不挨饿,每天都可以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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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这话,我眼泪差点都掉下来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知道,现在还会有人为能吃得饱饭露出那么满足的笑容。大嫂卖完了菜,将摊子一收,把孩子放在身后的自行车上,也回家了。她回家的方向,正好我和同路。一路上,我不停地和她聊着,这才知道,她只有二十五岁,丈夫比她大了整整三十岁。她丈夫父辈是地主,虽然一点都没享过地主的福,但文革中还是被错误划成了黑五类。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没有愿意嫁给他,就担搁下来了。
  我问她:“你不嫌他年龄大吗?”
  她笑眯眯地说:“大一点怕什么,能吃饱饭呢。我准备年底回家,再带几个姐妹过来。”
  我彻底无语了。聊天的时候,她说的最多的就是那四个字:能吃饱饭。
  她丈夫年纪大了,孩子还小,不要花多少钱。平时种的菜也只够自家吃,并不想到县城卖。他们家里一直喂豢养鸡,也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生活开支。可上个月,豢养鸡都生了鸡瘟,三百多只鸡全死掉了。
  说到这里,她叹了一口气:“豢养鸡死了,虽然吃饭不成问题,油盐钱可以用以前的剩余。可还要买农药、化肥,粮食、青菜这么便宜,农药、化肥却越来越贵,不买又洗。再加上每年一百元多元的杂七杂八的税,就对付不过去了。仅杂七杂八的税,我家一家三口,要交三百多块钱呢。”
  我瞪大了眼晴:“哪里还有什么税?农业税不是早就取消了吗?”
  她苦笑道:“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农业税倒是不多,每人每年也不过十几块钱。可杂七杂八的税多啊,每年都不低于九十块钱的,幸好今年还没开始收。”
  我搞不清农业税和杂税的区别。不过从她口中我得知,就象她这样摆地摊卖自家的菜,一天都要交2元地摊税的。从她的神色中,我感觉,2元似乎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除了口粮田,除了打工,除了养鸡养兔,普通农民似乎再没有别的收入了,我真替她难过。但她似乎倒不觉得什么,分别的时候,她依然是那句话:“又不是我们一家,大家还不都是这样过,反正能吃饱饭就行。”
  农民这么苦,我想到自己在东莞,一月拿五、六百元还不知足,真感到羞愧。这时,天空己经开始刮风,我却郁闷得喘不过气来。
  回到家,我一看到我妈就问:“现在还收农业税吗?除了农业税,还有别的什么乱七八糟杂税吗?”
  我妈眼晴一瞪:“你这孩子,什么时候不收农业税了?我们家三口人,哪年不送出去六、七百块钱?农业税好象是不多,但杂税比以前多多了。这还不算,前两年上头强行让我们栽了桃树又换银杏树,不合时令不说,树苗差,土质又不好,最后还不是全都铲除了,这前前后后要花多少钱,还不都进当官的腰包里了。还有正在扩建的镇中学,去年就开始挨家挨户收钱了,每户三十元,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说镇中学的房屋盖了不到十年,为什么要重建?既然重建是为了合并,当为什么要合并?原来的学校卖给曹菊,那20万是做什么用的?听说上级还拔了很大一笔钱,那钱又是做什么用的?重建学校到底要多少钱?为什么要我们老百姓出钱?”我妈越说越气,索性将正在切菜的刀把砧板上猛地一剁,怒气冲冲地望着我!
  我无辜地说:“怎么这样瞪着我,我不过是随便问问嘛,我还以为农业税全部取消了呢。”
  我妈轻蔑地说:“不瞪你瞪谁,一提这事我就生气,你还哪壶不开提哪壶!难道读书真把你脑子读迂了!”
  我最怕听她说我“读书把脑子读迂了”,赶忙飞也似地逃回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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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正好是周未,海鸥回家看到桌上的鱼,笑得大大的眼晴都眯成了一条缝,不住地吸子鼻子。看到吃一顿鱼就让他这样高兴,我有些心酸。自我回家后,好多人看我的眼神怪怪的,话里话外含沙射影。但唯有海鸥,我亲爱的弟弟,他依然一如既往地爱我,那么地信赖与毫无保留。他越是这样,想起村人对我的指指点点,我越发感觉对不起他。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赚足够的钱,让他去读大学,不要再走上打工这条路。
  因为有了鱼,饭桌上的气氛明显活跃起来,我跟我妈说了“中兴”转租档口的事,我妈很高兴,但还是要求我:“去跟刘军说说,他也没有工作,要是你们也象丽娟二哥二嫂那样,刘军管进货你管卖衣服,那就更好了。”
  我想想也是。正好第二天刘军约我到镇上逛街,这可是认识几个月以后,他第一次单独约我出去,我当然很高兴,也正好借机和他说开服装店的事。他现在也没工作,开一个服装店马上就可以解决两个人的工作问题,我想他一定会高兴的。
  镇上的街道除了一条并不宽敝的水泥路,其余还都是黄沙路。街道布局得倒还整洁,卖日用百货、卖农副产品、卖衣服、卖菜、小吃店等等都有专门的场所,摊位都很小,衣服的作用是保暖,并不时尚潮流。菜的价格也很便宜,几毛钱就可买一堆小青菜,却吃着放心。小吃店的门脸很小,店面也不整洁,但价格便宜,两块钱就可以吃得很饱。虽然所有这一切,并不象大城市那样繁华,但拥挤而热闹。行走在这热闹间,踩着坚定的土地,不时可以遇到熟悉的亲朋好友,一个个满面笑容地打着招呼,心里充实而满足。
  我推着自行车,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着刘军的身影,恨不得早一点把开服装店的好消息告诉他。因为太过匆忙,自行车竟然不小心撞到一个卖香烟的小摊前。我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卖香烟的小贩抬起头,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这个小贩和我差不多年纪,穿着灰不溜秋的半旧夹克,脸色红黑,土头土脸的,一别标准的农村男青年形象。但他的脸却我感觉好面熟,蓦地,我脑海中很快闪现一张脸,惊喜地叫起来:“宋小帅!”
  与此同时,他也“腾”地站起来,大喊一声:“杨海燕!”
  我们同时笑起来,宋小帅初三时坐在我后排。别看他现在高高大大的,那个时候,他身材矮小,整天嘻皮笑脸的,是班里数一数二的调皮鬼。他脑子极聪明,理科成绩特别好,但语文和英语却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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