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成功，与吴频繁北伐从而导致国力衰退有关。吴王夫差最初北上伐鲁，孔子弟子子贡于公元前 488年作为鲁国的外交代表与吴交涉，会见太宰嚭。当时，吴提出要用百牢来作为宴请。一牢为一牛、一羊、一猪。子贡拒绝了吴的要求，原因是，根据周的惯例，宴请天子不过十二牢，公为九牢，伯六牢。《史记 ·鲁周公世家》中记载如下：
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文身指刺青，乃吴之风习。中原视之为蛮夷风习。吴王夫差号称自己不是听命于周天子的中原人民，因此不应受周朝惯例的限制。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百牢的要求。
子贡以鲁国代言人的身份与吴交涉时，孔子六十四岁。五年后，子贡再次与吴交涉，当时孔子仍然建在。
孔子时代，称霸长江下游的吴，尚不知周礼。儒家则极为重视周礼。吴王在听说周礼后，便突然改变了态度，撤回了百牢的要求。
关于自称为蛮夷的吴国，曾有一个建国传说。相传本应为成为周天子的泰伯，将王位让与其弟季历（文王之父）后出奔，在南方开创了吴国。因此，吴王没有无视周礼，或与此传说有关。
由此可见，孔子时代，儒家仅存在于中原，但是在像吴这样的蛮夷之地，也具备接受儒学的基础。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侍奉于吴王夫差之父，与孔子同时代。《兵法》论述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技巧。与歧视技术的儒教思想相对立的法家思想，在蛮夷之地上发展起来。前面曾讲到，儒家具有极强的吸纳力，因此在子贡与吴交涉的过程中，儒家极可能吸收了南方重视技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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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条到教养（1）
春秋战国（前771—前221）时期，各国尚处于温饱未解决、竞争残酷的时代。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须不断努力，因此各个诸侯都十分重视富国强兵之道。而儒家并不重视此，这是其反体制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乱世被平定后，以孝为先、强调秩序的儒家，便成为符合体制需要的思想体系。汉武帝虽然将儒家国教化，但并不意味着摒弃了其他思想。武帝曾孙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被称为明君，他统治时采用的不仅仅是儒家思想。皇太子（此后的元帝）十分醉心于儒教，曾多次向其父谏言遵循儒之精神，治理国政。宣帝怒斥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王道指儒家仁道，霸道指其他治国之道，其中包括法家、兵家等重视技术的治国思想。皇太子对其父重用法家、严于刑罚极为不满。他再次进言要求多起用儒生时，宣帝道：“俗儒不达时宜。”将其斥退。意思是说，愚蠢的儒生还不能顺应时代，不能起用。看到儿子痴迷于儒教，宣帝不禁感叹：
乱我家者太子也。
意欲废掉太子。这在《汉书》中有载。然而太子之母皇后许氏是宣帝的糟糠之妻，被第二任皇后毒死，因此宣帝未将太子废掉。
痴迷于儒教的皇太子即位后，即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起用了众多儒生，施行儒教式统治，正如其父所担心的那样，汉王朝摇摇欲倾。元帝皇后王氏的外甥王莽最终篡夺了西汉政权。汉朝之所以被篡权，原因便是其未能建立强有力的政体。
元帝只采用王道进行统治的方式，最终导致失败。此后中国历代王朝都吸取了元帝失败的教训，以防重蹈覆辙。我认为，这是教条主义导致的失败，症结并不在王道即儒教。儒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单纯的教条主义必将导致失败。
简单回顾一下元帝的儒教政治。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段失败的统治是典型的反面教材。首先，儒教提倡农本主义，主张取消让商人获利的货币经济，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经济状态下——实际上，这种主张根本无法施行。施行盐铁专卖制度以及国家做买卖的行为，与儒家的精神也是相悖的。在这些政策被取消后，国家财政危机爆发了。因此过了没几年，这些政策又开始重新施行。朝令夕改，国民疲惫不堪，民不聊生，这都是政治混乱所导致的灾难。
宫廷费用的削减，貌似是善政，然而其目的并非为节约经费，仅仅是为效仿古代圣王的宫廷制度。
汉时，宫中有九庙，但古礼记载“天子七庙”，于是元帝便决定裁减两庙。应该裁减哪两个庙，便成了元帝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日日夜夜只讨论此事，完全无暇顾及民生问题。
王莽夺取汉朝政权后，建立了“新”王朝。他重蹈元帝的覆辙，仍然采取了儒教的教条主义政治，最终新朝只存在了十六年便灭亡了。
元帝认为国家不应从事买卖交易，曾一度取缔了盐铁的专卖政策。王莽认为让商人获利是与儒之农本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强化了专卖政策，独占利益。
王莽重新采用了周朝的“井田法”，导致天下大乱。天下土地皆为“王田”，禁止买卖。在禁止土地私人占有后，地方豪绅便被“撵”到了反对王莽的阵营中。
原来赐予匈奴首领的印为“玺”，王莽将其改为“章”。玺乃王印，而章为诸侯之印，这意味着匈奴首领被降格为诸侯。并且王莽将匈奴的名字改为“降奴”，这无异于向匈奴挑衅，结果引起了叛乱。王莽认为重视序列才能体现儒教的精神，于是将官名、地名都改为与周朝一致，比如长安被改为“常安”。改称匈奴为“降奴”后，“新”王朝的外交变得困难重重，后来又改称匈奴为“恭奴”——反复无常，如同儿戏。
从教条到教养（2）
据《论语·子路》记载，子路问孔子：“如果卫国的国王让您去主持政治的话，您首先会做什么呢？”孔子答曰：
必也正名乎！
“正名”的意思是纠正名分，使名与实相一致。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意思是，是这样的吗？那您就太迂腐了，纠正名分有什么用呢？
卫国灵公死后，其孙出公即位。灵公太子（后来的庄公）因与其夫人不和，出逃。太子认为他如果再回国，会令他的儿子下场可怜，于是决定在国外活动。正所谓父子之争。对此，子路询问孔子，有没有什么可行的对策，孔子答道“正名”，子路听后觉得索然无味。有诸多棘手的问题等着解决，而孔子却选择以正名为先。
孔子责怪子路，无论情况何等紧急，都应当先正名分。所谓的名分是指，谁是国君这一问题必须明确。而并非局长改称部长，副知事改称为知事。
王莽所为或许也是出于“正名”的考虑。然而改称“匈奴”为“降奴”，之后又改为“恭奴”——这决非“正名”。至于地名和官名的改称更是什么也算不上了。不过是“随意改动机构名称”罢了，除了增加麻烦，毫无意义。
儒教具有流于形式的弊病。王莽对“正名”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如果原本就意识到其本身具有流于形式性、教条性的弱点，那么在采用时就应当尽量避免。儒教的教条主义的愚昧在元帝和王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避开了教条主义，儒教开始向教养主义倾斜。虽然儒教具有国教性地位，但是排他性较弱，作为众多教养之一，即oneofthem，仅仅是主流文化的一种。譬如，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匡复汉朝的东汉光武帝刘秀（25—57年在位）是一位学习儒教的君主，同时还研究谶纬等预言书之类。谶纬不属于儒教的范畴。据文献记载，光武帝之子楚王刘英（57—75年在位）是中国最初的佛教信徒。他对佛教理解到什么程度尚不明确，然而由“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便可看出，他不仅是黄老之信徒，而且还是佛教信徒。
老庄一派也在佛教的影响下，组织成立了教团。其中“太平道”道教集团的叛乱拉开了三国*时代的大幕。同一时代，四川方面存在着名为“五斗米道”的道教集团，后来为曹操（155—220）所降伏。
儒教通过向道教和佛教学习，保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道教同佛教间经常展开论战。*佛教的发端便是由道教方面挑起的。儒教却不曾参与论战。
佛教经历了“三武一宗法难”。其中最后一宗，即后周世宗，是在955年施行“废佛”，严格来讲，并非“废佛”，只是规定僧尼在出家时要通过考试，对堕落的佛教进行了改革。而其他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446年）、北周武帝（574年）和唐武宗（845年）。北魏太武帝的发难是由道士寇谦之和道教信徒崔浩挑起，北周武帝发难的主角是道士卫元嵩和张宾。唐武帝废佛，即所谓“会昌废佛”，是由道士赵归真的调唆而引起。据说当时留学于唐的日本僧人圆仁（慈觉大师），也被强制还俗。
在北周武帝施行的废佛中，除儒、道、佛三教外，还召集了文武百官两千余人展开了大论战。儒教虽在其中，但这只是道佛之间的对决。
最初的论战发生于天和四年（569），在大德殿举行，武帝亲自出席，
聚集了数百名官员、道士和沙门。据《周书》记载，只是
——讨论释老义。
释，即佛教；老，即道教。儒教不在讨论之列。
建德二年（573）十二月，武帝出席，集群臣、沙门、道士
——辨释三教先后。
这里出现了儒教。按照优劣对三教排序，结果为儒、道、佛。次年五月，武帝再次下诏：
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僧尼）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道佛之争进入白热化，儒教却只在一旁观战，成为最终的胜利者，道、佛打成平局，不分胜负。
无论是道教信徒还是佛教信徒，都是站在儒教的立场上。北齐颜之推（531—595？）在《颜氏家训》一书中论述了佛教的五戒与儒教的五常一致的观点。此观点得到了普遍肯定。
即便是在教养主义时代，儒教依然保持了与中国等身大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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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之儒（1）
经过了教养主义，儒教开始转变为受试主义，这种说法略带讽刺意味。北周武帝排除掉道教和佛教后，将儒教作为国家的思想基础，而儒教原本就是以国教的身份而存在的。汉代儒教之劲敌——曾号称国教的佛教已经不复存在，道教中的大多数人也都变身为隐者，逃离了世俗，于是儒教的对手都不存在了。受佛教的影响的老庄集团经过组织化、系统化后，成为儒教的竞争对手。然而，儒教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佛教、道教便被北周武帝认为过于陈腐，从此一蹶不振。之后，北周外戚杨氏篡夺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王朝。
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朝。宣称为儒教之国的北周政权体制，被隋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
科举之前的官吏录用主要是通过中央高官及地方长官（郡太守）根据德目进行推荐。所谓的德目包括“贤良方正”、“直言”、“明经”、“有道”、“茂才”、“孝廉”。这些德目也有先后，其中“孝廉”为最上，若能以此被荐，那么很快便可出人头地。孝敬父母且清廉之人自然是儒教的遵循者。除“孝廉”外，其他德目也是如此，都属儒教的范畴。
该推荐法被称为“选举”，与现在的选举截然不同。古代的这种选举有一定弊端，通过推荐被录用的人，不得不听从于推荐他的人。这就很容易产生派系斗争。
推荐一方责任也很重大，如果自己推荐的人物有不合规矩的行为，那么自己将被迫承担连带责任，连坐也时有发生，甚至会丢掉性命。因此有才能之人往往很难从这种制度下诞生。工作能力强的人往往会到处引发祸端，而平庸之辈却能相安无事。在这种体制下，锋芒毕露、才华出众者很难有出头之日。
由于承担连带责任后果会很严重，所以即便有符合条件之人，也不愿意推荐。于是“推荐”便被规定为一种义务。否则，官员们便会以“今年无符合条件者”为由，推卸责任。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山东淄川国推荐了公孙弘，当时公孙弘已年过七旬。此人年轻时身为狱吏，因过失被免职，之后在海边养猪为生。六十岁时再度出仕为官，作为出使匈奴的使节团员，由于不能正确传达皇帝之意，便告病还乡。七十岁时被地方官员再度推荐，他推辞说：“我是有过失之人，请推荐其他人吧。”然而地方长官不答应。公孙弘原本以为到了七十岁便可以高挂安全牌了，可没想到还是被地方长官再度推荐。经过地方长官的再三恳求，公孙弘不得不上京任职。年事已高的公孙弘在官界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