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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鉴真和上来日本的三位特殊成员中，最值得注目的当属胡人如宝。
瞻波的善听和昆仑国的军法力来到日本以后的事迹鲜为人知。虽有传说军法力制作佛像，却没有确实证据。包括如宝在内，这三位特殊的成员在东渡日本的团队中还算不上重要成员。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列举着鉴真的随行人员：
相随弟子，扬州白塔寺僧法进、泉州超功寺僧昙静、台州开元寺僧思讬、扬州兴云寺僧义静、衢州灵耀寺僧法载、窦州开元寺僧成等十四人，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优婆塞潘仙童、胡国人安如宝、昆仑国人军法力、瞻波国人善听共二十四人……
一共二十四名成员，但文献在前十四人处告一段落。这是否意味着这十四人是弟子——至少是直系弟子？而对于其余十人，似乎采用降格的表述。
而且这段记述并未全部列举二十四人的名字，包括十四名直系弟子也是如此。也没有记录见于其他文献中的扬州白塔寺惠云、婺州的仁干等人的名字，也许名列其中本是一种荣誉。能肯定的是，至少在表述上是有所区别的。
从上述记载可知，胡国人安如宝在鉴真一行中，属于所谓的第二梯队。然而成为唐招提寺事实上的后继者的正是这位如宝。来日本之时名列下等，或许因为他年龄尚小。
据《日本后纪》的记载，如宝逝世于弘仁六年（815），享年八十四岁。由此可以推算如宝在二十二岁时随鉴真离开中国，较之常年陪伴鉴真的弟子们，的确非常年轻。
也许鉴真考虑到抵达日本后的长久之计，深感让年少有为者同行的必要。这时鉴真自己已经年过六十，常年以来随行的弟子们也都不再年轻。
今后将前往一个陌生的国度——日本，开始新的宗教事业。而身边的弟子们习惯的是唐朝的生活，对他们而言，在未知的土地上开展新的活动似乎有些晚了。
今后在日本的土地上，他们也许很难适应。
鉴真一定非常担忧吧。
就算身边的弟子们能够协助鉴真在日本的宗教活动，但就承担后事而言，他们似乎难于胜任。托付后事，必须找更年轻的人。
需要的是既熟知唐朝的生活，又不会因留恋之心而放不下过去年轻人。可以想见，鉴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会让像如宝那样优秀的青年僧人同行。《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把“安如宝”写作“安宝如”，“安”是姓氏。保留着俗姓，说明如宝还未正式受戒成为僧侣。其他门弟自法进以下，名字前都没有写姓氏。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5）
胡国人安如宝是来到日本以后才正式受戒成为僧侣的。为他授戒的正是师父鉴真和上。
抵达首都奈良两个月后，鉴真在东大寺大佛殿前为以圣武天皇、皇后、皇太子为首的四百人进行了授戒仪式，如宝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把塞外民族总称为“胡”，意义相当于日语中的“ebisu”。
虽然也有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些词，以不同的方位来称呼外族，但“胡”却有所不同。所以，要问与鉴真和上同来的年轻人安如宝是哪里人，光说是胡族人不足以判明，只可确定他不是汉人。
也有一说，认为如宝是朝鲜人，如《招提千载传记》的记载。
不过，关于“胡”这个称呼，说是塞外民族的总称，但因时代不同，用法也各有倾向。
在秦汉以前，比如在“胡服骑射”这个词中，“胡”主要指匈奴。而唐代所说的“胡”多指西部的塞外民族，西方天竺的佛教被称为“胡教”，佛陀是“胡神”，“胡商”则多指波斯商人。李白有一首著名的《少年行》，诗中写道：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通常认为，这里的胡姬应当是指波斯美女。
如前所述，《唐大和上东征传》成书于宝龟十年（779），相当于中国唐代宗时期。这部书虽然是由日本人淡海三船撰写于日本，但它依然带有唐朝文章的特色。因此，不可能把胡国人理解为朝鲜人，而且此书中还有关于朝鲜僧人的其他记载：
——高丽僧如海……
这位高丽僧如海在鉴真和尚首次东渡时，曾经是随行成员之一。成员中领头的是个名叫道航的僧人，他说
——大家前往外国，为的是传授戒法。成员应该是德高望重且行业肃清之人，而如海那般不学无术者不应在此行列。
如海大怒，遂向州官告密。依照唐朝的国法，私自出国是不准许的。鉴真东渡日本，与玄奘西行天竺一样，是偷渡出国。
首次东渡失败正是因为如海的告密。
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谈及来自同一国家的人，应不会把一个写作高丽人，而另一个又写作胡人。如海和如宝，两个名字里都有“如”字，或许混淆因此而生。另外，安姓在朝鲜也相当多见。
但西域人采用安姓的也不少。汉朝时期，中国把位于大月氏国以西的帕提亚（领有现在伊朗至中亚一带的王国）称为安息，源于开国始祖阿萨息斯的名字。
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期，安息国的皇子出家来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这位皇子的中国名字就叫安世高。唐玄宗时期发动叛乱的安禄山更是大名鼎鼎，他也是出身于西域的安姓。
《大唐西域记》把位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的国家分别称为东安国、中安国和西安国。这里曾经活跃着粟特商人，到中国的粟特人，不少人姓安。
鉴真的后继者安如宝是朝鲜人还是西域人？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我们并不知道安如宝何时从西域来到中国，何时投奔鉴真门下。也许他来自西域人的家庭，本人却出生在中国，甚至也有可能是在中国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西域人。
西域人来到长安、洛阳等汉族聚居的地方，大都改用汉字姓氏。出生地相同的人通常都采用同样的姓。
帕米尔以东的人们，主要有九个姓氏，有“昭武九姓”的说法。粟特诸国（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中亚地区）的原姓音“chub”，写作汉字即“昭武”。 “chub”氏族又分为九个姓，因文献不同，九姓也不尽相同。《唐书》中的九姓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6）
——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
而《文献通考》中列举的九姓则是
——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
据说“昭武九姓”中，康、安两姓尤其显赫，而安姓家族又以凉州安姓最为著名。安姓自北魏起定居凉州，唐代曾出过安抱玉、安抱真两位兄弟将军。洛阳安姓有北周大都督安真健和他的儿子，还有隋朝上仪同平南将军安比失。唐初有官至上柱国的安附国，他的儿子也曾是将军和刺史（州府的长官）。
这样似乎显得太过拘泥于“安”这个姓氏，但我仍觉得这位可以说是唐招提寺第二代后继者的安如宝是波斯系的西域人。
唐代的胡国人不仅住在长安和洛阳，唐代小说中还时常出现“洪州波斯胡人”。
洪州指现在江西省省会南昌市一带。
南部口岸广州自然聚集着众多前来交易的胡人。
鉴真东渡日本之后不久，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叛军的田神功率部进入鉴真的故乡扬州。田神功的军队军纪混乱，在城中肆意掠夺。据《新唐书》记载
——杀商胡波斯数千人。
居住此地的波斯人是否全部遇害不得而知。单被杀者就有数千人，想必扬州的“商胡波斯”应有数万人。
在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聚集于贸易港广州的货物，其流通路线可经由水路连接至江西。因赣江的连接，江西南昌，也就是唐代的洪州成为了物资集散的中心地。从洪州至鄱阳湖，再通过长江流域密布的水路连接大运河的起点扬州。也就是说，水路交易的各处要冲均有大量胡人居住。
小说中也时常有胡商登场，田神功的军队大量屠杀胡商，大概是因为他们通过交易获得了巨大财富。在日本，芥川龙之介有一篇改编自唐代小说的著名作品《杜子春》，其中说到获取巨财的地方就是“波斯邸”——波斯人的住宅。胡商可说是富豪的代名词。
扬州人鉴真应当自幼就有许多接触胡商的机会。说不定胡人安如宝就是扬州人也未可知。
话题再回到唐招提寺的药师如来佛像。具有西域壁画某些特色的这座佛像的作者到底是谁呢？所谓作者，不只是实际拿着凿子雕刻的工匠，还包括担任指导的人。一定有人先画好样图，再指导工匠们依照图纸进行雕刻，算是所谓的艺术指导吧。
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由地浮现胡国人安如宝的身影。
在唐招提寺所见的西域的影子，不只是鉴真和上坐像眼部的手术疤痕以及药师如来立像。如果把安如宝的存在考虑在内，可以说，我们所见的唐招提寺本身，就被包容在一层薄雾般的西域氛围之中。
如唐招提寺这个名称所示，“唐”才是核心意义所在。如果没有从唐朝渡海而来的鉴真和上，自然也不会有唐招提寺。
现在的唐招提寺是一座宏伟的大伽蓝。其实鉴真和上在世的时候，寺院还没有如此气派。相当于伽蓝中心部分的金堂，以流利伸展的屋顶闻名。而今金堂已成为唐招提寺的象征，人们在介绍唐招提寺时，必定要附上金堂的照片。其实金堂建成于鉴真死后。
据说在唐招提寺的主要殿堂中，鉴真在世时建造的只有讲堂。
寺院的中心通常应该是金堂，因本尊置于其内，金堂也叫本堂。鉴真在建本堂之前，先建了讲堂。讲堂当然是教学佛法的场所。据记载，这座讲堂用的是大内拆除古旧宫殿时分得的旧木材。 。。
五 唐招提寺的西域气息（7）
我可以理解鉴真和上的心境。简素、实用——这才是鉴真和上所重视的。
金堂是寺院的脸面，就像家里的客厅，以装饰要素为重。鉴真和上想要建立的是研习律学的道场，最必要的是授课和学习的空间，也就是讲堂。所以鉴真首先建造了讲堂，并且没有使用新木材。
鉴真和上抵达日本进入奈良后，最先参观的地方，肯定是东大寺的大佛殿，那座五十尺高的镀金铜佛像是日本的骄傲。东大寺大佛于鉴真抵达奈良前两年举行了开光仪式。带领鉴真和上参观的，是东大寺别当良辩。鉴真双目失明，无法看见大佛的身姿。一个名叫延庆的通译僧陪伴在鉴真左右，鉴真对大佛的了解，不外乎通过延庆的言语说明。除了延庆的通译，还有法进、思讬等随行东渡僧人的讲解，他们肯定也会不断向鉴真和上解说亲眼所见的大佛的情状。
——大帝太上天皇，引天下之人共结良缘，铸金铜像，座高笏尺五十尺。
良辩讲解道。然后又问
——唐中有如此大像乎？
鉴真和上通过通译回答
——更无。
可以想见良辩听后得意满面的模样。连唐朝都没有如此规模的金铜巨像，而且这还是唐朝高僧亲口承认的。
对于此事，鉴真和上作何感想呢？这句“更无”，是出于深深叹服，还是出于无奈？关于这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我们只有试着用推理来解答。
也许鉴真和上心里想的是
——以日本的国力，何当如此奢华……
唐招提寺初期的简素可以作为上述推理的一个根据。
东大寺是国立寺院，而唐招提寺是私立的，两者在财政基础上一定有着巨大差距。
比起金堂，讲堂才是必不可少的，而讲堂的建材来自大内拆除朝集殿时处理的旧木材。这件事成为唐招提寺“贫穷说”的重要根据之一。
“贫穷说”的另一个根据，源于国宝“鉴真和上像”的单薄。如前所述，这座塑像采用的是脱活干漆的制法。先塑一个大致形状的泥坯，表层覆以麻布，用漆反复多次涂抹，漆干透之后，再把内部的泥坯取出而成。据说当时漆料十分贵重。漆像当然以涂抹层数多而厚为佳，然而用于粘接的漆是高价商品，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只得减少漆的用量。因此，塑成的漆像自然比较单薄。从表面上或许看不出，听说这尊鉴真和上像因为用漆量少，实际重量比预想的要轻许多。于是有人想象，这私立的贫穷寺院，一定连足够数量的漆都无法保证。
塑造这尊漆像时，还有一个特殊条件的制约也应考虑在内。鉴真和上当时已近垂危，弟子们并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描摹师父的形象。
利用古旧木材建造讲堂，与其说是为了节约预算，不如说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