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地用手杖敲打他的小腿，责骂道：“哎呀，好好坐着。”
由此可见，“夷”似乎是对坐姿不雅部落的称呼，也或许是由于南方生活环境多潮湿，当地人担心弄湿衣服，不方便正坐，于是养成了蹲的习惯。东方有许多被称为“夷”的部落，如同称文明圈内诸国为“诸夏”一样，众多的夷族部落被统称为“九夷”。据《论语 ·子罕》记载：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当时通往中原的道路尚未开通，因此孔子常说些悲观的话。《论语·公冶长》中也有记载：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海，指中国东部的大海。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乘船亡命海外。同样是亡命，而孔子选择了夷居住的东方。
或许当时有人想要去九夷之国，但嫌弃那里简陋（生活条件差）。对于这种看法，孔子认为：“君子如果想要在那里居住，还嫌弃什么肮脏简陋呢？”
这样解释，便与认为乱世中华不如和平夷狄的说法想抵触了。因此，新注中——夷狄尚有治理国家的君主，而中华却没有——这样的解释更为合理，表现出对没有前途的中华充满了失望之意，从而将东方的夷地作为了亡命之所。
伊藤仁斋认为，孔子之所以选择要离开中华，前往夷地，是由于日本国比中华更美好。比卑弥呼时代还要早七百年的日本是如何将国内的信息传递给孔子的呢？当时的日本尚处于绳文时代，而在中华好比处于繁华都市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日本的条件确实过于简陋，而伊藤仁斋认为孔子向往日本的美好生活，这种解释也是种中华思想的体现。狄生徂徕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认为日本的优秀显而易见，根本无需从《论语》中寻找根据。徂徕的中华思想比仁斋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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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夷狄（1）
《孟子》中有记载：“舜，东夷之人也。”舜是中国传说中的圣天子。尧舜被并誉为古代黄金时代的帝王，深受儒教的尊敬。而理想的圣天子如果出身东夷的话，就不应该对夷有蔑视之意。
1832年，在清政府施行锁国政策时期，被派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号为了调查通商情况，在各地引起了矛盾。根据法律规定，除广州外，其他任何地区禁止外国船只入港，于是各地官员严防阿美士德号停靠。“阿美士德”号来到上海港，向地方长官吴其泰出示了开港后可以带来可观利益的信件。吴其泰对其作出了公文回复，说明了上海当地限制对外贸易，要求对方尽快离开去广州交易。然而由于吴其泰在文中，称英国商人为“夷商”，“阿美士德”号对此极为不满，并提出抗议，声称不堪此辱，这关乎自己国家的颜面，大英帝国不是夷国，只是外国。
对此，吴其泰解释道，“夷”绝非蔑称，而是“外国”的同义词，并引用了《孟子》中的句子。然而对方并没有就此罢休。“阿美士德”号上有一位中熟知中国典故的传道士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ngust Gutzlaff，英文名 Charles Gutzlaff，1803一1851，亦译作郭实腊、郭施拉，德国人），在表示抗议的信中引用了宋朝苏东坡（1037—1101）文章中的一句话：
夷狄，治之以不治。
其中“夷”明显有蔑视之意。最终上海长官将“夷商”改为“该商”，含糊其辞，从而平息了事态。
这个事例说明了在孟子时代（公元前 3世纪左右），“夷”只是地名，而到了苏东坡的时代已经成为了一种蔑称。春秋战国时期，夷也作为地名，但是指偏远落后的地区，其中已经有蔑视的意味。
有种说法认为，中国是由夏文明和夷文明结合而成。历史学家傅斯年（1896—1950）于 1935年发表了名为《夷夏东西说》的论文。文中阐述了，史书是按照尧、舜、夏、商、周的顺序来记载历史的，这种记述方式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历史，然而实际上在西方夏政权存在之际，东方有夷政权与之并存。
还有一种说法，东部沿海地方的夷族一派西进，建立了殷，然而对此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并且据甲骨文记载，殷具有东方民族的性格，并且与夷族接触较多。按照傅斯年所说，由西东进的周应属夏族。
夏与夷本是同时存在，然而在夷系殷被灭后，夏系周扩大了统治区域，并在此后夏系秦统一天下，于是夏成为了重点，而夷被排挤到了边境地区，于是“夷”便成为一种蔑称。
自称为殷人的孔子，从出生来看与夷系相近，然而他所崇拜的周公却是夏系文化的代表。可以说“儒”是诞生于夷系殷的巫术，而融入了夏系礼乐体制之中。如果对《夷夏东西说》进行注解，那么所谓中华便是由夷与夏的联姻而生。这样一来，孔子本人和宗教之儒的出身都是一样的。
中华思想，有唯我独尊之意，虽然这种思想是以夏系与夷系的混血形态而存在的。
无论是神话还是传说都是从不同角度来反映历史事实的。例如，日本神话高天原中的天孙降临传说便反映出，日本民族的远祖来自海外。
《史记 ·五帝本纪》中关于四夷的传说如下：尧为天子时，舜辅佐在其左右。讙兜（人名）推荐了共工（人名）担任工师（百工之长），但由于共工淫辟（放纵邪僻）导致任务失败。负责治水的鲧（人名）未能抑制住洪水，从而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且由于三苗族在江淮（长江、淮河）、荆州一带为乱，导致政治混乱。于是尧听从了舜的进言，“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讙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中反复用到了“以变……”句型，如“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这句话的意思是，将共工放逐于北狄地区，使之同化为北狄。当时，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都生活在原来的边境地区，是中央流放发配犯人之所。以上虽是神话传说，但就四夷诞生而言还是可以作为参考的。可以说鲧是东夷的始祖，共工是北狄的始祖，讙兜是南蛮的始祖，三苗是西戎的始祖。
所谓夷狄（2）
从这个神话中可以得知，居住在中国边境的居民夷狄蛮戎，原本也是生活在中原地区，但由于犯下过失，于是被流放到了边境。这些犯人是从文明最为浓厚的中枢地区被强制发配到了文明意识淡薄的边境地区。
被称为中原的文明中心地，曾经也处于民族混居的状态。中国诗书中有一大特征：从《史记》到《汉书》，正史记载开始采用了纪传体形式，众多民族相继登场，关于这些民族的风俗和习惯，如文身、断发、发型、服装及居住情况等都有过描写，但唯独对外貌身体特征没有记载！
希罗多德的《历史》曾详细描述了民族的体貌特征。例如，关于居住在阿尔泰山脉西南麓的阿尔吉帕民族的描述如下：民族中，无论男女都是秃顶，狮子鼻子，长下巴。《日本书纪》中也有关于土蜘蛛部落的体貌特征描写：身短，手长。被认为极为饶舌的《史记》中竟然没有关于外族体貌特征的描写，令人不可思议。中国的史书中，描写民族身体特征的是《三国志》中《魏志 ·倭人传》的一段记载：
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
这被认为是最初关于身体特征的描写。《魏志·东夷传》中讲到“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对体态特征曾进行过简单描述。
唐初（7世纪前半期）编写而成的《晋书》，对 350年一件事件的记载中，曾详细地描述了身体的特征。
319年，匈奴系的羯族王氏定都于邺，建立了后赵王朝。 350年，汉族将军冉闵发动武装政变，对羯族展开了一次大屠杀活动，死者多达二十余万人。《晋书》中写道：
高鼻多须者至有滥死者半。
汉族中高鼻梁、多胡须之人，被误当成匈奴系羯族人杀掉的，占到被杀人数的一半。
这里并没有对民族体态特征进行描写，只是讲述了在恐怖的大屠杀中有许多人被误杀，但也涉及民族身体特征。
当时社会处于民族大迁移时期。有一种说法，当时震惊欧洲的北匈奴实际上是匈奴（ xiong…nu）的一个支流。当时会见匈奴首领阿提拉的东罗马使节随员中有位名叫普里斯科斯的欧洲历史学家，他对匈奴人的外貌进行了详细的描绘——身材矮小粗壮，一张大脸上镶嵌着一双灰色的小眼睛，鼻子扁平，没有胡须，头发稀少——与高鼻多须恰恰相反。
出生于法国的英国著名学者拉库伯里（ 1854—1894）曾不断提出一些新奇的论点，震惊世人。他认为，匈奴是政权名称而非民族名。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草原上的许多游牧民族，在优秀的游牧领袖出现后，便会服从对方的领导。蒙古民族、土耳其民族、斯基泰民族，等等，他们在优秀的指导者领导下，生活可以得到保证，因此甘愿服从听命于他。这样一来，各民族之间便产生了混血儿。
既有高鼻子的人，也有扁平鼻子的人，身体特征差异不太明显，自然也不会有这方面的专门记载。据《晋书》记载，后赵冉闵屠杀的二十万人中，有一半属于汉族人被误认为匈奴羯族人而被杀死。由于《晋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妖魔鬼怪之事和神奇不经之语，因此被普遍认为可信度不高。然而《晋书》毕竟是正史，即便二十多万的一半有所夸大其词，那么至少有数万人被杀。容貌的相似，除了由于生活样式相似以外，混血也是原因之一。
为什么要提及这些呢？因为我认为，古代中原多个民族杂居，互相影响，并产生了混血儿，犯下过失的集团便被流放到边境，从而形成了夷狄蛮戎，因此关于夷及狄外貌如何，即便是想描写却也无从写起。
生活于中原具有中华思想的人民，其实并非单一民族。他们所处的环境，可以被称为国际化社会，而他们引以为豪的也并非血统，而是文明。文明程度高的地区便被称为“诸夏”。在此背景下，儒家也成为一种文明主义。如果诸夏是以血统为骄傲，那么必然会对夷狄蛮戎的身体特征详细描写，以区别于自己。诸夏将文明作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儒家重视礼乐，更注重学问，这使得文明程度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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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史观
毫无疑问，儒教助长了中华思想。初次接触诸夏文明的人，尤其是对于其中的绚丽部分，往往会为之倾倒。
塞外人民在进入他们所称的“汉地”时，往往会被中国文明同化。我认为，塞外的游牧民族也是具有中华思想的。在他们看来，在广阔的草原上骑马放牧，要比中原人整天匍匐在地上靠种植为生舒服自在得多。然而正是这些匍匐在地上辛勤耕作的农夫们，靠劳动积累创造出了绚丽的都市文明，因此塞外人在进入中原后难免不为这种文明折服。
鲜卑族是北亚游牧民族之一。据史书记载，鲜卑族为东胡后裔，其语言属于土耳其语系。继西晋灭亡后，鲜卑族拓跋部在386年建立了北魏王朝。
虽以王朝自称，但实际统辖的区域不过山西北部。北魏迁都平城（现在的山西省大同市）后，推翻了中国北方的各个政权，统一了江北地区（长江以北）。第六代皇帝孝文帝（ 471—499年在位）时，迁都洛阳，采取了汉化政策。
首先，废掉鲜卑族的“拓跋”姓氏，改姓“元”。白居易的好友、唐代诗人元稹（ 779—831）自称为北魏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 338—376年在位）的第十代子孙。唐代的另一位晋升为都督的文人元结（ 719—772）也自称为北魏皇室的后裔。金代的大诗人元好问（ 1190—1257）在其墓铭上说自己出身于拓跋一族，并以身为元结的子孙而自豪。
征服者强迫被征服者改姓，这容易理解，而在北魏，征服者却要求自己的民族改姓汉姓。
其次，禁胡服。“胡”指鲜卑族拓跋部，也称北族。“胡服”是骑马民族特有的服装，在改革中被禁止穿着，北族也要穿戴汉族服饰。决定性的同化政策便是禁胡语。鲜卑语属于土耳其语系，被禁用后，要求使用汉语。
此外，孝文帝还奖励北族与中国民族通婚。这种改变人种的彻底“汉化”政策，或许便是由于孝文帝被绚丽的中原文化所倾倒吧，抑或不仅如此。
大约在孝文帝即位二十年前，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发生了“国史案”。北魏最大的实力者汉族宰相崔浩（381—450）奉太武帝之命编纂《国记》。崔浩按照中国历史的编纂传统，采取了
——务从实录
的方针。如果按照历史实施记载，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