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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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 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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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还没到出租屋,便见房内不止一个人影,并传来我们家乡土话的喝斥声和小孩子的哭闹声。走近一看,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正在打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屋内还有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在洗脸。看到我,女人充满敌意地问:“你找谁?”
  我怯怯地问:“丽娟在吗?”
  女人不耐烦地说:“丽娟是谁?不认识。”
  旁边洗脸的男人忙说:“丽娟是小刚女人,看你,什么记性?”
  正说着,丽娟和陈刚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进来了。女人赶紧接过陈刚手中的东西,对丽娟却理都不理。丽娟非常尴尬,陈刚眼疾手快地将她手中的东西接过了。但丽娟的脸色己是非常难看。
  房间本来就不大,我再进去,五个大人,一个小孩,连下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了。陈刚姐姐很会说,一边喂吃陈刚打回来的炒粉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她的遭遇。
  原来这一对男女刚从家里过来,是陈刚的姐姐姐夫。他们十年前便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家里读小学。但在农村,没有儿子的人家是被人看不起的。更重要的是,没有儿子第了便没人奉养。和很多农村夫妻一样,他们鼓足了劲想生个儿子。谁知连怀了几个,到五六个月时,托人到医院B超一检查,全是女孩,于是全部打掉了。
  刚才被打的那个女孩,腿有点腐,是因为怀孕的时候,夫妻俩急着要打掉,从第一个月起便不断做B超,想判断是男是女。到第五个月终于得知是女孩了,再想打时,被医生告知,因打胎太多,孕妇子宫壁己薄得象一张纸了,再打胎就很难怀上了,这才被迫生下的。谁知因为怀孕期间B超做得太多,孩子生下来就有一条腿是跛的。
  这次怀孕,当地计生办得知后,便派人到处找他们。因为己是第三个孩子了,若被计生办逮到,一定会送到结扎的,两人只好带着小女儿东躲西藏的。计生办的人急了,便带人扒了他们家的三间瓦房,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他们就更不敢回去了。
132。
  因为姐夫的兄弟姐妹早有了准备,把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寄放到别处,父母也送到了远处的亲戚家,计生办的人在姐夫家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可不甘心,于是大队人马又转而扑向邻村的陈刚家。陈刚家的人万没想到嫁出的女儿也会牵连到退家,家里的值钱东西一件不剩,还把陈刚年迈的父母关了起来。并扬言,孕妇一天不去结扎,就一天不放人!
  陈刚的姐姐姐夫和很多被逮去做计划生育的人一样,为了能生儿子,放弃了家,放弃了老人,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一路逃票来投奔陈刚。
  他们来东莞了,苦的是陈刚的父母。以前,为逼人去堕胎或结扎,计生办的人只抓男方父母关起来的。陈刚的两个哥哥先后为生男孩躲避过计划生育,父母因此连续几次被计生办的人关起来。幸好计生办的人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在将人家值钱东西搬走时,总要给那家留下点赖以活命的口粮的。还在上学的陈刚只好自己做饭,做完再给被关村部小屋中的父母送去。
  没想到两个哥哥刚刚不需要躲避计划生育了,姐姐却还在躲,并且现在连女方家也不放过了,陈刚父母刚刚松了一口气,又被关进去了。
  听到这里,陈刚难过地说:“爸爸妈妈一辈子没过一天好日子。”
  姐姐说:“可不是嘛,就算我生下了肚子的孩子,也许又轮到你了呢。”说这话时,她眼睛看都不看丽娟。反而对我,她还算抬了几次眼皮。有几次丽娟讪笑着接她的话;她理都不理。
  我感觉屋内的气氛怪怪的,又热得要命,便再也坐不下去了。我要要走时,丽娟也跟了上来。因为房子让给了姐姐姐夫了,她和陈刚都要回厂里睡,正好她车间有一个同事请假了,留有一张空床。
  我有些奇怪:“为什么不跟陈刚一起回呢?”
  丽娟闷声说:“他要留下来锁门的呢。”
  我更疑惑了:“你和李梅不是都请别人锁门的吗?”
  丽娟难过地说:“主要是人家一家人想说知心话呢,你没看他姐姐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我惊讶地问:“为什么?你配陈刚可是足足有余呢!”
  丽娟叹了一口气:“还不是因为去看丢的那一万块钱,他姐姐刚来就暗示陈刚,说那一万元钱可能被我私吞了呢?”
  我愤愤不平道:“我是亲眼看到的,她怎么那么不讲理,我去跟她说去!”
  丽娟赶忙拦住我:“算了,由她去吧,他们己经决定买一辆旧三轮车,专门卖菠萝、甘蔗什么的,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久的。”
  我担忧地说:“做小贩?听说经常被治安队抓的,要是被逮到,三轮车没收,还要拿钱赎人呢。”
  丽娟唉声叹气:“可除了做这些,实在是无路可走了呢。对了,海燕,你不是一直想好好睡一觉吗?怎么好不容易放假你不睡觉呢?是不是有什么事?”
  丽娟心情不好,我当然不可能再给他们增加烦恼,故意轻快地说:“我还能有什么事?说是想你了,想看看你呗。”
133。
  丽娟车间的宿舍和我们宿舍相隔好远,刚进厂门我们就分手了。最后的希望破灭了,癌症的阴影和死亡的恐惧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浑身无力,感觉自己真的快死了。
  路两旁的草丛中四散坐着闲谈的人们,难得一晚不加班,这样的闲谈也是我们繁忙而枯躁的打工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吧。手头宽裕的人,还会买一些瓜子、几瓶饮料,边吃边谈,气氛很是热烈。可惜,这短如闪电般的快乐也己经不属于我了。
  快要走过草坪时,忽然从一颗柱子旁闪过一个人来,那个轻声对我说:“你终于回来了,我等了你好久呢。”
  借着昏黄的路灯,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沈洲。现在,我感到自己好脆弱,脆弱好想趴在谁的怀里痛哭一场,就象小时候趴在妈妈怀里那样。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需要一个人照顾我、安慰我。但在东莞这么久的耳沾目沾让我明白,除了丽娟,没有哪个女同事会无私地帮助我。而能向我伸出救援之手的,只有男同事。当然,这种帮助也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此时此刻,就算有一只小猫小狗靠近我,我都会感到温暖的,何况是这个一直关注我的男人呢?
  正因为如此,我本想没好气地用祈使句反问他:“等我干嘛!”但话一出口,却是软绵绵的,结果就变成了带着某种需求的疑问句:“等我干嘛?”
  以前我一直是一副拒他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他当然听出了我语气的变化,急急表白道:“这段时间我总感觉你有心事,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吗?”
  不过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我却感到是这么温暖。刚才无所依傍的心似乎找到了归宿一般,委屈的泪水涌出眼眶,我犹豫了一下,哽咽着说:“我,我生了好重的病。”
  他显然愣了一下,有些紧张地问:“什么病?没那么严重吗?”
  我痛苦地说:“是真的,我肩膀上起了两个粉刺,好久都没有消,现在变得和鸡蛋一样大了,一碰到衣服就疼。”
  他松了一口气,不以为意道:“那没事的,肯定是太热气了。”
  我颤抖着声音说:“我,我以为是癌症。”
  他说:“在外打工最怕生病了。去看医生吧,不过不要去医院,太黑了。我知道一家私人诊所,虽然是黑诊所,不过很多人都去哪里看病的。”
  听了这话,我仿佛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般,急切地问:“真的吗?真的吗?告诉我在哪里?我现在就要去!”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都十点多了,这样吧,明天晚上你不要加班了,我带你!”
我连连点头:“好的,好的。”生怕他变卦不带我去!
134。
  想着明天去看医生,就可以确定我是不是得的癌症了,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我的病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了;怕的是,倘若真的查出是癌症怎么办?这样翻来覆去,直到下半夜才进入梦乡。
  因为有了昨晚的约定,在车间里再看到沈洲时,就感到有些难为情。他反而没事人一般,只是别有深意地冲我笑笑,似乎和我有了某种默契般。要是以前,我会讨厌他这种带有某种虚假的笑,但现在,我感觉这笑是那么温暖。我甚至想,倘若真的和他走在一起,我在东莞就不再是孤单的了。
  只是下午,我又为晚上请假的事担忧起来。虽然我们是计件,工资的多少是以包装件数来衡量的,与上班时间并无关系。但晚上没请假不来加班,是要做旷工处理的,旷工便要倒扣工资。但现在赶货,请假非常难。
  在段明兰的提醒下,我到车间文员处领了一张请假条,填好后我找到周桂枝,怯怯地说:“周组长,我晚上不能来加班了,请病假。”
  周桂枝竟然冲我友好地笑笑:“沈洲和我说了,你以后晚上可以不加班了,什么时候病好什么时候再开始加班。”边说边接过我的请假单,改动了一下,飞快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心里一热,连声说:“谢谢,谢谢。”抬头正看到沈洲,我送过去一个感激的眼神,他微微一笑。
  请假非常顺利,从周桂枝到经理一路批下来,我忽然感觉这个车间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冰冷,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沈洲。段明兰说得没错,找一个靠山就没人欺负了,现在我还没和沈洲正式拍拖,己经享受特权待遇了。每个人都知道,赶货期间,想请一天假都比登天还难的呢,即便是病假。
  我忽然意识到,特权,是无处不在的!
  吃过晚饭,我直接回了宿舍。一般来说,计件工是直落打卡的,吃过饭直接进入车间。但计时工,比如查衫员、清洁工吃过饭都要回宿舍休息一下的。我回宿舍时,宿舍里己经有了几个人。我和她们打了声招呼,正要拿水桶去冲凉,便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礼貌的男声:“请问,杨海燕住在这里吗?”
  我回头一看,竟是沈洲。只见他脱下厂服,换上白衣蓝裤,带着眼镜,竟有了几分斯文儒雅。几个女孩子便大喊大叫:“杨海燕,有人找!”
  朱素贞还故意逗他:“沈大主管,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进来坐坐呀!”
  沈洲一直微笑着,推了推眼镜,好脾气地说:“不了,下次吧。”
  我赶忙将水桶又放回床底,红着脸跟他往外走。身后还传来女孩子七嘴八舌的叫声:“沈洲,明天要买拖糖啊。”
  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脸涨得通红。我们宿舍和前后的宿舍,住的都是普通员工,职员级别是住在别的宿舍的。现在IE主管大驾光临,引得很多目光纷纷朝向我们,特别是很多女孩子,眼光中满是羡慕与嫉妒,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觉前面相貌普通的他,也英俊挺拔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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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和男孩子出去,虽然明知道是看病,但多少有些约会的感觉,非常难为情。他还是憨憨地笑着,走到厂门口时,他让我等了一下,不知从哪里推出一辆自行车。  值班保安和进出厂门的人,都暖昧地看着我们,别有深意。甚至有他部门还有一个工程师看到我们,还故意和他打着招呼:“老大,逛街啊。”
  我恨不得有一个地洞钻进去,与此同时,心里也有些感慨,这个工程师平时在车间傲得不得了,从来不拿正眼看一个普通员工的。现在我和他的主管走在一起了,我感觉自己的身份似乎无形中高了许多。尽管我知道有这种想法不好,但我还是遏制不住让自己这某种想法。
  路其实不算很远,但坐在一个并不熟悉的男人的自行车后面,我非常别所需。自从和他走出厂门,我一直是低眉顺眼的,坐在后座上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十分拘谨。自行车先是在大路上行驶,接着进入一个村庄,然后七拐八拐的,最后在一栋陈旧的楼房前停下来。
  楼房很是偏僻,但门口却不时有人进进出出,这些大多穿着工衣,大约都是来看病的人。门前也没有什么医院或看病字样的标识,我有些疑惑地望了浓洲一眼。他赶忙解释道:“这里的医生是一个同事的堂哥开的,他在家时是一家县医院的主治医师,医术还不错。来看病的都是熟人带来的,怕上面来人查。”
  我心里虽然还有些犹豫,但医院是去不起的,除此而外,没有别的办法呢。这样想着,便跟他走了进去。
  房间是很普通的一房一厅,厅里零乱地摆着一张床铺煤气灶等等东西,和普通的住户没什么区别。稍和别人家不同的是,床边有一张破旧的办公桌,桌边放着两把椅子。此刻,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正在给一个男孩看病。这大约就是医生了,医生见到我们进来,冲沈洲点点头,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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