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佛毁释”行动过激，导致对许多珍贵文化财产的严重破坏。然而，时隔不久，明治政府又开始了复活儒教活动。西南战争结束后，明治十四年（1881），明治政府重新考虑根据儒教制定秩序，并发布了《教育敕语》：
孝敬父母、团结兄弟、夫妻和睦、相信朋友。
其中提到了四伦。君臣之伦放在开篇之处，“克忠克孝”，“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就德目而言，重视君臣之忠义是儒教的重要思想。对于儒教的复兴，福泽谕吉提出异议，保持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认为这是明治政府的倒退行为。
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是孙文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间极其短暂，被迫让位于更具实力的袁世凯。袁世凯是清朝末期的总理大臣，手握兵权，国家政体虽为共和，但袁却将其视为自己的政治财产，称帝的野心蠢蠢欲动，私下着手复辟运动。他召集了许多支持自己的人，成立了“筹安会”，让美国和日本学者用研究证明，相对于共和制，中国更适合帝制。因为那些所谓的学者都是他“雇”来的，所以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他所期望的。
袁世凯致力于儒教振兴、“尊孔运动”等。连称秦始皇后的历代皇帝？
116儒教三千年为大盗的严复，也发起了“孔教会”。
当时从日本回国的鲁迅，在北京*任职。他在日记中写到，政府机关通知9月28日去孔子庙参加跪拜仪式。相传当日是孔子的诞辰。因为有通知下达，所以鲁迅便不得不前往。但是到了那里发现，所到之人不过三四十。*和下属学校的职员至少上千，可是前来参拜的人却只有三四十人，鲁迅在日记中描写那些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有的人站着参拜，也有人靠在墙边只是观看，鲁迅便是观看者之一。
鲁迅在清朝时期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所创办的留学生弘文学院。鲁迅在那里学习两年日语后，升入高级学校。初到日本，鲁迅一行人由日本老师带领着前往汤岛圣堂。日本老师觉得那里设有孔庙，中国留学生一定会觉得亲切，欣然参拜。然而鲁迅却对此毫无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所以到日本来的，那还拜什么？”日本人认为这是善意之举。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如果知道日本也有参拜的庙堂，那么一定会欣然前往，于是便带他们前去。然而，革命的留学生大多是出于对孔子的反对才来到日本学习的。 。 想看书来
脱亚论（2）
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和鲁迅一样，对孔庙极度厌烦。他们的反儒思想和福泽喻吉的“脱亚论”有相似之处。
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可是又出现了一个要称帝的袁世凯。袁频繁举行尊孔活动，因此知识分子便希望推翻被袁利用的儒教。在反对的浪潮下，袁的复辟理想最终破灭，被迫取消了帝制，不久便抑郁而亡。
当时，日本和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极大地激起了民愤。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中国都是参战国。虽然孙文极力反对中国参战，但北方政府在外国的邀请下最终参战。当时德国在青岛拥有租界，并且在山东半岛享受各种权益。以联合国身份参战的日本进攻在青岛的德？
第六章 儒与近代117117军，占领了德国拥有的地盘。日本在提出继承德国在山东拥有的特权同时，还要求将即将到期的辽东半岛租期延长到九十九年。所有要求合称为“二十一条”。中国也是联合国成员，原本希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且辽东半岛二十五年期限将至，理应返还，但是却被无理地延长到九十九年，这激起了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的极大愤慨，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其中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领导的*最为有名，这就是有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不仅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还对接受屈辱条约的政府提出了抗议。导致中国最后接受丧权辱国条约的正是“旧来的陋习”，必须把它推翻。这与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论”有相同之处。运动中打出了许多口号，“打倒孔家店”便是其一。“打倒孔家店”自然是反儒运动。
我们一直以来跟随着孔子先生学习，但是现在这位先生已经不再优秀了，应当另投师门，那便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与科学。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和胡适在言论界十分活跃。他们所创立的《新青年》杂志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
胡适（1891—1962）曾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杜威，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他讨论了除儒教外的中国古代思想，并从中提取精髓，对儒教进行批判。陈独秀（1879—1942）作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运用*主义展开反儒运动。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伪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反儒大旗。鲁迅的代表作《狂人日记》也发表在《新青年》
上，揭穿了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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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儒教三千年他们之所以对儒教进行抨击，是由于坚信儒教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五四运动过去已经多年了，如今又提出了儒教在近代化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的观点，如果几十年前的斗士们听到这样的评价想必一定会很诧异吧。
与近代接轨（1）
最后提出总结。
有人认为儒教是近代化的障碍，有人又主张儒教在近代化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儒教呢？
如果说儒教有很多面，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可能会有人批判儒教“狡兔三窟”。然而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儒教的各个层面，便最终会回归到儒教的各个流派上。
先来看儒教的宗教因素，即供奉天地祖先。成为无愧于天地、祖先之人，这是儒教教徒的基本理念。对万物怀有虔诚之心，对待“近代化”也是如此。
康有为认为孔子是借周公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理想，这就表明了儒教无法摆脱尚古主义的宿命。
“虔诚”对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尚古主义起到了消极作用。圣人周公所处的是乌托邦式社会，而五百年后的孔子时代，即春秋之世则堕落为“道不行”的时代，社会风气败落，这是儒家学者的共识。康有为之师、广东九江先生朱次琦（1807—1881）提出了“三世说”，认为社会是沿着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发展的。这种朴素的进化史观，给儒教造？
第六章 儒与近代119119成了巨大的冲击。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1813—1864）年轻时科举落第，归乡之前在广州六榕寺听了朱次琦关于三世之说的讲义，顿时觉悟，一直认为理想社会存在于过去的观点并不正确，而是理想社会存在于将来。儒教尚古主义的根深蒂固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其滞后性对近代化自然是起到了负面影响。
提起近代化便不能不提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因此重视秩序的儒教式生活伦理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其余四伦——君臣、父子、长幼、夫妇内在的不平等已形成定势，不容置疑。但是近代化强调批判精神，一切超越批判的都被列为负面因素。
因此虽然儒家所重视的“礼”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形式主义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敌。
社会稳定是儒家的目的，但绝不意味着是对现状的肯定和维持。孔子感叹自己所生活的春秋时代“道不行”，于是便希望可以改变现状。回到过去太不现实，改变现状却是可行之举。如果认为秩序混乱的现状还要必须维持，那就完全歪曲了孔子的本意。到了汉代，儒家被体制收编后，其肯定现状、稳定现状的倾向便被强调。当时的儒教应被冠以“御用儒”之名，其先祖便是善于洞察当世要务的叔孙通，他为了让弟子们获得晋升曾成功斡旋，因此当时的儒者也可以被称为“职业儒”。
儒家所重视的“礼”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形式主义又成了近代化的大敌。
儒家对“学”的推崇，也在近代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论语》开卷第一页便提到了“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由此可见对学问的重视。与此同时还强调了“习”的重要性。学，是接受先生的教导，而习则是指自己复习，有实践之意。初期的儒教十分重视礼仪，不仅在意识上强调，还？
120儒教三千年极其重视实践。“习”也同样如此，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因此可以称之为学问的现实主义。但是，如果过于强调实践效果，就会使人厌恶与实践脱节的理论，结果必然导致纯粹学问主义的丧失。对实践没有实际指导作用的学问往往便被忽视，而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基础，也是近代化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与近代接轨（2）
重视学问具有积极性，但是过分强调学与习的结合，就会走向消极一面。要弥补儒家的这一缺憾，就必须尊重为学问而进行的学问研究。
下面来看由学习所带来的愉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中强调了社交，这在近代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有了社交这一润滑油，近代社会才能灵活运转。社会应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论语》对此也是认可的。
儒家的理想是成为通晓六艺的全能人才。然而在近代社会中需要各个行业的专项人才，所以儒家对技术的歧视态度必须纠正。
儒家原本专门从事丧葬，不应歧视专项人才，但进入科举时代后，对技术的歧视被逐渐加强了，所以这不应是儒之罪过，而是科举之罪过。
科举制度制定之初，对专项人才并不歧视。“科”即科目的意思，科举的目的便要在各个领域中挖掘出有才之人。唐代科举中设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等。顾名思义，法律、书法、数学等专业都在考试之列。
秀才科，每年只有一两个人可以通过考试，因此最具权威，但是很快便被废除了。受试者由州长官推荐，为了防止随意推荐，便规定被推荐之人若未通过考试，那么推荐人即州长官就难辞其咎。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推荐考生，这项科目不久便被废除了。
明经科，是为选拔通晓经史（经书和历史书）人才的考试科目。考试？
第六章 儒与近代121121中设有口试，专门考察受试者的记忆能力。秀才科被废除后，明经科曾一度博得了众多人气，但是由于只强调记忆力，人们很快便对此失去了兴趣，由进士科取而代之。进士科主要是考察诗赋才能的科目。除文学才能外，也考察诗中典故的运用，因此强调大阅读量。
到了宋代，进士科仍然最受关注，其他科目考试的分量也不及进士科，于是逐渐被废止了。因此所谓的科举考试不过是进士科考试，当初希望集聚各个科目才能的计划在后来看来很是滑稽。
然而，与其说是科举之罪，不如说是权威主义之罪。进士科在成为最具权威的考试之后，其他科目便再无人问津。权威主义在全世界都是共通的，为政者为了提高自身的权威，必然会助长这种风气。中国由于长期以来保持这专制强权帝政，因此和其他国家相比，权威主义自然要更为强势。
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1021—1086）意识到了科举考试存在的弊端，主张通过学校教育来选拔官吏。然而科举已经成为“权威”，不可能动摇，于是废除科举考试科目中的诗赋，将经义、论、策作为考察的重点便成为改革的焦点。
幸运的是，有关科学技术的研究被保留了下来。
朱子学主张“格物”，这便是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因素，同时儒教中与科学相关的也只有朱子学的“格物致知”。
中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认为，中国科学技术源于道家。炼制不老仙丹的道家思想中孕育了科学的萌芽。养气便属于道家思想，其根源与科学有关。
儒家也提到了道家所重视的“气”。朱熹认为，存在世界是气的海洋。
“道”、“理”、“气”是朱子学中的关键词。因此，儒教不仅与道教融合在了一起，其中还包含了佛教的因素。最终“儒”发展为与中国等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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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儒教三千年对于近代化发展，儒教既发挥积极作用，也起到了消极作用。经历过百年岁月后，儒教从恶人变为善人，因此称其“无秩序”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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