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轼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多改从了朱熹。朱熹在就任湖南安抚使期间,又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经常和生徒讲论问答。于是,程朱理学在湖湘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
湖湘学派之所以能够融入湖湘文化,因为它不存门户之见,抱兼容并蓄态度,对不同的学派并不一概否定,而是互为取舍。
宋代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是湖南文化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学者群体。这个学派重视经世务实和包容众家之长的学风,和湖湘文化的基因相吻合,因此得以流传下来,促使湖南人奋发成材。
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身体力行了湖湘学派关于知行合一的理念,他们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如左宗棠所说的“一意干将去”。湖南人“霸蛮”而又“灵泛”,其不胜不归的硬汉精神和死士精神,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是湖湘文化的熏陶使然。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湖南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才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才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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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3)
从晚清到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迎着险恶去建功立业,充当“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一环扣一环,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使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各地起义,使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使民主宪政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庆道光年间的湖南经世致用派、咸丰同治年间的湘军集团、戊戌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身上,都或明或隐、或多或少地闪现出湖湘文化基因的影响。由此可见,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深远的。
清代以来,湖南地面好像是春天向阳山坡长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不单是政坛军界,就连文艺、学术方面的人才,也能排成长队,王夫之、何绍基、王辏г恕⑼跸惹⑴费糁叙馈⒁兜禄浴⒁着嗷⒁姿扯Α⑵氚资⑴费粲栀弧⒑芈掏 ⑸虼游摹⑻锖汉投×幔囊晃徊皇谴笫途藿常磕囊晃徊皇窃谄淞煊蚰谥创笃炜复蠖Φ娜宋铮�
在明朝中叶,岳麓书院接待了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字伯安。当时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和反对强迫灌输的教育观,受到了学界的欢迎。
1507年,王阳明因触犯太监刘理而被谪贬到贵州龙场,途经对贬官文化十分欢迎的湖南,先在醴陵靖兴寺和泗州寺讲学,再到长沙讲学于岳麓书院。他居住在岳麓山,为朋友和门徒谆谆讲解良知的学问。当时,湖湘学派被人淡忘,需要振兴,而阳明先生的教化,使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从此,王阳明的学问开始在长沙传播。
1539年,王阳明的弟子季本来到长沙。他又是一位贬官。他当到了南京礼部郎中,不料出了事,被贬谪到湖南辰州,又升任长沙知府。在此期间,他修葺岳麓书院,并亲自开讲,吸引了大批士生前来听讲。季本进一步传播王阳明的学说,直到被罢官回乡。
在这期间,王阳明的弟子罗洪先也在岳麓书院讲学。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他特别强调“良知”要义,认为“良知”二字,是阳明先生一生经验的心得。但他没有盲从王阳明,对王阳明认为良知完全出于自然表示了不同看法,指出良知也与后天学养有关。他这种不盲从的品质,对岳麓书院的学生产生了一定影响。
明朝万历年间,王阳明再传弟子张无忭也到岳麓书院主讲,对王阳明学说在整个湖南地区的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元忭是浙江绍兴人。1582年,他因使事入长沙,应兵备道李天植的敦请,主教岳麓书院。明代初年,张居正执掌宰相权柄后,一度调毁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但岳麓书院虽因其独特的文化地位而未被毁弃,但讲学之风早已停止。张元忭致力于重振书院学风,一些著名的王门弟子相继在此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士生纷纷慕名而来。岳麓山下,湘江河畔,一时又书声朗朗。岳麓书院又进入一个学术繁荣期。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学活动,并没有排斥尊程朱理学为正宗的湖湘学统,而是表现出二者相融合的倾向。不仅如此,张元忭还对朱熹和张轼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因此,湖湘学派海纳百川、经世济用的传统,得以保存下来。
王阳明和他弟子们影响了许多后起的湖南学子。如以后任长沙惜阴书院和岳麓书院山长的长沙人吴道行,就是张元忭主讲岳麓时的学生。他在聆听了张元忭的讲学后,衷心服膺,追随左右。他日夜发愤攻读,终于成为湖南著名学者,他悉心修辑的《善化县志》、《长沙府志》都堪称佳作。王夫之在崇祯年间就学岳麓书院,对山长吴道行的学识人品十分敬重,因而王夫之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吴道行有密切关系,并更长远地影响到近代湖湘文化。
湖南人王夫之生于1619年,卒于1692年,享年七十三岁,是明清跨代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是衡阳人,晚年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学者们称之为“船山先生”。明朝灭亡后,他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后退到肇庆,在南明桂王政府任职。由于反对王化澄,差一点进了大狱。他决心隐遁,游走在湘西以及郴州、永州、涟源及邵阳等地,躲在窑洞里,藏在深山中,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四十年都没有蓄辫子,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王夫之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理方面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在哲学上,他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 “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他又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强调行是知的基础。他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地主,主张减轻自耕农的税收,而增加地主的税赋。他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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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4)
王夫之的经世之说,影响着清朝几代长沙人。王夫之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建树,是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人是不可缺少的,民众缺了商人,就无法互通有无,维持生计。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给百姓带来各种生活用品,并为国家提供丰富的储备。他充分认识到价格对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主张让市场价格自由涨落。他在《黄书》中论述了商业促进发展乡镇经济、为农民提供生活资料的社会功能,赞扬了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王夫之批判宋明理学提倡的“去人欲,存天理”的道德观,提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主张满足人生的物质要求。他还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家的中坚,主张发展自耕农经济。他的主张,推动了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王夫之的厚商兴商思想,正是明末至清代前期湖湘地区自然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潜变的印证。当时长沙的经济发生潜变,突出表现为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长沙米市逐渐与九江、芜湖、无锡米市齐名。乾隆在位的六十二年里,清政府开始实施“轻徭薄赋,加惠商民”的政策,对商人有三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是免征粮食税,使商人为了赚钱,把粮食运到灾区接济灾民,平抑灾区粮价;二是整顿税关,以防法外苛取,克剥商人;三是减轻市税,规定官员不许额外苛索,不许重复征税;不许贪官污吏假借名色,巧取一文。
王夫之虽然是南明遗臣,一生不肯出仕清朝,但清廷却对他的思想推崇备至,清巡抚郑端多次请他出山未果,因此湖南统治者实际上赞同了他的重商思想。加上清政府减赋恤商政策的推行,使长沙商贸受益匪浅。至乾隆年间,长沙已是湖南仅次于湘潭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在秋冬之交,安徽商人载盐而来,载米而去;江苏、山西、陕西、河南与广东的客商,则贩卖皮革、古币、玉器、古玩,以及绫罗绸缎。繁华的市面,从南关内一直绵延到臬署前,上下坡子街都很热闹。
在嘉庆皇帝治下的二十四年间,长沙城已发展到沿江十余里的街市,有几万所屋宇,城内人烟稠密,冠盖纷坛,闾阎林立,商贾云集。清初实行海禁,湖南长沙反而受益。清政府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土货的出口,西方洋货的进口,必须在广州进行。乾隆年间,广州人大多数经商,跑到长沙和汉口,有见识的人则南下澳门,跑到国外,行程千万里,将中国的宝物拿去做贸易,获得很大的赢利。这样,在广州与内地之间,形成了一条商道,长沙则是这条商道的必经之地。因此,长沙是中西商品交流最先受益的地区之一。南京等地所产的绸缎,被运到湖南,越过五岭,靠着马车和船舶,运往更远的地方。苏杭一带相当数量的绸缎,正是经过湖南这条商道,远销东南亚、南洋和欧洲。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产品需求量很大,不得不用大量白银来支付货款。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长沙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王夫之在岳麓书院的活动,使岳麓书院承载了商品经济的思想。晚清以后,岳麓书院更是鼎盛一时,培养出众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以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改良派;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代表的“中兴将相”;以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
从1916到1919年三年之间,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和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谢觉哉、李达、罗章龙等大批师生一起,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岳麓书院交流开放、海纳百川的精神,和湖湘文化互相辉映,它的存在加强了近代湖南人开放务实的观念。它的很多学术研究方法和思想品质,丰富了湖南人的教育理念。湖南大学如今还在自觉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博于问学,明于睿思,笃于务实,志于成人”的文化精神和教育传统。湖南的现代高等教育,吸收了湖湘文化优秀的精神。
不言而喻,岳麓书院极大地推动了湖湘文化的繁荣和传播。岳麓书院在宋代刚建立时,湖南人除了热心于理学的湖湘学派以外,在经学、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医学及考据学等方面,都有非凡的建树。
岳麓书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奇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扬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都能在岳麓书院的论坛上找到根源。
岳麓书院最值得纪念的品质,就是提醒人们: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坚韧刚直,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实事求是,经世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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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书院鼓吹经世济用(5)
从历史源流看,岳麓书院作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标志着湖湘文化得到理性的充实和教育的崛起。湖湘文化最直观的成就,就是涌现出一代代炳耀史册的知识群体,而他们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行为轨迹上,都与岳麓书院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岳麓书院已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成为湖南人的精神载体,标志着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成就。
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岳麓书院所记载的文化精神历程,是湖南人的一部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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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
我们已经知道,湖南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湖湘文化激越冲突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