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启治
一艰辛漫长的跋涉为了禳灾求福，母亲在他的本命年里给他织了一根鲜红的腰带。半年后，他依旧勒着这条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腰带，脚下穿着一双磨薄了的旧布鞋，和二十多个在家乡小学毕业的同学一道，跟随着班主任杜老师，到三十里外的历史名镇灞桥去投考中学。国道上的砂石很快磨穿了薄薄的鞋底，磨烂了孩子幼嫩的脚后跟，血渗湿了鞋底和鞋帮。脚伤马上使这个十三岁的孩子觉得全身乏力，眼泪立即涌出眼眶，他真怕撵不上走在前面的老师和同学。他又爱面子，不愿说因为没有好鞋子而磨烂了脚后跟。自救的办法是捋一把杨树叶子塞进鞋窝儿；不成，又狠下心从书包里摸出那块擦脸用的布巾做了应急的鞋垫，而踮着另一只脚尖急急地往前赶；终于布巾也磨得稀烂后，便只好从书包里拿出课本，一扎一扎地撕下来塞进鞋窝里，可直到课本撕完，他还是远远地落在后面。心惊肉跳的疼痛，迫使他瘫坐在路边。
这时，一声声火车汽笛的嘶鸣在耳边震响，随即便有一股无形的神力从生命的深处腾起，穿过勒着紫黑色腰带的腹部冲进胸膛又冲上脑顶，他愤怒地认定：人可不能永远穿着没有后底的破布鞋走路哪！ ……他咬着牙，挺起腰杆，总算在离学校考场还有一二里远的地方追赶上了杜老师和同学，却依然保守着脚跟受伤的秘密。
这个孩子终于上了中学，在同班五十个同学中是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便坐在头排第一张课桌上。但勉强上完初一第一学期，他便面临着暂时失学的命运。那时，父亲靠卖树（ 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块五毛钱） 供他上学已经难以为继。他必须休学一年，以便让一脸豪气的父亲实现一年后让他哥哥投考师范再腾出手来供他复学的谋略。在不得已呈上休学申请书后，这刚交十四岁的孩子在送他走出校门的温柔善良的女老师的眼睛里看见了晶莹透亮的泪珠。为了避免嚎啕大哭，他立刻低头咬紧了嘴唇。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同时还是有一小股酸水从眼睛里冒出。他顺手用袖头揩干净泪水，再一次虔诚地深深向女老师鞠躬，牢记着她“明年的今天一定来报到复学”的叮嘱，然后转身离去。
然而，这一年的休学竟意想不到地使他散文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一九六二年他二十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上一年这个学校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今年四个班能上大学的只有一个个位数。成绩在班上数前三名的他名落孙山，他们全班剃了个光头。父亲临终时忏悔说，“我对不住你，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几十年……”四年后，二十四岁的他迎来了“文革”的大灾难。此前那几年他一边当中小学教师一边迷醉于文学，发表了《樱桃红了》、《迎春曲》等几篇散文作品。“文革”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他那宿办兼一的小套间的门框上贴着一副白纸对联，是毛泽东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门眉横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当然也是用白纸糊成的。被大人操纵的孩子们让这些冥国鬼域的标志物在他这风雨够不着的小套间里整整保存了三个月之久，让他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这人生的第一次大尴尬使特别要面子的他顿觉自己完了，死了———起码是文学的生命完结了。没什么文化的姐姐和上了大学的表妹劝慰他的话竟惊人地一致：“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经历过人生大尴尬的生命体验之后，他对自己说，如果还要走创作之路，那就“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
他在二十六岁的一九六八年结婚。没有念完初中的妻子后来为他生下两女一男。以后，他在长达十七年从事农村基层工作中，每月工资由三十元增加到三十九元，却要养活五口之家。物质生活上真是不堪重负。最困难时，孩子的尿布、褥子都没有替换的，也没有充足的柴火烧炕———只好很节省地用一点柴火在做饭时顺带烧热一块光溜溜的小脸盆那么大的河石，然后用这烧热了的石头当暖水袋来暖孩子的被头和尿布。此时他已经是公社的副书记兼副主任。
他在政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艰难下，依然断断续续地写他谙熟于心的农村题材小说。自一九七九年起有《幸福》、《信任》等短篇小说面世。一九八二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同年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他从现在开始结束了高中毕业以后在农村基层长达二十年的生活。
如果说，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二年这二十年不打一点折扣的农村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生活库存，那么，以后的整整十年（ 至一九九二年） 就是他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成熟期。
他在这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的老家旧屋里，一求耳根清静，二求读书弥补文学专业上的残缺，三求消化他所拥有的生活资源，创作出数量上越来越多、质量上越来越高的文学作品来，直至一九九二年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而一鸣惊人。
下列作品，可视为他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二年走向成熟这十年的主要创作成果：一九八二年七月：短篇小说集《乡村》出版一九八六年六月：中篇小说集《初夏》出版一九八八年四月：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出版一九九一年一月：短篇小说集《到老白杨树后去》出版一九九一年一月：《创作感受集》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篇小说集《夭折》出版一九九二年十二月：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杂志第六期开始连载《白鹿原》的诞生并非偶然。那是他在完成了《初夏》等九部中篇，八十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十多篇报告文学作品之后，由《蓝袍先生》的创作而触发了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的结果。这部长篇从一九八六年起作了两年的构思和史料、艺术等方面的准备，至一九八八年四月动笔，到一九九二年三月定稿，历经四年的写作修改才告完成。
《白鹿原》连载于一九九二年《当代》第六期和一九九三年《当代》第一期，一九九三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可谓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所罕见。迄今人文社的累计印数（ 含修订本、精装本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 已达六十六万一千册，此外还收入他的“小说自选集”和“文集”，海外则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版、台湾新锐出版社版和韩文版、日文版先后面世。
《白鹿原》面世后确实出现了好评如潮，畅销不衰，一时“洛阳纸贵”的盛况，却也一直有不同的争论、批评乃至粗暴的压制。然而，牡丹终究是牡丹。尽管它本身还存在某些不足，但那些非科学的批评、压制，却无损于牡丹的价值、华贵和富丽。它先是荣获陕西第二届“双五”文学奖最佳作品奖和第二届“炎黄杯”人民文学奖。后来，略加修订的《白鹿原》又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荣获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它的作者终于登上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颁奖台。
他———这个脸上已是沟沟壑壑、满脸沧桑，却有一双炯炯有神大眼睛的五十六岁的汉子就是陈忠实。这个一九四二年诞生于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那个叫作西蒋村的孩子，几十年前曾经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后跟淌着血从这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走向灞桥，走向西安，如今却堂堂正正地走向北京，走向世界，攀登上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白鹿原》确如海外评论者梁亮所说，“肯定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 《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一九九四年第一期） 那么，我们说《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是当代中国作家群中的大家之一，也就不算夸张了———他毕竟以自己震惊中外文坛的非同凡响的佳作而达到了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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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长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大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
一九五九年，他在西安市18 中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由《延河》杂志每期登上两章，他就每月准时花两毛来钱到邮局去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开销了。
年轻时的陈忠实对《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写农村的文学作品。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谈不上更多文艺理论上的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创业史》在六十年代初出版，到七十年代初忠实先后买过七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但到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总是读一本丢一本，被别人拿走了。
因为特别喜欢《创业史》和柳青的散文、特写，在他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柳青。如七十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等，也就被认为是从语言到农村氛围的营造给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像柳青。这在当时自然是一种肯定———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故事还离不开写阶级斗争的基调。可以说，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忠实说，他和柳青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直到七十年代初（ 七二、七三年间） ，陕西人民出版社开过一个工农兵作者座谈会，忠实作为业余作者与会，才第一次亲眼见到柳青。那时柳青刚刚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健康状况不好，一边讲话一边用个喷雾器往嗓子里喷药，然后才顺过气来说得下
去。他讲话容易激动，没有讲话稿，也不讲什么套话，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他来开会就穿一身黑褂子，像老农一样朴实。
在柳青生前，忠实就在这种场合见过他一面。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实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到一九九六年柳青八十周年诞辰时，忠实以省作协主席的名义还张罗重修了柳青墓，并郑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词中，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忠实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看作终身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的意义。
然而，早期的学习和对柳青永远的尊敬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最终应该走自己的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到了八十年代的中期，忠实已经从更广泛的学习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譬如孩子学步，一旦自己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就必须甩开大人的手走自己的路。就艺术创作而言更应如此，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陈忠实并不缺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因为他一直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
从一九六二年他高中毕业到一九八二年调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他一直在农村。先当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后当基层干部，公社副书记兼副主任一当就是十年，到一九七八年新时期开始才从公社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除了人事组织工作，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他统统都要管。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何止是知道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直接的执行贯彻者和参与者。一九七七年夏他还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去实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一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