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好象也有那么几十个来登记，至于我们给他们配对的结果就不知道了。我们还搞了个舞会，让婚姻介绍所的登记者们一起见见面。婚姻介绍所是我们文学社搞的，所以那天的舞会，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也必须参加。那是我们婚姻介绍所最大的一次活动。
以后不久，婚姻介绍所就停了。
我的女朋友不是在婚姻介绍所里找的。我的身边经常有些女孩子。最疯狂的莫过于一个技校女生，她是我的徒弟，她的疯狂让我们石灰窑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她一天到晚地跟着我，没有看见我的时候，她就疯狂地寻找与我到一起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就一个劲躲她。
她有时候就在石灰窑休息室向同事打听我的去向，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实际上追她的人也挺多的，她虽然个子一般高，但长得不错，她还是厂矿子弟，就是说她家就在我们工厂里，父母是双职工。
还有几个女孩子也喜欢过我，相处过一段时间。最让我心里难过的是一个叫升宝的女孩，我喜欢这样叫她。我们在一起分分合合很多年，分的理由是她家里父母反对，合的原因是我们相互喜欢到一起。她家也是双职工，都是城市户口，不象我家，父母姐姐们都在农村。她不喜欢我的地方是我很多时间是与朋友在一起玩，与她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
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我喜欢我的农村。我经常回去看我父母，现在我的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每次回家必定到姐姐家呆两天，她们还是那样地对我好。那种不动声色的爱，我看得出来甚至超过她们对老公的爱。一次次，我为这种完全不求回报的爱而深深感动。我身处石灰窑那灰尘弥漫的空间时，总会莫名地想起她们。
3
他又回来了，连续四五天都没说什么话。
我一个人靠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看书。门开了，是李师傅，我叫了他一声。他没有像以前一样亲切地叫我小唐。他把包还是放在进门的左边。
我与他两个人共一间房。我的床靠右边墙，他的床靠左边。在不自觉的生活中，我的所有东西就放在右边，他的东西就放在左边，房间一人一半的格局就形成了，这是生活的形式。我与他一直相处得很好。在工厂里，老工人是讲究这种格局规矩的。
当天晚上上班才知道他老家的村里发生了鞭炮连环爆炸，三户在家里制作鞭炮的邻居，当场炸死了四个人，其余六个重伤住在医院。死伤的人都是与他们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感情远在一般的亲戚之上。天天挑水，天天下田，天天都可以看到的人，转眼间化为烟尘。而李师傅家里也一直在制作鞭炮。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师傅回去的时间就更有规律了。
这两个星期他每天连续上两个班，16个小时地上班，不象以前，隔那么两三天才上连班。
我与他同在石灰窑丁班，他开始是副班长，我师傅陈芳是正班长，后来师傅当了窑长，李师傅就成了正班长，我是副班长。很多时候，我们一起上完白班后，他一个人留下来继续顶替别人上四点班。
《一个人的工厂》第五节（6）
半个月下来，他就替别人上了九个班，这样在他回家期间，其他工人就要给他上九个班。这种现象在我们石灰窑比较多，我们称之为“兑班”或“还班”，就是互相兑换上班，我给你上了班你就要归还一个班给我的意思。
他很少提起家里的事情。与他同事十年，同在一个房间三四年，我才勉强感觉到他家的模糊样子。
我把刚洗了的衣服晾在窗户外面的一跟铁线上。李师傅回来了。这次他是回家修房子，他说以前的老房子实际上住起来还挺舒适的，只是老了些。什么东西老了，多余的东西就多，显得有些脏。屋子与人一样，老了，他的脚趾和皮肤就在一点点失去生命。
没有生命的风
慢慢地进入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功能在慢慢地丧失
这是我那天写的几行诗。
李师傅家里起的是平房，与毛泽东故居结构差不多，地坪是水泥地，平平整整的，这样好晒稻谷。每间房子里东西不多，卧室里还是以前那张老床。李师傅说，床还是结婚时候打的，睡久了，换了床不舒服。
我与谭泉他们约好了在他寝室里见面，谈谈《启明星》杂志的问题。我走出房间，对着走廊说：“李师傅，我走了。”李师傅在房间里整理东西。我好象听到他低咕了一声。我早已经站在了门外，随手把门重重地关上，手又不自觉地反推一下。整栋宿舍里的门清一色地在门木板外面包了一层白色的铁皮，说可以防盗，好象铁就比木结实一样。只过了几个月，这些铁皮就翘出一个包包来，不翘的部位就凹进去了一块。手一推，凸出的那些地方就会凹进去，凹的地方就会凸出来，声音在十九间相对的房子形成的走廊里变形，一种怪怪的声音连续响五声才会停止。多推敲几次，那会是鬼怪的声音。与李师傅住了很多年，形成了不象另一些几个年轻人住在一起的一些习惯：放肆地捶门推门。
我刚掏出钥匙，宿舍门开了。
“李师傅回来啦！”
这次回家，是他的大儿子考上了县城的重点中学。李师傅一直希望大儿子能够考上大学，自己找一份工作，那么就可以让小儿子来顶职。他算了一下时间账，儿子读大学与他退休的时间正好差不多。
我老家农村与李师傅的醴陵相差几百公里，而很多习惯是一样的。就说顶职：家里有男孩子女孩子的，不管是谁大，是男孩子顶职。女的来顶职只有两种情况，就像与我一起进厂，后来自杀的小周一样，因为哥哥已经有了工作，那样女儿才会来顶职。像李师傅家里是两个男孩，一般情况是大儿子来。但如果两个儿子都大了，就又算特殊情况。李师傅县里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两个儿子都想顶职，那就抓阄。李师傅说，实际上父母还是做了手脚，最后还是大儿子抓到了“顶职，但妈妈归你赡养”的纸团。
李师傅在我们石灰窑属于第二批最老的人物。我到了石灰窑以后，我只能计算出我是石灰窑最后第三批进来的。
二十多年，李师傅只与两个窑长吵过两次架。原因是他兑班太多。尤其到了后面几年，随着半边户工人的减少，李师傅的兑班就更加地明显。其他人不要这么频繁的回家，但李师傅没有办法。他总是经常回家。
今天晚上做零点班。下午，我躺在床上看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都不知道李师傅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每次开门都很轻，他不属于那种风风火火的人，他沉静、安稳、实在，略带点女性的气质。正因为加了这些气质在里面，他就更加具有了一种可以完全信任的大哥风范。
《一个人的工厂》第五节（7）
李师傅回来了。
这次他晒得很黑。他跟我说了很多半边户不好的地方。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家里远的夫妻半年才能够见一次面，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虽然说孩子生病可以来工厂治疗，但谁会把生病的孩子带那么远来看病。到这里是工人，一回家就成了农民，有时候人很恍惚。在这里上班，经常想着家里不要发生什么事情，家里很多事情女人是不好做的。在家里做事情，也担心工厂里的领导批评。
工人就这样，说了就说了，我就听着，他说的是事实，我们不会把话隐在话里，更不会只说些鸡皮好话，而把一些真实的想法留在肚子里再来害对方。我在工厂里生活了十年，我相当了解工人，他们决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即使有所谓的计谋，也是那种不害人的计。工人们的计谋在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那里根本不是一回事。可以说已经不叫计谋了，只是一些善意的小聪明罢了。
李师傅说自己半边户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听出了，他话里的生活不是那样的，他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他把两边的事情处理得很好了：儿子考上了大学，再过几年，小儿子就可以来顶职，家里的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好。李师傅没有精神的厌倦，只有来回行走于两地时身体有一些疲倦。
他跟我们一样，喜欢工人这一身份。
李师傅的名字叫李运。
4
我们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到我们石灰窑来。
在二分厂有一种说法：老弱病残的人就往石灰窑放。就像我与谭泉、罗成三个人进来的时候，是唯一的年轻人：不足十六岁。我们属于幼和弱的范畴。其他几个进来的十几个人要么身体有点小伤残，要么就是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不过，在我们工厂里，大部分都是提前退休，好让儿女们早点进厂。工厂为了感谢这些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就破了很多规矩来成全他们的心愿，何况上面一次又一次地传闻，以后要取消这种顶职制度。这样像我们这些青少年就大量流进了工厂这个铁炉。
肖彪良为什么要流进石灰窑，一直是个谜。原因大多只是猜测，而我天生对猜测和看热闹的事情提不起半点兴趣。肖彪良是我们工厂职工大学的大学生，是学校学生部或者是团委的一把手？是部长或书记的职务？他的成绩一直好，并且有一段在铁合金工厂里工作的经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毕业后会分配到总厂（至少也是分厂）厂办任个干部职。
我是上白班，刚做完上午的第一次事情。四月的天气凉凉爽爽的。我师傅陈芳这个时候还是我们班长，他从工段里回来，像往常分配什么人来一样，说等会儿有个叫肖彪良的人分配到我们石灰窑来，正好丁班缺个人。
师傅那种随意的姿态和腔调是装出来的，他在想尽可能地自然，但他天生是个单纯的人，他装不出另一种样子。他每次玩牌，他的表情都会告诉牌友他的牌好坏如何。他后来就故意装出抓到了臭牌或者是一手好得不得了的牌。大家还是知道他的牌到底怎样。师傅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从我师傅的口中感觉到了某种与其他人不同的预感。我们没有反应就坐进了休息室，几个人分别坐在三条凳子上。几分钟时间，我们都听到了工段长和老窑长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好象是在交代窑长一定要把石灰窑附近的卫生打扫得彻底点干净点。领导一般到了我们这，他们总要指指点点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让工人感受到他的权利。
《一个人的工厂》第五节（8）
还有另外的脚步声，应该有三四个人。门推开了，工段长、书记和另外一个陌生人进来了，窑长走在最后面，像个主人。工段长叫那陌生人坐，他介绍说，这是我们石灰窑新来的同志肖彪良。实际上我们早知道了，只是需要领导的证实。大家还莫名其妙地拍鼓掌，这在我们石灰窑是从没有过的，哪有这一套，大家拍到最后可能感觉到了不自然。书记又说了几句话，他们都坐在休息室最里面的椅子里，老窑长靠在门口的工具柜边，他没有坐。
我突然感觉里面的光线不是很好，我站起来，把放开水桶那边的窗户推开。在我走回椅子的那几步距离之间，突然清晰地回忆起我第一次进石灰窑的场景。
大家也是这样坐着。坐着迎接新来的同志，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姿态。进了石灰窑的门，坐下来大家就是同事。我们进来的那天，不是生产期间，石灰窑的所有职工都在，我当时听到的是很多个人的议论声，有几个声音以长辈的形式与我们说话，问我们是谁的儿子，父亲以前在哪里工作，那是长辈式的亲切。
现在只有文妹子和师傅两个人与他简短地说了几句。
我们这里好多的灰。
我们以后是同事，好好做事情。
前面那句话是文妹子说的，后面是我师傅的风格，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严肃。文妹子和我师傅这两个人经常用调侃的方式唱对头戏，但他们关系很好。我们石灰窑里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只是好的外在形式不一样而已。
我很清晰地感觉到了我们进来与肖彪良进来是两种不同的气氛。
肖彪良只是开始上的三四个班没有说什么话。刚来的时候我们是上的第二个白班，接着是两个四点班，后面就休息两天。到我们上第一个零点班的时候，肖彪良开始说话。
前面一个月他很有分寸地讲笑话，不急不慢地说，说完了，我们笑了一会，他才突然发笑，并且会很简单的再重复一次我们已经听清楚了的重点部分。他又会让我们笑一次。他是个讲笑话段子的高手，除了后面我认识的写《国画》的王跃文比他厉害外，就无人可比了。但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没有流行讲段子的时候。
一个月以后，肖彪良除了偶尔说笑话以外，他有了自己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