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一书中对儒家进行过猛烈的抨击：
富人有丧，乃大悦。曰：此衣食之端也。
对于专门从事丧葬之职的儒家来说，富人家里若有人去世，便很开心，因为可以从中捞取钱财，所以面对如此谴责也无语辩解。
然而，儒家虽然专职丧葬，但也四处*。在一个集落里一时间不会有太多的人去世，因此为了寻找更多的丧家，便不得不四处游走。在*中得以开阔眼界，因此儒家的知识（也可以说是信息）水平比一般人要高。到各处*的途中由于增长了见识，便可对他人从旁说教。对于世上那些迷失方向的烦恼的人，*的人往往可以提供参考意见。因此，作为丧葬事宜专家的儒家集团在发挥处事指南作用方面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墨家”也是一个四处*的集团。因此两者之间也会有竞争的成分。关于墨家说法不一。墨家的开山之祖墨子，名墨翟（前约468—前376）。“墨”究竟是不是姓，尚不明确。
第一种说法是，墨家是受过墨刑（一种刑法）的囚犯集团。第二种说法是，墨家是为了区别于自由民，在身上纹有刺青的奴隶集团。还有一种说法是，把奴隶劳动作为理想的集团。说法众多。
旅之集团（2）
在木匠使用的工具中，有一种是专门被用作标注测量记号的墨，于是有人推断墨家是工匠集团。
据说墨家擅长筑城，修建工事防御。墨家擅长防守，而且还精通各种防御兵器的制造。虽说墨家“善辩”，长于外交和宣传，然而，墨家的基干还是工匠。
东方若有弱国，便前往协力再建；西方若有国遭受侵犯，便前往支援防御。据说墨家这些活动都是无偿付出的，因此也未曾受到排挤。自然墨家也都是过着四处*的生活。
有诗云：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尝暖。
说的是，墨子终日在外*，家里的烟囱都还没有变黑；孔子也是四处周游，连坐下来把席子暖热的工夫都没有。由此可见，墨家和儒家在外出*这一点上比较相似。
据《史记》记载，墨翟为宋国的大夫。宋国，也就是殷代遗民之国。孔子的祖先也是殷人。
殷代文化呈现出极端的一极集中状态。殷末，位处西方的周逐渐兴起，对于中央而言，可谓西方之雄藩，但在文化上应不存在太大差别。而从青铜器来看，同一时代，殷可以制造出精美的器具，相比之下周的青铜器就相形见绌了。发掘情况也表明，殷代有可以称为天下至尊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周却远远不及。
不仅在青铜器的制造上，在建筑、土木、交通、美术、工艺等诸多文化领域内，殷都表现得较为突出。殷被灭后，这些文化领域内的能工巧匠都不再为已成为废墟的殷都所需要，于是便被迫流亡到各地。于是这些精湛的技能便自然而然地在各地传开。
墨家传播手工技能，儒家传播祭祀以及所包含的思想，都是处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老子是一个传奇色彩极其浓厚的人物，庄子是宋国蒙人，出身不明。庄子也属于殷文化一个支流的代表人物。
儒、墨、道实际上都是从同一条大河中分流出来的支流。如果要对此进行论证，将是一个很大的论题，在此谈及这些只是为更好地说明“儒”。
所谓“儒”，是指与鬼神比邻而居，相信灵魂不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体系，在经过挫折和流浪磨炼之后，不断适应时代的潮流并对自身进行改造。
回顾一下时代形式，如前所述，较之于殷，周的统治更为朴素、现实。周在遭到犬戎的侵略进攻后，于公元前770年被迫东迁。犬戎发动的并非突然袭击，而是趁周国内*之际发兵进攻。自武王后第十一世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军事国家成立。在这种体制下，民心极其不稳。宣王之子幽王（前782—前771年在位）极度宠爱一个名为褒姒的女子，为了让她的儿子继承王位，欲废掉先前所立的太子宜臼，于是引起了内乱。在犬戎的进攻下，幽王被杀，废太子宜臼逃走，第二年迁都洛阳。公元前770年以后称之为“东周”。这一时期，王室衰微，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壮大。超级大国晋在公元前403年分裂为韩、魏、赵三国诸侯，在此之前被称为“春秋”时期。此后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前221年），被称为“战国”时期。
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物。因为他是儒家之集大成者，所以说儒教诞生于春秋时代。之前对儒教的雏形只做大致了解，下面我将重点对孔子之后的儒教进行考察。
葵丘之盟
为了了解儒教诞生于怎样的环境，最好是先来研究一下孔子出生一百多年前的“葵丘之盟”。
葵丘，地名，殷遗民国——宋的都城。
当时，雄领各地诸侯的当属齐桓公。在名宰相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强盛一时。当时南方的楚国（现在湖南一带）势力发展壮大，齐桓公召集中原各诸侯——宋、郑、卫、鲁等在葵丘会盟。位于现在的湖南一带的楚国，属于长江中游的国家，与黄河流域的中原诸国相比，性情气质略有不同。在中原看来，楚国不过是野蛮的军事大国。中原诸侯皆以“公”自称，虽说周王室日渐衰微，但仍然存在，因此没有人敢改称王。而楚却自称为王，并若无其事地宣称：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意思为，“我”自称“蛮夷”，因此中国——指中原——的谥号规则与“我”无关，“我”想更改称号便更改称号。虽不知礼仪，但军事力量强大。楚不断发兵北上，给中原诸国带来很大威胁。为了抵制楚的进攻，中原诸国必须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自然是好事，但在当时还无法实现。中原诸国为了加强相互联系，便制定了盟约。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获得彼此间的认同和信任。
制定类似宪法的共同契约，共同发誓遵守——这就是葵丘之盟的目的。葵丘之盟的内容在《孟子 ·告子下》中有详细记载，共有五条。孟子（约前 372—前 289）对此均用“命”的形式来表示，有神命之意。第一条“初命”：
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第一条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条。“孝”被当作是儒教的基本德目。《春秋左氏传》中有记载：
孝，礼之始也。
诛，表示处以刑罚，有“诛责”的用法，因此在此并非诛杀之意。但又出现在条约之首，据此可以推断该刑罚一定为重刑。树子，指确立诸侯的继承者。天子原指由诸侯认定的嫡子。变更继承者是引起大乱的根源。周幽王因为更换太子而导致亡国，自己最终也被杀死。不要立妾为妻。幽王已有正后——申后，由于宠爱褒姒，便废申后立褒姒。因此，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这些事看来似乎都是些细小家事。然而，一个国家却会因家事变故而引起内乱，从而殃及周边邻国。家内纷争，国内必然会产生两派对立的局面，为了击败对方，便会求助于邻国。于是，两派相争又将引起邻国间的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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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必先齐其家者
《大学》（四书五经之一）中有此记载。南宋朱熹（朱子，
1130— 1200）对此的解释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二条（孟子称之为“再命”）：
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尊重贤人，养育人才，来表彰有德之人。
第三条（三命）：
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第二条强调要让贤人及有能、有才之人参与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治原则便是第三条所讲到的内容。老人和儿童都是弱者，关心弱者是政治的关键所在。宾，指在国内的外国人。旅，表示旅行者。要像保护自己的国民一样对待外来人，显示出要摒弃排他的政治姿态。
第四条（四命）：
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官职的世袭和兼任不仅妨碍了有能之人的登场，还有导致权力集中到一人手中的危险。通过世袭和兼任将权力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的重臣，还有可能会对君主造成威胁。窃取政权的不祥之事应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从君主方面考虑，也应当适才适所，量才录用。“士”指一般的官僚，“大夫”指的是大臣一级，通常被合称为“士大夫”。绝不允许随意处死重臣等事件的发生。所谓的“专杀”，是指未得到天子许可不得随意处死士大夫。
最后一条（五命）：
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防，指堤防。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便擅自更改水路等此类人为的决堤行为，要绝对禁止。黄河决堤会淹没房屋和田地，甚至殃及百姓的性命。在黄河诸国之间的战乱中，如果能够破坏敌人关键地带的堤防，必然能够给对方以重创。这几乎是制胜之法则，然而对方也可能采取同样的手段。
这类似于现代的核武器。
下面还对各国不准禁止粮食出口达成了协议。
诸侯封臣时要昭告天下。将某人封于某地、任何职，都必须首先告知于天子。周天子虽说名存实亡，但仍是天下的象征，诸侯原本也是由天子所封，而后方才君临各自的领地。既然诸侯的领地原是由天子所赐，因此如果要把受封自天子的土地再分于功臣，就必须要告知原来的主人。并且，告知于天子便意味着告知于天下，其他诸侯也都可知晓。这就保证了各国诸侯了解其他国家内部人事的重要变迁。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各国的信息公开化，以便于相互了解。
《孟子》对葵丘之盟的记载还有：
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
“束牲”是指将作牺牲的动物捆绑起来。牺牲，原意是指杀死用作牺牲的动物，而捆绑起来便意味着不将其杀死。
在此之前的会盟中，作为誓约的象征，都要将牺牲杀死，饮其鲜血。然而自此次葵丘之盟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将写有誓约的事项的书（或写在绢、木简之类上），捆绑在被束动物的背上。誓约形式的变更属于重大事件，特以“不饮血”作为标志。
以上的五条誓约法则，令人感受到浓厚的儒教氛围。因为葵丘之盟与儒教的理想较为一致，所以四百年后，孟子不禁感慨道，古代的诸侯可以严格遵守盟约，而今诸侯却五约尽犯。
《论语》并未曾提及葵丘之盟。这可能是由于孔子是在百年后出生，对此还没有特殊感觉。对孔子而言，这或许不过是春秋时代的众多会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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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问题（1）
在此，对儒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作一下简单介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源于唐代的景教（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而到了唐朝会昌年间被禁，之后逐渐消失。到了元朝、蒙古王室中虽仍有基督教信徒的存在，但为数不多。到了 16世纪，葡萄牙人在东亚地区登陆，于是开始了真正的传教活动。
耶稣教会的弗朗西斯科 ·沙勿略（ 1506—1552）是日本传教活动的发起者。他认为，要对日本人进行改宗，必须先对其崇拜的中国进行改宗。
于是在 1552年只身奔赴中国，但在登陆前病死于广东的上川岛。为了完成他的遗志，其他的耶稣教徒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因为在日本禅僧的社会地位极高，他们在日本开始传教时都身着僧衣，受到掌权者的尊敬。耶稣教徒们认为中国的情形与此相似，于是便削掉头发，身披僧衣，以一种“西僧”的姿态出现，开始传教活动，然而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判断失误。在中国，僧侣并不像在日本那样备受尊敬，甚至还会受到蔑视。在中国受到尊敬的是儒者，并且地位很高。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耶稣教徒们便脱掉了袈裟，开始蓄发，穿上儒服。于是又从“西僧”摇身一变成了“西儒”。
耶稣教徒的误解，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儒教和佛教地位的差异。在明代，儒教便与中国等身大。虽然儒者在日本的地位并不低，但绝不像在中国那样过高。“过高”这种说法似乎不太恰当，由于是与中国等身大，所以便无所谓高低了。
单从伦理上来讲，耶稣教徒们身着儒服并不奇怪，因为儒教在所论述的道德伦理方面与基督教不矛盾，与教徒们身着袈裟比起来要自然得多。儒教包含了许多祭祀方面的宗教性因素，因此从这点看来与基督教并不抵触。
耶稣教会对中国实施的传教战术与在日本采取的方式相同，都是首先瞄准了统治者阶层。在日本出现了像大友宗麟、大村纯忠、有马晴信、高山右进、小西行长等信仰天主教的大名。而明朝没有相当于日本大名的阶层，于是耶稣教徒们便将高级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