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完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始读第二卷。他写到了30年代末，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领土，而且一直向纵深挺进。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对手开始进行国共合作，以便共同反抗日本侵略。战争还在持续，侵略者十分残暴，国家陷入苦难之中。按照毛泽东的看法，面对强大的敌人，最好的策略就是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间断地与敌人周旋。他坚持这一主张，并不停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
正当我读到毛泽东1938年春在延安会议上的讲话时，他讲到要与日本人打持久战，李同事此时也讲完电话，他放下听筒，从他的屋子走到我的房间，告诉我，明天我们去游览长城。啊，长城！人们为了能一睹长城的风采，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因为长城是世界奇迹之一。长城是无与伦比的，几乎是神话般、深不可测的一个创举。中国人用了两千多年的时间，时续时断地修筑长城。他们开始建造长城的时候，佛祖和希罗多德都还在世，他们在建筑长城的进程中，在欧洲出现了达·芬奇、提香（意大利画家）和巴赫。
关于长城的长度说法一直不大统一，一说是三千公里，一说是一万公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那是因为长城不是一条长城，而是几条。长城在不同的朝代建于不同的地方，用了不同的建筑材料。但它们的共同点却是，不论哪个朝代的什么人掌管了统治大权，他们都会立刻着手继续修建长城。因此修建长城的思想从未中断过。如果说，在某一朝代曾中止过修建长城，那也仅仅是因为财力不济，一旦财力允许，修建长城的工程就会继续。
中国人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蒙古部落游牧民族的侵扰。蒙古部落游牧民族的军队强大、民族强悍，他们可以从蒙古高原阿尔泰山脉以及戈壁沙漠向中国人进攻。这一部落的民族威胁着他们国家的安全，屠杀和奴役他们的人民。
但是长城仅仅是一种象征和标志，是中国的纹章和盾牌，因为这个国家千余年来就是一个四处都建有围墙的国家。长城是中国皇帝统治北方的分界线。同时，长城也是矗立在各诸侯国之间争权夺势的一道防线。它的作用是要保卫城市和乡村、隘口和桥梁，保卫宫殿、政府建筑、庙宇和市场，保护军营、警察和监狱。在中国私宅周围也修建围墙，围墙可以把邻里隔离开来，可以把家庭分隔开来。我们可以这样推算，千百年以来，中国人从不间断地坚持修筑城墙，我们可以核算一下，在这个贫穷的国家，与其花这么多的人力和时间去修建城墙，把这种献身精神，这种坚持不懈的劳作奉献给修筑城墙，不如把这一切用在发展教育、科学和获取知识，用于开垦荒地和发展壮大畜牧业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5）
世界的能量就这样白白地消耗掉了！这是何等不合情理又何等浪费呀！
长城——只是一个建在数千公里荒无人烟的山脉和荒原之上的一个防御堡垒，它是精神的防护城墙，正如我所说，他是世界奇迹之一。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人类的弱点，是人类畸形发展的佐证，是一个可怕的历史错误。这只能证明，生活在我们这块星球上的人类不能相互谅解，不会坐到一个圆桌旁共商怎样合理利用人类巨大的资源和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类共存荣的想法只能是一种本能的妄想，因为人们在遇到巨大潜在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修筑围墙。把同类封闭起来，隔离开来。如果这一切来自外部的压力，可以把它称之为威胁，是一种厄运的预兆，是一种恶的前兆，也许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邪恶。
但是，城墙不仅仅是为了防御，首先是为了防止外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也是为了防控内部发生问题。在每一处城墙上都设有道路的关卡，有城门，也有护卫兵。当然在控制人们出入的同时，可以向过往的人提问题，检查他们的有效证件，记录下过往人的名字，观察他们的表情，并可以随时惩处他们，然后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所以，可以说城墙是防御所，也是陷阱，是幌子，也是鸟兽之笼。
城墙最糟糕的方面是，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培养着一种城墙卫士的态度，从中滋生出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里，那道分割世界的城墙一线贯之：大凡处在城墙之外的一切都是邪恶和卑劣的；而处在城墙之内的则都是美好和高贵的。而且这个卫士完全无须亲自贴近城墙，他可能离城墙很远，但只要在心中揣有城墙的画面并敬奉这种城墙逻辑所强加的规则，就足以使它与外部的世界隔离。
我们穿过城区，一路驱车往北走了大约一小时的路。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们都朝前倾着身子，与狂风搏斗。到处是一片自行车的海洋。每个人都在红灯亮时停在十字路口，就好像大坝的水突然被截流，绿灯亮时又像开了闸，奔涌到下一个十字路口。
此时只有凶猛的风才有可能打乱这种单调而又生硬的节奏。风还在猛烈地刮着，这自行车的海洋开始像汹涌澎湃的波涛奔腾旋转，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在与狂风的搏斗失败之后，不得不下车，推着自行车前行，他们在骑自行车的大队人马中引起一片混乱。当风力稍稍变小一点儿时，所有的人又跨上自行车，不辞辛苦地继续骑行。
市中心的便道上有很多人。能看到一排排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整齐地行走着。孩子们排成双行，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带队的孩子手中，有的举着一面小红旗，有的举着毛泽东叔叔的画像。孩子们排着队，步调一致地高唱着歌曲、喊着口号，或者大声叫喊着。“他们在喊什么？”我问李同事。“他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回答说。
在每个街口都能看到警察，他们常常先给学生队伍放行。
这座城市色彩的基调是黄和深蓝色。黄色是沿街修筑的围墙颜色。深蓝色是人们服装的颜色。“这些衣服都是革命成功的结果，”李同事对我说，“解放前，人们常常因为没有衣服穿而被冻死。”男人都剃士兵的发型，妇女们，无论是姑娘还是年纪大些的都是齐耳短发，前额还留着刘海。只有仔细盯着看看他们时，我才能分辨出他们长得有所不同，当然死盯着看人家也令人十分尴尬难为情，而且也显得很不礼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6）
人们身上背的包和戴的帽子也都是一样的。我真的搞不清楚，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都把自己的包存在一个地方，而后他们怎么能从这数以千计同样的帽子和同样的包中找出属于自己的呢？但是他们每个人却都能清楚地分辨哪个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从很小的细枝末节把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区分开来，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也许仅仅是扣子上的差异而已。
我们从一条小路登上了长城，这条小路已因年久被风蚀了。长城上有供放箭和打枪用的垛子，还有角楼和烽火台。长城很宽，足够十个人并肩齐行。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一段段长城，但看不到它的尽头，只能看到它的每一段都绵延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山峦和茂密葳蕤的森林之中。长城上空空荡荡，看不见人，大风几乎要把我们吹倒。为什么要修建长城？有何意义？用意何在？我抚摸着这些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用血汗在城墙上堆砌起来的砖石时，心里这么想着。
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越想越觉得长城是一种伟大的隐喻。我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我不能与他们交谈，世界在我周围，可我无能为力去抚摸它。身处这种环境，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我应该写点儿什么——可我又能写些什么呢？报纸都是中文的，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开始还请李同事帮我翻译，可他给我翻译的每一篇文章的开头都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或者“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等等，等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无从知晓。李同事是我唯一能与外部联系的桥梁，可他又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每当我提出要跟谁谁见面，要出去采访、出差等要求时，他都说先要请示上级，然后就再不见下文。我从未自己上过街，因为每次出去李同事都与我形影不离。其实我又能去哪儿呢？去找谁？我根本不熟悉这座城市，不认识任何人，而且也没有电话（只有李同事房间有电话）。
更何况我语言不通。事实上，我一来中国就开始学习中文了。我试着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象形符号和表意文字中找出一种学习办法，但都令我觉得，我在向死胡同走。因为每个字都含有多重意思。我好像在什么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翻译成英文的《道德经》就有八十多种文本，而且每一种版本都令人信服、无可挑剔，但又十分不同。我万万没想到，一直到我的腿坐麻了，也没找出什么有效的学习方法，真让我感到，我已经到了黔驴技穷、无能为力的地步。我眼前跃动着的每一个汉字，都好像在忽闪忽闪、微微跳动着，变换着姿势和位置，变换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上下文的联系，变换着它们的大小比例和形状；它们一会儿排列成纵行，互相倒换着位置，比如说：拼写的“ａｏ〃我怎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到了念汉字时发音却是“ｏｕ〃；还有突然我会混淆“ｅｎｇ〃和“ｏｎｇ〃的发音，学习中文，如果发音不准会犯很可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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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思维（1）
现在我的时间很充裕，趁机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些书都是我在香港时买的，它们如此引人入胜，让我暂时忘记了希腊和希罗多德。我一直相信，我能在这儿长期工作，所以我想，首先我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我并不知道，那时报道和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记者都长驻香港、东京和首尔，这些记者或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但他们都精通中文，像我这样住在北京的记者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也很不现实。
我一直觉得长城无时无刻不陪伴着我，这座长城并不是我几天前在城北边登上的那座长城，对我来说既可怕又难以逾越的长城，是语言的长城。这座长城从外围卡住了我，因为每每有中国人想与我交谈，我都听不懂，我既看不懂这里的报纸，也听不懂广播，既看不懂墙上写的标语和口号，也看不懂商店里的商品名称，当然更看不懂政府部门入口处的汉字，一句话，就是什么也看不懂。我无法找到一个字母或者一个词，可以让我轻松自然地照猫画虎地临摹。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什么也不懂，什么都是糊里糊涂不可知，像在印度时一样！在那儿我也看不懂当地密密麻麻的印度字母。如果我再往前走，是否还会碰到类似的障碍呢？这种语言字母像是天书，是谁发明的？是怎么形成的？不管怎么说，在语言形成的最初阶段，是由某一种字衍生的吧！而这种字又是谁发明的，有什么方法能让人记住呢？也许是通过口口相传，也许是把这种拼写方式记录在某种物体上，也许是书写在一个什么板子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为什么一个同样的东西，人们却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书写出来呢？在我们整个地球上，人、山脉或者树木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为什么每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差异却如此之大？这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不同文化中所存在的初始的字，比如说“花”，在有的地方，是竖着写出来的，有的则是用画圆圈来表达，而在另一些地方却用两笔或者用球形表示？这是一个人做出的决定还是集体做出的决定？他们事先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他们是在篝火边讨论的还是在家庭会议上讨论的？是在部落会议上确认的还是由年长的人最后拍板敲定的？是由江湖上的人还是占卜者确认的？
事到如今，我已经无退路可走，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事物都会有自己的内驱力吧。
于是，我就开始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我练习写汉字，先向左画一撇，再向右画一捺，这样看上去好像一切都不同，结果是，我越是想写好，越是弄巧成拙，越弄越复杂，因为，字母进化这一残酷的逻辑，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琢磨，也就愈加令人费解，甚至常常使人难以领悟。
尽管印度语和中文的书写方式对我来说都同样难，可是这两个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却明显不同。印度人显得很放松，中国人表现得很拘谨，警觉心很强。印度人即使在拥挤不堪时也不会成群结队，他们的人群显得很松散，杂乱无章，缓缓地流动着；而在中国，人多拥挤时，人群也是成形的，显得纪律性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