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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声称，此次叛乱并非针对大清帝国，而关乎名教的存亡。
所谓“名教”，即关于名分的教义，在此为儒教的别名。声称*此次叛乱是为了“保护儒教”，而非“保护王朝”。他认为这样号召更为奏效，于是便以此作了一篇檄文。同样，许多人认为清王朝被推翻事小，儒教被推翻事大。
太平天国方面对满洲政权进行了恶意的谩骂，诸如“妖魔”、“丑贱”、“猪狗”，但未曾涉及儒教。关于佛教，太平天国方面认为清王朝所供奉的菩萨神像等也都是蛇魔、妖怪等鬼卒。太平天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宗教团体，按说对于儒教，尤其是在礼拜问题上，应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但他们为了战术需要，同样抑制了“反儒教”的言论，并在檄文中号召“名儒学士”奋起反抗。
此时儒教似乎与中国等身大。政府方面对抗太平天国的义勇军组织者——湘军曾国藩、淮军李鸿章（ 1823—1901）也号召保护礼教，即“保护中国”的另一说法。曾国藩他们在选用这一说法时，选用了“礼教”，为了强调这种观点，曾国藩在他的檄文中提到了孔子和孟子。
有朋自远方来（1）
形容儒教与中国等身大，或许不甚严谨。在中国，除了儒教还有老庄思想，有人将此混为一谈，但严格来说，两者并不相同。
可以认为“老庄”思想存在于“孔孟”思想的内部，儒教的形式主义渗入到了其内部。有人虽读的是《论语》等孔孟之书，但在生活中却体现出老子的思考方式，并且大多当事人浑然不觉。
《论语》在开篇第一页写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朋友从远方来，这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吗？——以向对方询问的形式出现。
太古时期，中国的文章都刻在龟壳或甲骨上，十分费事，因此撰写者便尽量简化文字，省略多余成分。考虑到当时人们可以根据常理理解，便毫不犹豫地舍弃部分信息，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常理也发生了演变，当时认为没有争议的文句，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后便有可能产生歧义。
《论语》中就有很多句子，既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没有定论。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贝塚茂树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解释：
——有朋，自远方前来比较……
“方”字确实有“比较”的意思。根据诸桥辙次《大汉和词典》和中华书局《辞海》的解释，“比较”确实是该字最初的含义。因此，对这句话的解释也不能断然说不对。这就是汉文难学的原因，也是其有趣之处。根据贝塚先生的断句可以判断出，从远方来的朋友应该是两人以上，较之平常解释增加了“热闹”的语气。
这一节讲述了孔子以与人交往、广交朋友为乐，可见儒家重视社交。贝塚先生的解释似乎更能烘托这种氛围。
然而，中国的另一种权威的老庄思想，则主张“小国寡民”——国家以面积小且人口少为佳。在《老子》中有记载：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意思是，有可以听到鸡犬之声的邻国——也可以说是邻村，然而居民们至死不曾有过往来。这便是这句话所描述的理想状态。有往来必然会产生矛盾，没有来往便没有纠纷。《论语》在开篇之初便提出了喜好社交的观点，而《老子》在结尾部分（在全书八十一章中的第八十章）提出了这种非社交性的“小国寡民”的理想。
来客，尤其是远到之客更要厚待——如同在《论语》开篇所提到的那样，这也是儒家的德目之一。在孔子之前具有“儒之氛围”的时代，葵丘之盟中有一项协约提到“无忘宾旅”。
中华思想视外国为蛮夷，但是四夷因仰慕中华的德行远道而来，却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推古天皇十五年，小野妹子被派遣出使隋朝。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是派往大唐，但是当时为607年，中国历史尚处于隋朝时期。
据日本的国书记载：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隋炀帝（604—618年在位）看到此，甚为不悦，对鸿胪卿（外交礼仪大臣）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对此《隋书》中有记载。天无二日，世上也无两个天子。炀帝在被日本侮辱后并未动怒，只是觉得蛮夷之辈纯属无知，不晓得国书的写法，心里不太畅快。“勿复以闻”是指，今后不要再通报此类不知礼仪的文书了。据《隋书》记载：
明年，上（隋炀帝）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
适逢遣隋使小野妹子归国之际，隋炀帝便派遣裴世清（为避讳唐太宗李世民之名，在书中省略了“世”字。《隋书》写于唐代）将其护送回日本。蛮夷不知礼仪，也不追究。宾客毕竟为宾客，始终都要以礼相待——或许这就是当时的想法。
有朋自远方来（2）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也称元宵节。此日有通宵欢庆、观赏节目的习俗，始于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当时各蕃酋长（使节或商队的队长）齐聚洛阳，在端门大街举行活动：
盛陈百戏（指杂技等表演），戏场周围五千步（一步约为米），执丝竹（管弦乐器）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场面热闹非凡，酒和食物都是免费提供，外国人评价当时：“中国，富饶之地，酒食可免费享用。”
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每个王朝都像隋朝一样好客。既然说到“不亦乐乎”，那么对英国等欧洲国家也应表现得友好。然而，英国使节乔治·马戛尔尼（1793）和威廉·皮特·阿美士德（1816）曾两次会见中国皇帝，请求通商，都遭到了无情的拒绝。原因是清朝要求他们行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认为这是“中华思想”而拒绝参拜，因此清朝便拒绝与之通商。其根源，在于厌恶交往的本性。隋代表现出的是孔孟的“有朋自远方来……”的思想，而清朝则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老庄思想。交往过多，麻烦也多。明代施行了海禁政策，而倭寇活动猖獗。有些政府高官曾建议适当放松海禁政策。
在此之前受孔孟思想指导，从现在开始受老庄思想指导——界限并不能划分清楚。“儒”具有保持事物多面性的特质。
我们习惯于将孔孟思想和老庄思想统称为“儒”，但严格来讲这并不合适。孔孟可比作红线，老庄比作白线，两者要合成一条绳，就要把它们紧紧拧在一起。老庄好思虑，孔孟好社交，因此红色便较为醒目。拧在一起，白色便容易被红色吸收。如果对这条绳命名，那么必然会将吸收力强的一方作为代表。也许所谓的“儒”并不纯粹，其中吸纳了许多其他的成分，但是我们习惯将之统称为“儒”，于是“儒”便逐渐与中国等身大了。
传说老庄也是诞生于古代巫祝阶层，与儒从同一条枝干上分出，因此可以将“儒”看作善于内向思考的老庄与长于外向实践的孔孟之和。在被称为“诸子百家”的时代，世人都在思考时代发展这一主题。对此达成的统一共识，便是必须打破现状。儒家本来便是反体制性的，而老庄、墨子以及现在查无实证的杨子，也均属于反体制性的思想。
杨子的著作被流传下来，传记也不清楚。根据《孟子》和《淮南子》等书中记载，可以对其学说有大概的了解。据《孟子·尽心上》记载：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由此便可看出杨子彻底的个人主义思想。如果做一件事情能够为天下带来利益，但对于自己无利可图，即便仅仅是拔掉自己的一根毛发，也不能接受的。这与提倡兼爱（博爱）、利他主义的墨子恰恰相反。《淮南子》中杨子对墨子进行了批判，并声称：
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物”，指外界。这句话意思为，拒绝外界的干涉和影响，保持个人的本性——这便是杨子追求的理想。虽然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但是由此便可以看出他不仅仅追求利己主义，而且还有要求确立自我、毫不动摇的坚韧思想。这样的人，在掌权者看来是很大的麻烦。中国古代政府一向主张干涉主义，如果反对干涉的国民越来越多，那么为政者必然会很苦恼。因此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便不难理解了。毕竟焚书坑儒不是秦始皇的特权。
有朋自远方来（3）
孔孟和老庄是缠绕在一起的绳，之所以能够拧在一起，与他们都属于反体制的本性分不开。“反体制”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墨子的博爱主义也好，杨子强韧的个人主义也罢，或许都以不同形式，多少融入了“儒”中。尤其在反体制这一立场上，墨、杨两家的思想尤甚。
相传，杨子姓杨名朱，庄子的姓名为庄周。两者读音有相似之处，因此有人猜测杨朱、庄周实为一人。
在百花齐放的诸子百家时代，思想家们都在思索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站在对立面的为政者对此极其反感，不愿施行改革。然而时代发展到了转折点，就必须选择改革的道路。诸子百家的思想虽然被体制接纳，例如儒学发展为体制化，墨学曾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等，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作出了让步、妥协，甚至不得不摒弃部分思想。
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儒教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痛斥儒教在汉代时便卖身于体制，具有极度的保守性。五四时期的反儒活动中，曾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诚然，儒教的保守性阻碍了近代化的进程。
19世纪末，遭受甲午中日战争战败打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这些改革主要是以俄国的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为参考，来施行革新运动。领军人物便是康有为（1858—1927）。他们的革新运动在保守派压制下，以失败而告终。1898年，史称“戊戌变法”及“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失败后，有人曾被逮捕，甚至被处以死刑。康有为几经周折终于逃脱，经由香港亡命日本。
经过这次轰轰烈烈的改革，领军人物康有为在流亡后变得极其保守，甚至沦为“保皇派”，因此备受谴责。然而作为学者，他却是一流的大家。其代表作有《孔子改制考》，发表于戊戌变法的前一年（1897）。
《论语》中有一句孔子的名言
——述而不作。
这是《述而》一篇的开篇之句，也是该篇篇名。意思是说，孔子他本人只是传授了别人之言，而不是由自己创作的，即只是祖述者并非创作者。该言论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孔子的谦逊之词。
然而，康有为认为孔子不仅仅是祖述者。孔子将周公制定的文物制度作为理想社会的规范，即礼乐，因此周公才是“儒”的创始者，孔子是其祖述者——孔子自己这么说，于是世人便信以为真。康有为将这种言论完全推翻，他认为，孔子理想中的礼乐，实际是由孔子自己制定的，只不过是假借周公之名罢了。
孔子生活的时代距离理想社会过于遥远，而将来或许会比较接近理想。孔子虽然为未来作出了设计，却假托了古人之名。也就是说，孔子为了实现改变现状的理想，借用了“周公”的权威。孔子真正的目的是改革——改变制度。《孔子改制考》便由此而来。这样一来，儒之先师孔子就不再是保守者，而是改革者，作为儒生，也应该学习先师，不能“述而不作”。尝试政治革新的康有为便做了孔子忠实的学徒。
孔子是改革者的说法，与儒家的文献记载中有多处相抵触的部分。
康有为便写了另一部《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并非指新的学问，“新”是篡夺前汉王位的王莽所建立的王朝之名。王莽为了将其篡夺政权的行为正当化，便使人伪作了许多经书。伪作者为刘歆。根据康有为的著作可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教文献不可全信。这种做法并非康有为的独创。四川出身的大儒廖平（1852—1932）便对此有过论述。
在通往近代的入口前，康有为将儒教作了一番装扮——儒，即孔子，并非阻碍近代化的保守怪物，而是叩响近代之门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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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近代之门（1）
辛亥革命胜利后，清王朝被推翻。 1911年为辛亥年，当年十月爆发的武昌起义也获得成功。
然而革命派没有掌握所有的胜利果实，而是与清朝最具势力的总理大臣袁世凯（ 1859—1916）达成妥协。革命派总帅孙文（ 1866—1925）就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在南北议和达成后，便让位于袁世凯。这表明了革命派力量不足，难以控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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