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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离不开当时的背景。我结束了高一的课程后，马上要升入高二就读。当时我所在的北京市第二中学，虽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划成市重点中学，但学校的教学质量一直很高，学生们也勤奋努力，报考高等院校的升学率也名列前茅。校方可能出于为学生升大学着想，提前做准备，决定在高中便进行文理分科。这也是未雨绸缪的一项措施。我由衷地感激当年遇到这场变动。
文理要分科，我面临着选择。其实，长期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加上我对文学艺术的喜爱与向往，我很早就想从事文化工作。因此，我当机立断，挑选文科作为重点学习范围，作为主攻方向。莫非学文科的人就离不开小人书吗？当然不是。这又事出有因，与当年的一场社会大讨论有关。
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全国学术思想界曾展开一场深入的公开讨论，一些报刊都介入了此事。讨论是由思维方式引起的，即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异同、必要性与适用范围等。争来辩去，最后的结论大致是以下几点：两种思维方式都重要，各有侧重和自身的规律；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应加强逻辑思维，而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应加强形象思维。我选择文科，今后致力于文化工作，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因此必须培养与加强形象思维的能力。那么形象思维的形象，又从哪儿来呢？也就是说，如何获得形象思维的形象？
形象大量存在于生活中，在生活中留意观察，注意积累就可以了。同时，形象也存在于各种艺术门类中，各种艺术都是用形象来反映生活，形象性是艺术的根本特点。我那时常看电影、看话剧、看画展、看书报杂志等，获得古今中外的大量形象。但是由于条件所限，电影话剧稍纵即逝，看完就完了，时间久了就容易淡忘。那时科技水平和生产力远不如现在发达，现在可以借助光盘、录像带等媒体，借助许多图像清晰的画报，留住形象，使形象记忆处于新鲜、明晰的状态。那时没有这些现代化设备，怎么留住形象呢？
我发现，连环画非常有用，最大特点是不但提供形象，而且能留住形象，诸如古代的战争场面、刀枪剑弩交锋、兵士厮杀、马队列阵等等，古时人物的衣着服饰、建筑样式、陈设器物等，外国人的相貌、环境景观、风俗民情等等，连环画中都描绘出来，随时随地可以翻阅参考。各种题材内容的连环画，积攒多了就如同一座形象资源库，可以学习借鉴，受用无穷。
而且，由于连环画是大众普及读物，形象直观，通俗易懂，物美价廉，只要花上一两角钱，就能买到一本，因此，集攒连环画就是许多孩子都能承受、能办得到的事。我应该通过收藏连环画，不断得到各种形象，使它们越来越丰富，进而帮助自己增强形象思维能力，提高艺术修养。有了这个认识，无异于有了新的动力，我的连环画收藏，便更自觉地坚持下去。 。。
5 “老大哥”作品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与前苏联关系密切，非常友好。苏联被国人称作老大哥。老大哥不但派专家到我国来指导帮助建设，而且大量文学作品也被引进翻译过来，其中不少被改编成连环画出版。
整个求学时期正是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前苏联的文艺作品，通过连环画形式我曾阅读了不少，许多作品深受我喜爱，成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对我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思想成长和感情教育产生深远作用。
前苏联众多英雄人物，被写进文学作品，进而成为连环画主人公，他们的英雄业绩感染教育了千千万万读者，我也是其中一个。例如毅进先生绘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 &；#8226； 柯察金的事迹，还有顾炳鑫先生绘画的《马特洛索夫》，颜梅华、贺友直合绘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华三川先生绘画的《青年近卫军》，胡克文画的《真正的人》以及罗兴先生绘画的《夏伯阳》《柯楚列依》《为祖国献身》，杨逸麟先生绘画的《母亲》等等，这些人物身上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勇于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我心里播下种子，指引我在人生道路上向英雄们学习，努力做个正直的人。
还有一些伟人、名人传记连环画，也给我以启示和教益。如《列宁三部曲》之一《带枪的人》（康济绘）、之二《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康济、胡克礼分别绘画两种版本）、之三《悲壮的颂歌》（周光中绘），描写捷尔任斯基斗争事迹的《剑与火》四册（胡祖清绘），还有高尔基三部曲，由画家董洪元绘画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
由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革命取得成功后，各条战线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反映苏联人民在和平年代从事忘我劳动、献身建设事业的小说，改编成连环画后，同样吸引着我，我从中感受到苏联人民高尚的品格、为祖国贡献青春才智的豪迈性格。这方面的作品很多，我反复读过的有：贺友直、沈铁铮合绘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刘锡永绘画的《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颜梅华、贺友直合绘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杨逸麟绘画的《勇敢》，胡祖清绘画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等。
前苏联的儿童文学作品很繁荣，涌现出许多著名作家，如盖达尔、班苔莱耶夫等，少儿题材连环画也是我经常关注的读物。我喜欢的有：《马耶列夫在学校和家里》（文西绘）、《革命军事委员会》（方瑶民绘）、《铁木尔和他的队伍》（胡祖清绘）、《丘克和盖克》（陈俭绘）、《伏洛加的成长》（王亦秋绘）等等。这些作品描写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成长，他们聪明、机智、勇敢、可爱的形象长久地印在我脑海中。
除了反映二战及伟大的卫国战争内容的作品外，当年还出版了许多惊险反特连环画，歌颂了在特殊战线上同狡猾而险恶、残暴的敌人作斗争的侦察英雄，这类作品以紧张曲折的情节吸引读者。凡见到绘画出色的锄奸反特连环画，我均购买了。如颜梅华绘画的《冒名顶替》，杨逸麟编绘的《一颗铜钮扣》，罗兴创作的多部作品《雪地追踪》《深山血案》《危险的路》，以及贺友直、汪观清合绘的《一封遗失了的信》，罗盘与王弘力分别绘画的《绿锁链》，郑家声绘画的《旧教堂的秘密》，还有赵隆义绘画的《我是11…17号》，汤义方绘画的《在滨海城中》，任伯宏、任伯言合绘的《边境上的眼睛》，胡祖清绘画的《蓝箭》《棕榈上的霜》等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6 朗诵比赛
我的母校北京二中，当年不但教学搞得好，而且校方重视对学生德智体各方面的培养，因此课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在学生会倡导下，校内组织了许多社团，文艺方面有美术组、曲艺组、戏剧组、合唱队等，体育方面有篮球队、乒乓球队等。社团每周活动两次，文艺组排练节目，逢节日在校内演出；体育队则坚持训练，定期外出打比赛，为学校争取荣誉。
我那时加入了戏剧组。除了在学校活动外，还参加了设在演乐胡同工人俱乐部的东城区业余话剧团。每到周末，便去听中央戏剧学院师生们讲课，接受他们辅导，进行小戏排演。
1959年，学校里举办了一次朗诵比赛。这次比赛不同寻常，由高年级语文教研室负责，一些资深老教师出面担任评委，还进行了预赛，淘汰了一批成绩较差的学生选手，留下不多初选入榜的选手参加下一轮角逐。
学校里的朗诵比赛，参赛者多为文科班同学，因此文科班便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正在文科班学习的我，自然也成为大伙关注的目标。再说我身为戏剧组成员，参加朗诵比赛似乎更是责无旁贷的事。我抱着重在参预和得到锻炼机会的想法，积极报了名。
预赛那天很热闹，四五十个同学进场演示，我记得我没朗诵完，顶多张嘴说了两三分钟，便被打断，一位评委说可以了，让我退场，示意下一位选手比赛。我有幸进入决赛。取得决赛资格者约有10人，我们文科班占了一半。
朗诵材料由自己选定。不少参赛者从语文课本中挑选适合自己发挥的内容，也有的选了小说片断或者诗歌。我当时刚读完人美社出版、由著名画家杨逸麟先生绘画的《是谁犯了罪？》，印象深刻，受到强烈感染，于是我将这本连环画改写成故事，作为朗诵材料报了上去。
进行决赛时，轮到我上场，我深呼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面对评委席注视的目光，我平视前方，进入故事情境中。我仿佛看到四个流浪儿忍饥挨饿、苦苦挣扎，看到法庭上他们受审，却得不到正义的声援。我的情感陷入人物的命运中去，眼前浮现出那些悲惨的景象，我的语调由低缓到激昂，当念到高潮处，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我加快了节奏，保持饱满深沉的情绪说完最后一段。故事嘎然结束，留给听者思索回味的空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退场的，只依稀觉得评委席上传出议论声……
万没料到，我竟然荣获了第一名。当我从评委主任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和一尊普希金石膏像时，我再次心潮起伏，我想的更多的，是感谢画家杨逸麟先生！他用生花妙笔描绘出感人至深的故事，才帮助我得到了这个荣誉。
这次实践，我总结出两点收获：一、连环画的确是宝，它传授给我知识，让我得到美的享受，提高了我的艺术素养；二、我的身上长着艺术细胞。从此，我坚定了投身文艺工作的决心。 。 想看书来
7 攒“三国”
上海是我国连环画的发祥地和大本营，占据着连环画创作与出版的半壁江山。
解放后到“*”前，作为连环画五大出版基地之一的上海，曾有大手笔出现，那就是策划编绘出长篇套书《三国演义》，全书共60册，篇幅近七千幅。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大型套书，它的编绘质量堪称一流，以至于后来经过许多次再版、重印，成为名符其实的传世精品。
这套60开本的“三国”，1956年着手编绘，参预绘画的画家近30名，1957年开始出书，历时五年，到1961年才将60册出完。读初中时我在书店见到，便开始购买，待到上大学后，才将第一版攒齐。
事情到此远非结束，而只能说刚刚开始。大约1962年，我在学校阅览室看报纸，从《文汇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报道上海人美社要对“三国”套书进行修订，将删去几册，再补充几册，还听取读者意见，把绘画风格不统一和质量较差的，另请画家重新绘画。于是到了1964年，我又买到了后补和重绘的几册，使“三国”套书达到66册。这套书可以说是最早、最全的版本了。
1965年，上海人美社出版了“三国”套书修订版，即第二版，我因已有第一版，又有补充本，便没有再买第二版。“*”结束后，1978年推出了64开、48册版“三国”，1987年将删掉的12册又补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三国”出现大32开精、平装各三卷本。1994年出版了大32开精装五卷本。2001年出版了50开、60册全书。
仅这部沪版《三国演义》，我就收藏了以上五种版本。
与第一版“三国”几乎同时，北京的人美社策划编绘了大型套书《水浒传》，计划出30册，“*”前只出版了26册。
相比之下，我更看好“三国”。原因在于“三国”套书从人物造型到环境景致，从构图到整体设计，都更接近或符合我对原作的想象，更完美地表现出这一历史时期的群雄纷争和风云变幻。它在绘画上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注重历史性，又不乏现代感。
不妨举些例子略作说明。
《桃园结义》第54幅，张飞发怒，拔刀要进帐杀董卓，刘备、关羽在左右劝阻。画面中部主体，是张飞半身近景，横眉立目，左手握拳。这幅画动感强，有冲击力，张飞的个性刻画得生动突出。
《捉放曹》第15幅，董卓睡下，曹操乘机拔刀，画面前景右部是曹操站立，两手拔刀，中部横卧着董卓。两个人物都不见头部。这幅画突出了主体人物，动作鲜明，气氛紧张，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