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起了招呼。
女孩二十七八的年纪，戴着一副眼镜，衣着很是时髦。她说：“你是找工作的吧，我注意你很久了，我叫田美霞，也在找工作呢。”
原来她也在找工作，相同的际遇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我沮丧地说：“是啊，人太多了，我连进都没进去呢。我是从镇上过来的，找不到工作，明天还要来一趟呢。”
田美霞一听，便热情着说：“你这样跑来跑去的多麻烦啊，不如搬到我住的地方吧。”
我正为离厂后没有住的地方发愁呢，立刻问：“你住什么地方？”
她神秘地说：“我就住在不远，每天十块钱，很划算的。”
我脱口而出：“你住的是十元店？”
２０９。
她点点头：“是的。”
我以前只听说过深圳有十元店，没想到东莞也有。虽然因为上过太多的当，我对陌生人己经有了一种无形的戒备心理。但现在我己走投无路，十元店对我来说无疑是暗夜里的一线亮光，所以我一口应允。田美霞立刻给了我手机号码，让我决定进去住时打她电话。她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早点搬进去，剩下的床铺不多了，现在只有出厂的很少进厂的，需要住店的人很多。”
我连连答应，生怕她会变卦似的。
当我垂头丧气下了从东莞回来的大巴，垂头丧气地往厂里走去时，没想到竟遇到沈洲。 想到他所做的一切，我不想再理他，但刚想和他擦肩而过，他却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生气地说：“做事怎么这么冲动？为什么要辞职？”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你有什么资格问我这话？回去陪你老婆吧！”
他讪讪缩回手：“她回去了，我刚把她送走。”
我讥刺道：“她回去了，你不跟她一起回吗？”
他无辜地说：“回什么家？这几天她一直在和我闹，还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呢？别说她了，你不要离开金秋厂好不好？”
我冷冷看了他一眼，恨声说：“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你！”便快步离开了。
第二天我就去办理了离职手续，但过程并不顺利。因为我怎么也找不到平时用的一台小计算器，按照公司规定，凡是离职时没有交齐公司物品的，一律扣除进厂时的２００元押金。虽然明知道这规定不合理，但心灰意冷的我也懒得和他们论理了，只好忍疼被他们扣了２００元。更让我郁闷的是，被押的两个月工资不能现在领，只能在每月厂内统一发放工资时回来领或找厂内熟悉的人代领。
我再也不想进这个给我羞辱的厂了，便在代领人一栏填了李梅的名字，然后将代领条给她。李梅一直在埋怨我不该太冲动了，以后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厂呢？我唯有苦笑。
办理完离职手续，我长长松了一口气，走出我生活了两年的“金秋”厂。“金秋”和我三年前看到时一样漂亮。我想外人是想象不到的，就是这幢漂亮的花园式厂房，湮没了我两年的青春。我现在走出来了，但还在近万人的青春继续被湮没着。
对于富裕的东莞来说，我们才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我们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但用血汗换来的只是微薄的薪水，年复一年。如果我还样继续干下去，直到我两鬓斑白时，我仍然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妹！外面精彩的世界，依然离我很遥远！
２１０。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工作，所以我把很多东西都寄放在李梅房间里，只提着简单的换洗衣物。当我坐在大巴上，再也看不到“金秋”那熟悉而漂亮的花园厂房时，想到未知的前途，忽然意识到，自己做了辞职的决定，也许是太冲动了。
好在到东莞打田美霞手机时，她很快跑出来接我了，这让我稍稍得到些安慰。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个十元店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如果带一个新的客人进来，可以免费住一晚。田美霞因为带了我，那晚的住宿费就免了。即便如此，我仍然很感激她。
所谓的十元店，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四室一厅的出租屋，房间里放了２０张上下铺架子床，可共４０个人入住。推开房门，一股潮温闷热的气息，夹杂着人体的汗馊味，热烘烘地围了上来。
一眼望去，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杂乱无章。客厅较宽的一边紧紧挨着三张上下铺的铁床拼成的大统铺，床铺没有一点缝隙。下铺报纸、饭盒摆得到处都是，几个民工模样的男人一边吃着闻起来很香的化学菜，一边喝啤酒划拳，他们的划拳声很大。客厅较窄的一边只放了两张下下铺的铁床，两男两女正在打牌。其中有一个男青年染着满头黄发，见我进来，冲我吹了声口哨，淫邪地说：“又来一条美女。”
我立刻感到一种无法言传的愤怒与羞辱。我这几年努力工作，努力想找一个大学生做男友，就是为了和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划清界线，没想到最终又和他们走到了一起，我卑视自己！
除了客厅，另外还有四个房间，有三个“男客房”，一个“女客房”，我住的“女客房”约八平方米的样子，三张上下铺架子床将房间几乎占满了，开门只能开细细的一条缝。老板拿来一床特别薄的棉胎被，放在对着门的上铺草席上，这就是我的地盘了。
我将所谓的行李放在床下，也许是年久失修，我往床上一爬床就会乱晃起来。由于没有踏脚的地方，我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最后还是睡在上铺的田美霞提醒了一句，我才踏着邻床上用三角钢筋焊上去的一个踏脚爬到了床上。但只要稍微一动，床铺就发出“吱吱呀呀”的叫唤声。
床上浅蓝色花的薄棉胎早就失了原来的颜色，似乎还湿漉漉的，我用手一摸，还有些发粘。下意识地俯下身闻了闻被子，一股腥臭味直刺鼻腔，让人忍不住作呕。
恰好老板进来了，我小心翼翼地说：“老板，这被子太臭了，能不能给我换一床？”
２１１。
没想到老板大发雷霆：“有被子盖就不错了，才十元钱，你还想享受总统套房待遇吗？”说完，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扬长而去。要是在家乡四川，被人这样喝斥，我早就羞得钻进地缝里了。但是现在，历经了近三年的白眼，我竟一句话也没有说。
当夜睡在冰冷的草席上，盖着发臭的被子，想着未知的前途，我一夜无眠。
因为没睡好，第二天我起得很晚。刚睁开眼我就看到房顶上几个硕大的蜘蛛网，左手边还爬着一大一小两只蟑螂。我忽然怒从中来，将手上两只蟑螂迅速抓在手中，用力捏得粉碎。然后拿起一张招聘信息报，将头顶的蜘蛛网包在报纸只，拼命挤压着，当看到报纸上被挤成一滩齑粉的蜘蛛时，我忽然有了一种恶作剧的快感。
我消灭掉蟑螂和蜘蛛后，心里舒服了一下，这才感觉很想上洗手间，便穿衣下床。店里的大部分人都出去了，客厅里只有几个人还在睡觉，昨天打版的两男一女在静静吃着早餐。十元店有两个洗手间，一大一小，全都是污水遍地，潮湿阴暗，骚臭气熏天。
小洗手间里有人在用，大洗手间里有一个黑衣女孩拦着头在洗衣服。我认出来她是昨天打牌的那两男两女中的一人。便讨好地打了声招呼：“洗衣服呢？”
女孩眼皮都不抬一下，冷冰冰地“嗯”了一声。
我感觉尿意越来越重了，只好硬着头皮说：“我，我想用一下洗手间。”
女孩很不耐烦：“你用洗手间就用了，我又不是你什么人，还要向我打报告吗？”她的话引正在吃饭的两男一女一阵嘲笑。
这肆意的嘲笑让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但我还是压抑着怒气，好脾气地说：“那个，那个洗手间里有人，麻烦你让一下好吗？我很急的。”
我觉得这个要求并不算过份，女孩的衣服可以拖延一下洗，但我的尿真的快要憋不住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如果再不尿出来，我感觉自己真的要被憋死了。
没想到那女孩听了这话，将手中的洗衣盆往地上重重一摔，站起身来冲我破口大骂：“你她妈吃饱了撑的，大清早找事是不是？你尿你的尿我洗我的衣服，你凭什么叫老娘让路？”
听她一嚷，她的另外三个同伙也跟着起哄，另一个女孩：“真她妈是吃饱撑的，没看我们正在吃饭，尿尿尿的，恶不恶心！”
其余两个男孩跟着瞎嚷嚷，语言不堪入耳。听到动静的老板走了过来，不满地看着我：“又是你？你怎么这么多事？”
２１２。
我望着两男两女的无赖嘴脸和老板的不屑，忍着屈辱对女孩赔笑道：“对，对不起，我，我不用了。”便逃也似地回到自己的床上。客厅里还传来那个老板不依不侥的声音：“就是她，昨天还嫌被子脏，十元钱你还想要怎样？有钱你别住这里呀，有钱你去住总统套房啊！”
刚进屋，尿液便顺着我的双腿流了下来，我屈辱得真想放声大哭。但我没有哭。在这一刻，我忽然理解了丽娟，理解了她的妈妈与二哥，并深刻地意识到：想要过有尊严的日子就必须有钱，不管这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否则，你就得没有尊严地活着，就得让尿憋死！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到外面吃早饭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竟不合时宜地感冒了！
我的感冒症状特别明显，一感冒就是不停地咳嗽，而且头晕，很想睡觉。虽然非典己经过去了，但人们依然是小心翼翼的。听田美霞说店内己经有一个女孩不停咳嗽被怀疑是非典被赶了出去，所以我特别小心，一感觉要咳嗽了，便赶紧跑出去，咳嗽过了才回来。开始的时候，我还能坚持，但随着咳嗽频率的越来越高，终于很不情愿地走进了医院。
医院里开通了一个发烧专用门诊，医生也戴着口罩，虽然我感觉自己的症状和以往的感冒没有任何区别，体温也不过是３７。５度，但医生还是让我去做了胸透和验血，确定胸部和血液正常后才作罢。挂号花了五块钱，胸透花了七十元，验血花了三十六元，如此浪费真让我心疼。
在确定不过是普通的感冒时，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到收费的窗口划价，竟然要一百六十多块钱。一看价钱，我便气极败坏地对着窗口里穿白大褂的女会计喊：“一个感冒怎么要这么多钱？”
女会计冷冷地说：“去问医生！”
我只好狼狈地拿着处方去问医生：“不过是一个感冒啊，怎么一百六十多块？哪有这么贵啊？”
医生很不高兴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感冒很容易转变成非典，我是为你好，才给你开了打点滴的药。”
我生气地说：“但一百六十块看一个感冒也太贵了。”
医生耐心地说：“一百六哪里算贵呢？这要看用的什么药，一千六、一万六看感冒的多得是呢。要是转成非典了，多少个一百六你也看不好呢。”
工作不是一时可以找得到了，现在一分钱都对我很重要，我恼怒地将处方往他面前一放：“我不治了。”便在周围病人冷漠和麻木的目光中，转身离开了。
２１３。
医生一看我真的走了，竟在后面大喊：“你回来，你回来，我重新再帮你开药。”我理都不理他。
怏怏不乐地回到十元店，有气无力地推开房门，却见田美霞正在背对着我吞咽着什么，我随口问：“吃什么呢？”
田美霞吓了一跳，回头见是我，警惕地说：“我有些感冒，刚才到药店买了点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要是老板知道了，一点撵我滚蛋的。”
我赶紧道：“在哪里买的药，快带我去，我刚才去医院，仅检查就花了近百元，医生给我开了一百六十多块钱的药，我嫌太贵了没拿。”
她不屑地撇撇嘴：“医院哪里是我们这些人去的地方呢？小病能给你治成大病，没病也给你折腾出病了。”说完，她告诉了我附近一家药店的位置。
果然，我去药店只花了三块钱，买了几颗药吃下来，感冒很快就好了，我这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我找工作急，田美霞却是比我还急的，她之前一直在东莞跑注塑机业务，因为业绩不好才被前一家公司辞退的，身上根本没什么钱。
自从离开“金秋”厂，我很没有归属感，所以很想找一个工厂文员的职位安定下来。一直做业务的田美霞却怂恿我：“不要进工厂啦，进工厂只能拿那点死工资，没什么出息的。我们做业务的虽然穷些苦些，但做顺手了，只要能签个大单，就抵得上几年、十几年呢。”
我的心不由动了，我越来越觉得钱是个好东西了，我甚至己经忘记了我来东莞的目的，我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根为没有钱！如果我有钱，我爸就不会去做矿工；如果我有钱，我就可以去上大学；如果我有钱，沈洲大约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