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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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帮助-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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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前提,春秋无义战,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大是大非的两分法来分析老子所面临的种种情势。
  其次,我们从这一章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老子的时代、老子的政治社会环境是何等险恶。老子对于自己的智慧与见地充满信心,但是对于自己的力量,对于他所处的环境是否那么讲道理、讲仁义则全无信心。他看透了兴亡盛衰沉浮成败的瞬息万变、物极必反。他看惯了看透了那些急于求成者、自我兜售者、霸气十足者、蝇营狗苟者的红极一时与狼狈下场。他不能不发出忠告,奉劝那些小打小闹、啰哩啰唆而又偏执狭隘、鼠目寸光的家伙,还有那些轻举妄动、自命不凡、大吹大擂、牛皮轰轰的伙计清醒一点,冷静一点,克制一点。
  有什么办法呢,两千五六百年过去了,老子的劝告对于这样的生生不已的庸人蠢材还是不无参考价值的。
  邓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夏回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提问时,讲到周恩来与他自己的时候的一些说法,可以作为《老子》的这一章论述的理解与参考。这里也有一个前提,周恩来与邓小平面对的不是蒋介石国民党,而是革命成功后的自己的党与领导人毛泽东。他们的选择只能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在讲到自己的三起三落的“秘诀”的时候,邓小平强调的是“忍耐”。。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十二章 曲全枉直(2)
绝无老庄传统的西方世界对于忍耐,则也有所提倡赞扬。应有的忍耐,也可以为普世所接受。
  因为世上的许多道路都不是笔直的。许多理所当然的好事,做起来也要付出时间,付出代价,经历艰辛,经历曲折。
  当然,我们尊重抗争者与牺牲者,例如张志新与遇罗克,我们也同时能够理解忍辱负重与委曲求全的人尤其是领导人的决定作用与实际成效。我们不能认定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种模式。
  说到敝则新相当令人叹息,“文革”当中大吹新生事物,把乌托邦的东西、个人迷信的东西当做新生事物。同时视旧视古如敌。看来仅仅新不新、旧不旧,并不是价值判断的标准,新底下还有本质,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还是腐朽封建的东西借尸还魂,那是需要鉴别的。
  同时新与旧并非截然对立。对于历史的珍重,历史主义,恰恰是比较新的观念、新的风尚;而浮躁求新,浮躁弃旧,恰恰是过了时的愚蠢。
  至于“不争,故莫能与之争”的命题,太精彩了。这里有一个道的问题,即认识客观规律的问题,一个人的一切,不是争出来的,而是看他的实际与实绩,看他的品格、智慧与事业。当然还有机遇,还有外界的不确定因素。“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你争得再有效,也不如你的存在你的性能你的纪录更有说服力。一个锱铢必较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大气的、有信心有把握有格调有形象的人,而只能是一个私心太重、心胸狭隘、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红楼梦》里的赵姨娘式人物。赵姨娘的特点是夫唯必争,故什么也得不到;夫唯皆争,故什么也做不成;夫唯乱争,适成笑柄。
  我还有一个很个人的体会。你有时间去争吗?有那个时间,你又可以多读多少书,多思考多少问题,多写多少作品,多出多少活儿!哪样的效益大,哪样的努力划得来,哪样的时间支出更加经济?还用问吗?
  莫能与之争的说法颇有些幽默。争夺、计较是会引起恶性循环的。你争的结果是他争,他争的结果是她争。争,还能变成恶性破坏。我得不到了,反正也不能让你得到,最后争个两败俱伤,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而我偏偏不争,你的那些与我争的伎俩,不都是无的放矢、与风车作战了吗?你争什么,吾兄,好好好,全归你好不好?我要的只有格调,只有实绩,只有大道,只有生命的真价值、真意义、真快乐。
  你争的结果是一肚子气,是一脑门子官司,是一百个想不通、一千个委屈、一万个天怒人怨。
  我不争的结果是明朗的心态与可能的最好的果实。
  当然这里说的争是私利之争,不是为了真理为了人民而斗争。
  再说,人性中有一种为争而争的无聊冲动,连争蝇头小利都谈不上,而是意气之争,字眼之争,打锸(读三声,驴唇不对马嘴)之争,取笑之争,为了显示自己而强词夺理之争,恶评酷评之争,吃饱了撑的之争,穷极无聊、无事可做之争,怕别人忘了自己之争。夫妻间就难免这种争执,还有一种叫做姑嫂勃谿、婆婆与媳妇之争。文人间文坛上也多有这种争执,更有无聊小文痞以与比自己个头大的人争为出道捷径。你能奉陪吗?绝对不能。只能以不予置理对待之。

第二十二章 曲全枉直(3)
还有一个体会,带棱带角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是可以的,却完全用不着辩诬。如果他要诬,就完全不是一个言语文字逻辑的争论,而是另有背景,另有出发点,与之讲道理掰逻辑是无效的。而且事物的本来面目不是任何别有用心的诬陷所能改变的,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埋头耕耘,培植与收割自己的作物,争取自己的丰收,显示自己的包容与宽大。
  和辩诬同样忌讳的是纠缠不休的争论。许多事争起来是完全没有用的,百分之百的有理照样有可能面对胡搅蛮缠者而一筹莫展。原因在于,一个人的主张荒谬,立论失当,恶意攻讦,不按真理,其实质原因常常既不是逻辑问题,也不是实证或材料搜集方面的问题。热衷于争者口头上说的笔下写的一套,并不能说明他的固执己见的真实原因,更不一定是全部原因。谁也不要企图通过辩论改变谁影响谁,甚至众多的旁观者也早就不会根据辩理的情况决定自己的取舍了。表面上的道理、考据、事实之侧面、角度之争的背后,往往是利益之争、意气之争、派别之争、背景之争。只有傻子才耽于争论,误了一切正事正业。
  不争的结果还是最好的回应与过招。你把蝇头小利、浮名虚势看得重如泰山,我看得轻如鸿毛,我根本不予置理,你还能怎么样呢?你什么都争的结果并不可能给你添加一斤一两,而我的不争只干的政策,不是反而处于不败之地了吗?
  老子此章的用意在于以无成有,以退为进。你在功名上、俗务上、金钱上、风头上退了,无了,曲了,枉了,洼了,敝了,少了,你在事业上、学问上、智慧上、境界上、大道上、贡献上才能有所进取,有所获得,有所创造,有所作为。当然给赵姨娘式的男人与女人讲这样的道理,是对牛弹琴了。然而这样的事例与成效无数,岂是虚言!
  至于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老子判定,一个人最大的障碍有可能是他自己,光注意表现自己兜售自己了,他能看明白这个世界吗?他看得明白比他强的人士、比他所懂得的更高明的道理吗?光自以为是了,自己掉在自己的坑洼里了,他身上还有什么值得彰显的光辉吗?只知道吹嘘表白表功的人,谁愿意承认他的功绩?越是自高自大,越是得意扬扬,越是压人一头,越是无人买账,这样的事情还少吗?
  老子对此也有一番感慨,就是自己挡住了自己的道路,自己蒙上了自己的眼睛,自己堵上了自己的耳朵,自己使自己变得可笑兮兮,孤家寡人,脱离大道,脱离生活,脱离人群。
  老子说古代就有曲则全的说法,这不是虚话。这说明,老子的思想也是有根基的。中国民间过去或此后都有类似的总结、类似的例证。如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欲速则不达,如小不忍则乱大谋。如韩信的受胯下之辱。如范雎的佯死,更不要说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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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飘风骤雨
希言自然。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少说话少折腾少生硬干涉才符合大道自然运行的规律,也才留下了大道自行运动的最好的空间。
  风刮得太猛,往往不到一个早晨就停下来了。雨下得太大,也很难连下一个白天。谁把它们停下了呢?天与地。天与地都不能用力太过太久,何况咱们人类呢?
  所以说,你如果力求按大道办事,你也就要或一定会与大道相一致。你力求按大德办事,你也就要或一定会与大德相一致。你行事失去了道与德,那么错失也就与你相一致。你与大道一致,大道也就乐于得其所哉——运转于最佳状态。你与大德相一致,大德也就乐于得其所哉——发挥于最佳状态。你与错失相一致,错失也就乐于得其所哉——惩罚你于应有应得的状态。
  他们(那些与错失一致而背离了大道大德的人,尤其是统治者)缺乏公信力,老百姓信不过他们。
  从这一章可以看出中国式的毋为己甚、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直至中庸之道的内容。不要用力过猛,不要用力殆尽,不要人为地闹哄咋呼,不要动辄暴风骤雨,要悠着劲来,要有长劲,这是老子的忠告。
  中国古代少有权力制衡、社会制衡的传统与观念,但是中国人特别体会得到在时间的纵轴上的平衡: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叫做物极必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叫做否极泰来,时来运转;叫做阴阳协调,一阴一阳谓之道;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我们较早发生了中庸思想,不走极端,免得若干年后再往另一面偏。同时中国人也较早就主张和谐与平衡,阴阳协调,各得其所。老子以狂风暴雨为例说明天地做事也不是一味走极端走单一方向,人类行事更要考虑到诸多方面,不可强行推动,不可一意孤行,不可逆天逆民而动,不可赶尽杀绝,不可将事做绝。
  中国的古代,儒家提倡的是通过道德、礼法来制衡权力地位,失去了道德礼法也就失去了权力的合法性,不按理法办事也就失去了管理的合法与有效性。
  老子则是企图通过哲学,通过大道的宣示与理解来克服苛刻烦琐勉强主观失度的苛政与蠢行。可惜的是,老子讲的这些仍然是偏于理想化的。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这也是中国人的尚同思维方式之一例。你靠拢认同A,A就喜欢你;你喜欢B,B就认同你靠拢你。既然A→A',那么A'就一定→A。其实这样的逆定理未必成立。你自以为是靠拢道与德,但事实证明道与德并未与你亲近合一,你追求道与德,偏偏有人认为你无道缺德,这样的事也是可能发生的。
  老子式的道德治天下的范例太少了。春秋战国也好,其后的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也好,至今并没有哪个政权哪个个人是仅仅靠虚静无为柔弱退让取得了成功的。知识分子的求道学道的成效更不明显。你自以为爱道求道,但是道未必向你现出笑脸,而是嘲笑并惩罚你的书呆子气,这样的例子比同于道而道亦乐得之的例子更多,比如魏晋名士们的悲剧命运,比如近现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
  当然,同样也没有哪个政权哪个个人是仅仅靠生拉硬拽、强迫命令、狂风暴雨就能做到国泰民安事业有成的。革命高潮夺取政权时期,大讲反对中庸,反对费厄泼赖,提倡完全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号召“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是有它的历史特色与时代背景的,是有它的规律性的。革命胜利了革命的人民取得了政权了,必然会有新的考虑。
  这里还有一个帮助与启发。从飘风骤雨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讨论一个社会生活或我们的事业的高潮化与正常化的命题。夺取政权的革命,是有高潮的,是在高潮中取胜的。对于这种高潮的自豪的记忆,这种高潮化的历史惯性,会鼓励我们总是想在不断涌现的高潮中跨步跃进。但是建设新社会,尤其是经济建设,不可能总是人为地采取掀起高潮、延续高潮的办法。改革开放前,经济与社会政治生活中我们数度呼风唤雨,掀起高潮,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比如名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比如反右完了就唱上了“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比如“大跃进”,比如“文革”。而我们现在很少讲什么掀起高潮,而是讲可持续发展了。
  偏偏现在有些迷恋于老经验的人认为是进入了“革命的低潮”。他们如果能够多少听取一下老子的见解,不是没有帮助的。
  更正确的选择是做到有为与无为、道德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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