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她挨批斗的工人文化宫那幢“大”建筑物还记忆犹新之外，其他的地方，她几乎都认不出了。一座新建的招待所，坐落在半山腰上，站在招待所的阳台上，整个宝泉岭映入眼帘：红瓦绿荫，在城市远处，就是一望无边的滚滚麦浪。好一派北国粮仓的景象！
“文革”中的难友，挤满了丁玲的住所。和她一起蹲牛棚的谢桂琴来了，在六委一起做家属工作的胡冬莲、张文豪都来了。胡冬莲如今已50出头，长得矮胖，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一张口还是道地的湖南乡音。她一见老丁，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然后慎重地打开，里面是她珍藏的一张照片。丁玲一看，又惊又喜地喊了起来：“胡冬莲，这张照片，你是怎么保存过来的？”这是1965年宝泉岭农场六委被萝北县（按：宝泉岭当时属萝北县）评为家属工作先进单位，派代表到省里开会，胡冬莲、张文豪她们行前和丁玲拍的一张合影。当时丁玲再三推辞，她们不依，都说：我们六委能当先进，出席省的表扬会，全是你老丁领着干出来的，你不合影，这合影就没法拍了。丁玲这才被硬拉着坐在中间，留下这张珍贵的合影。不料“文革”一来，这张照片却成了“罪状”。造反派逼着参加过合影的家属，把照片烧了，有的还挨了批斗。唯独胡冬莲不信邪，就是不交出这张照片，还把它挂在家里。抄家风盛行时，她说：“谁不知道我是贫农，敢来抄我的家？”她这一诈唬，反倒没人去找她惹麻烦了。
重返北大荒（5）
丁玲笑着说：“当年在六委做家属工作的姐妹都来了，大乱不死就是福，待一会儿，咱们还按照片上原来的座位，再照一张合影吧！”满屋的人一听，都热烈鼓掌，欢笑开了。
曾和丁玲同住一个牛棚的谢桂琴，与丁玲有特别深的感情。我在宝泉岭农场采访过她。我们在一起坐了两个小时，只断断续续地谈了20多分钟的话，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她都在伤心地哭。她哭着说：“老丁可是个好人呀！她受了那么大的冤屈，她不哭，还一个劲地劝我。”谢桂琴老太太的父亲，是抗联第五军的战士，在她13岁时就牺牲了。不知哪来的“材料”，说她“带枪投敌”，抗联的八女投江，就是由于她的“出卖”。老太太哭着说：“老丁替我一算年龄，那时还是个孩子，哪来的‘带枪投敌’。老丁劝我：你这是一桩冤案，可以查清的，一定要相信党。春节前一天，要放我回家，老丁忙着替我收拾行李，我看着老丁，我哭了。老丁问我：放你回家过团圆节，是喜事，哭什么呢？老丁这一说，我哭得更伤心了，我说：我回家了，不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吗？老丁听我这话，也半晌不说话了。”停了停，谢老太太带着一股高兴劲对我说：“我不识字，造反派要我交代，都是老丁替我写材料。有一天老丁正趴在桌上写，一个造反派走进来，对着老丁大喝一声：丁玲老趴在桌上写什么，站起来请罪。”讲到这里，老太太笑了。她说：“我见老丁从凳上站起来，低着头请罪：‘丁玲有罪，丁玲该死，丁玲死了喂鸡，鸡吃了也拉稀。’那个造反派没听清楚，又吼叫着说：再说一遍！丁玲照原话又念了一遍。造反派听了，气呼呼地说：‘讲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转身，走了。”
谢老太太接着说：“我当时也忍不住要笑，这老丁不管什么随口都能编出来。”我们笑后，再一回味，丁玲的这几句“请罪词”，不就是对造反派最辛辣的讽刺吗？
重访宝泉岭的丁玲，同陈明一起，沿着他们当年住过的那排拉哈辫子墙垒成的“六十户”泥草房，探寻旧日的踪迹。泥草房塌了，“六十户”前的泥土路已经杂草丛生，大多数家属都搬进了新居。丁玲正走着，从一座旧房的瓜棚了，走出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这老太太一眼就认出了老丁，连声说：“这不是老丁吗？”丁玲也赶忙迎上前去，双手握着老太太的手说：“这不是刘大嫂吗？”
“十多年了，你还记得我？”
“我哪能忘哩，咱们是邻居呀！”
“你看我这十来年，牙都掉光了。”
丁玲扶着老太太，亲切地问：“你那腰痛病好了些吗？你的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怎么没盖新房，还住在这里？”
丁玲重访北大荒，在普阳、宝泉岭、汤原这些她曾日夜怀念的地方，留下了她的欢笑，留下了她对北大荒人的感激之情。她离开北大荒时，农场总局的领导同志，听说丁玲筹备出版大型文学刊物《中国》，缺少经费，他们对老丁说：“这犯啥愁，给你100万够不够？”普阳农场的同志说：“老丁是我们普阳的人，我们再加10万。经费的事，我们包了！”
丁玲感激地说：“还是娘家的人亲。有了北大仓做后盾，《中国》的经济实力，谁也比不过。”
归来华发苍颜
美国记者问丁玲，何以在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能活下来。她说：我深入人民之中，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1981年11月初的纽约，寒风袭人。满头银发的中国著名作家丁玲，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慢步走上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台。她向在座的三百位中美文化界的朋友，讲述她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的感人经历：从她14岁投身“五四”运动，一直讲到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十年###，讲到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她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在那些遭受折磨的漫长岁月里，什么力量使你能够活到现在？我告诉他：一是相信党，二是相信人民，带着党历来对我的教导，我深入人民之中，是人民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人民群众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
丁玲在依阿华、芝加哥、普林斯顿、华盛顿、哈佛、耶鲁等大学的讲演，都使听众为这位中国著名作家在坷坎、多难的一生中体现出的那种刚毅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所吸引、所感动。在这些举世闻名的大学讲台上，她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中国作家的骄傲，充满激情地回答说“以‘自我中心主义’为最高生活准则的美国人，是不能理解我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为什么还如此朝气蓬勃？你们大概不理解，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在我遭受不幸的时候，我们党和人民，也都在同样遭受到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他们所受的折磨比我更深，我个人的一点损失算得了什么呢？”她敞开博大的胸怀，展示出中国作家闪光的心灵：“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到一点挫折呢？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乱之后，疮痍满目，百废待兴，举步维艰。此情此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的多少爱国诗人，他们长歌当哭，抑郁终生。但我决不能沉缅于昨天的痛苦而呻吟叹息，也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现今多有挑剔，我更不能随和少数人那种虽出自好奇心，但忽视全局、轻易做出的片面的论断。我们需要的是同心同德，埋头实干，勤奋学习，奋发图强的精神。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
有一位美国记者问丁玲：“听说你是第一次访问西方国家。中国和美国对比，你有什么感想？”
丁玲毫不思索地回答说：“我们的这一辈，由于经历过义和团起义、旧上海等等的日子，都难免把外国人看为侵略者。同样，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人都是肮脏的、丑恶的、落后的。看看你们的美国电影过去如何描写中国人，就是例子。记得三十年代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拍的电影，在上海放映的时候，惹起了群众的愤怒，几乎造成暴动。后来，由于美国人对共产党有偏见，又把中国人看成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民族……
“你们美国人，用了200年的时间，富裕了起来。在中国，我们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到每个家庭都有冰箱、彩色电视机……”丁玲，以崇高的民族自尊感，坦率地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与理想，对美国记者说：“不错，你们都有汽车、房子，几乎什么都有了。但是，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从精神上来说，你们是相当贫乏的。你们没有信仰……年轻人关心的，似乎都是性，男女之间似乎缺少美丽和崇高的爱情。如果两个人睡在一起，生活一天、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分手，而没有想过共同建立两个人的未来生活，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丁玲在美国访问期间，许多美国报刊发表了评论、访问记。纽约一家报纸在评论中写道：“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作为一个革命和文学殉道者的美丽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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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活力（1）
杨沫：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
杜鹏程：对生活的热爱永不磨灭，对人民的感情永不磨灭，对美的追求永不磨灭，这就是丁玲。
郑朝宗：中年以后，她遭了无妄之灾，脸上被刺了字，流放到边远山区，受尽奚落歧视。就是铁石铸造的人，到了此际也该意懒心灰、气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奋起“飞蛾扑火”，决不示弱。
1984年是丁玲满80寿辰的一年。这年6月14日至20日，鲁迅生前执教过的厦门大学，邀请国内知名作家和丁玲著作的研究者，召开了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八十高龄的丁玲，满怀激情地来到厦门参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能亲自参加的关于她的作品的讨论会。在开幕式上，她作了简单的讲话。她还是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在讨论自己作品的盛会上，她想的、讲的，还是党、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
她说：“厦门大学召开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希望我讲几句话。我没有多少话说，只简单说几句，我认为厦门大学是个有优良传统的大学，有鲁迅的革命精神，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他们的革命的爱国的思想，在四化建设的今天要大加发扬！
“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我是一个普通人。希望这次会议能对推进我国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作用。”
话虽简短，闪亮着她崇高的心灵。
在讨论会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集中谈了这位当代杰出作家的思想、品德和她的愽大胸怀……
马烽：我和丁玲同志是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以后才认识的。文代会后，我留在了刚成立的作协（当时叫文协）工作，她是作协的负责人之一。以前虽然不认识，但我知道她是一位大作家，可对她的印象并不好。有次闲聊天，我无意间露出了这样的意思。她问为什么？我说你以前写过《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那样的反党文章。她问：“你看过？”我说我没看过。我确实没有看过，我是听别人传说。一听说文章是反党的，我就不想看，当然对作者也就不会有好印象了。后来，我把那两篇文章找来看了，才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可见听信一些传说，人云亦云是要上当的。那时，虽然在一个机关，但我和她接触不多，对她也不了解，后来在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的那几年中，由于工作关系来往才比较多起来。
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当时目的是给各个解放区涌现出来的一批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一个学习进修的场所。上级党委指定由丁玲同志负责筹建。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创建这样一个机构，完全是白手起家，困难很多，事情也很杂。开头，我以为丁玲同志是挂个名，她是大作家、大干部，又主持作协和《文艺报》的工作，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她大概不会过问。事实上恰恰相反，她挤出很多时间帮我们解决那些具体问题，诸如买房子，调干部，置家具，购图书，配备勤杂人员，等等，每件事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只要找她，不管白天黑夜，她都热情接待，帮你想办法，出主意。遇到连她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亲自出马找###、中组部、文化部等有关领导机关帮助解决。
文讲所正式开办时，丁玲同志被任命为所长，副所长是张天翼同志，那时天翼同志身体不好，长期养病，一般不参与所里的具体工作。田间、康濯同志分别担任了正、副秘书长。我被上级党委指定为支部书记。我当时非常不愿意担任这一任务，我所以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唯一目的就是要当学员，认认真真学上二年，使自己今后能在创作上有所提高，有所突破。我决定找上级党委（当时文讲所党支部属文化部党委领导）说明情况，辞去这一职务。有天晚上，我去找丁玲同志商量，也想请她向上级党委帮我说说话。丁玲同志听了我的讲述后，她说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